朱德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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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五日，红四军在张鼎丞领导的地方武装配合下，占领了永定城。
当天下午，在赖家伺的后楼大厅里，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永定县委联席会议。朱德、陈毅、刘安恭、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参加了会议。
二十六日，在永定城关南门坝召开了万人祝捷大会，毛泽东、朱德、陈毅先后讲话。会上宣布成立闽西第二个红色政权永定县革命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会后，军民们响应联席会议的号召，拆毁了永定城墙。
当红四军主力转向永定后，从龙岩败退到漳平、永福的陈国辉残部，在五月二十五日返回龙岩。红四军前委判断：张贞和陈国辉的主力仍在广东，一时难以回援；龙岩城内的陈部，是曾遭红军痛击的残敌，缺乏战斗力；而龙岩、永定的农村土地革命刚刚开始，需要得到红军的有力支援。所以，决定以第三纵队为主，二次攻打龙岩，调动陈国辉主力回援，待机加以消灭；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仍分别留在永定坎市和龙岩西郊龙门一带，继续发动群众。
红四军第三纵队在伍中豪、蔡协民、罗荣桓率领下，同龙岩的地方游击队、暴动队配合，在六月三日拂晓迅速攻人龙岩城内。守军只有一个补充营和特务连，被痛击后逃到漳平的永福。五日，红军和地方武装在龙岩中山公园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闽西第三个红色政权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由邓子恢任主席。
正在广东参加军阀战争的陈国辉，得知龙岩再次被红军占领，大为震惊，日夜兼程地由粤回闽。红四军得悉后，决定暂时撤离龙岩，转攻驻守上杭白砂的卢新铭部的钟铭清团，引诱陈国辉主力回到龙岩，再待机加以歼灭。朱德还派出小股红军，沿途阻击陈国辉的部队，边打边退。陈国辉误以为红军不敢同他交锋，必定要退回赣南。于是，在六月六日上午回到龙岩，（47）举行“祝捷大会”，放假三天。
这时，撤出龙岩的红四军正集中主力，准备夺取白砂。白砂在上杭城东北，是上杭通往龙岩的咽喉要冲，也是一个大的集镇。当郭凤鸣部主力被红四军在长岭寨歼灭后，团长卢新铭收集郭凤鸣的残部，自任旅长，盘踞上杭。
在红四军攻打龙岩城时，卢新铭派出钟铭清团（实际兵力只有一个营）驻守白砂，作为上杭的防守前哨。
为了歼灭白砂的钟铭清团，毛泽东、朱德于六月五日在龙岩、上杭交界的大池，召开红军干部会议，具体研究作战方案。同时，迅速集结部队，严密封锁消息，为攻占白砂进行准备。
七日，红四军在闽西红军的配合下，分三路向白砂进击。这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一，恰逢白砂举行抬“定光古佛”的庙会，钟铭清对红军的行动毫无察觉。当红军发起进攻后，钟部仓促应战，纷纷溃退。经过一小时的战斗，俘敌一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支，火炮二门。钟铭情只带了二十名随从逃回上杭。卢新铭龟缩在上杭城里，也不敢出来活动。
白砂战斗结束后，红四军故意制造向江西退却的假象。六月十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沿着通往赣南的大道，开往连城的新泉。他们在新泉休整了一个星期，一面进行整训；一面深入农村发动群众，造成连城南部广大地区的武装割据局面。
陈国辉得知红军开到新泉，更深信红军将撤回赣南。所以，他回到龙岩后毫无戒备。国民党的报纸还吹嘘说：“陈国辉班师进剿”取得“胜利”，红军“败退”江西。这时，红四军前委判断消灭陈国辉的时机已到，在六月十八日悄悄进抵龙岩附近的小池，召开军事会议，周密地部署第三次攻打龙岩的作战计划。朱德回忆道：“群众都组织得很好，城外十里地就有了游击队。我们到离城三十里左右的大池、小池集中，敌人还不晓得就去打。夜晚十一点钟出发，三十里走完将将天亮。敌人一旅三千多人，我们有六千多人，统统用上去。我带两个团在左面，另一个团在右面，切断通漳州的道路，正面按上一个新编成的团。将将天光亮，恰恰完成了对城的包围，敌人出来下操，就打下来。”（48）三打龙岩的战斗在十九日拂晓打响，朱德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攻击从北门开始，伍中豪率部突袭松涛山，抢占了陈国辉设在制高点上的机枪阵地。
北门打响后，第一纵队第一支队在萧克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龙岩城南的屏障——莲花山锣石鼓阵地，消灭了一营敌军，为第一、四纵队直取南门扫清了道路。
这时，西门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着，守军凭借着街道房屋负隅顽抗。
“陈（国辉）部队与郭（凤鸣）匪不同，武器弹药充足，多系北方人，均在当地安家落户，以匪为业，多是兵痞子，虽然只一个旅的兵力，但战斗力比郭凤鸣强。”“这场巷战是极其复杂、极其艰苦的。使用兵力多，则施展不开；使用兵力少，我军既没有刺刀、手榴弹，和有刺刀、手榴弹的敌人搏斗，确实吃亏。”“这样激战了两个多钟头，虽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战斗进展不算大，而且我军也有不少伤亡。”（49）在这紧要时刻，朱德看清在巷战中逐房逐院地进行争夺，对红军非常不利，立刻传下命令：采劝掏墙挖洞打老鼠”的战术。对敌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向陈部喊话。退缩在几个大院子里的陈部终于竖起白旗，向红军投降。
红四军主力第一纵队在第四纵队的配合下，这时越过河上的浮桥，突入龙岩南门。陈国辉看到大势已去，带着少数亲信化装逃出。红四军前后三次攻占龙岩，合计消灭陈国辉部主力两千余人，“共缴步枪九百余支、迫击炮四门、水机关枪六架、手机关四架，陈国辉精锐部队损失过半。”（50）陈国辉经过这次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六月二十一日，龙岩县革命委员会再次成立，由邓于恢任主席。
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二次入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抓住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忽东忽西，灵活作战，三次攻占龙岩城，连克永定、白砂、新泉，土地革命的巨大浪潮席卷龙岩、永定、上杭、连城五县，打开了闽西革命的新局面。陈毅为此写下了《反攻下汀州龙岩》的诗：“闽赣路千里，春花笑吐红。铁军真是铁，一鼓下汀龙。”
（51）
打下龙岩后，毛泽东等在蛟洋帮助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和政治部主任陈毅联名发布《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宣布：“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
改变了过去井冈山《土地法》所规定的土地所有权属于苏维埃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的规定。“岩、永、杭三县打成一片”，“这些地方都是赤色区域。”（52）广大贫若农民分得土地后，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使闽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十四、古田会议前后
红四军第三次攻下龙岩后，得到了一段休整时间。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前委在龙岩城内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到会代表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在会上，由陈毅作报告，毛泽东、朱德等先后发言。会议通过了陈毅起草的决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和士兵代表共十三人为新的前委委员，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七大”是在粤闽赣三省新的“会剿”将要到来的情况下召开的，准备得很仓促，会议开了一天就结束了。在这次会上，红四军内部思想认识上的一些重大分歧尖锐地暴露出来，但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这些分歧的由来已久。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内，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作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一直不断。这年四月前委召开的于都会议后，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
五月初，中央军事部派刘安恭等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是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法国。一九二七年在国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送往苏联学习军事，回国不久就派到红四军工作。他的到来，对加剧红四军内部的意见分歧，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散布说：红四军领导人中有两派，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由于脱离了原有根据地，每天行军打仗，军情紧急，前委和军委显得重叠，所以一度宣布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权力集中于前委，五月间，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扩大，军队和地方工作都增多了，前委又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以刘安恭为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他刚由苏回国不久，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作法，并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显而易见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是不利于革命斗争的，自然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这时，原来在井冈山时期即存在的关于红军建设问题又开始议论起来，一些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颇有表露。”①六月八日，前委在白砂召开扩大会议，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表决，通过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也改由陈毅接任。刘安恭对此极为不满。
临时军委撤销了，但要不要设立军委的争论仍在继续，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正如毛泽东在白砂会议后几天所说：“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部要不要的问题。”
②主张建立军委的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即四军党部）”，“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③反对建立军委的却认为“现在只有四千多人的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
④因此，认为由前委直接领导就可以了。坚持要设军委的还提出，过去前委“太管事了”，“权力集中”了，前委不但“包办了下级党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并说前委领导有“家长制”倾向。而主张不设军委的说，设立军委是不从实际出发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结果，“必定是分权主义”，“分权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⑤在要不要军委这个具体问题的争论背后，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回忆说：“所谓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红军还建设不久，其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旧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带到了红军队伍中来。因而，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相反认为现在是‘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管理一切’，‘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并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建立。”他还说：“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⑥这场争论在红四军“七大”前己日见发展。当年曾参加红四军“七大”的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回忆说：“朱、毛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有争论。沿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召开过一些大小会议，在党内展开辩论，朱、毛也多次在小会上作答辩。记得一九二九年六月，部队在新泉休整时，还专门召开过两次红四军前委会，朱、毛对下面提出的批评意见作了答辩。”
⑦
林彪在这场争论中，也起了挑拨的作用。当时，林彪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他在白砂会议开会前五小时（一说是三小时）写信给毛泽东，含沙射影地攻击朱德。他在信上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⑧平时，林彪也常散布对朱德的流言蜚语。朱德同士兵的关系历来很亲密，林彪却指责说朱德“拉拢下层”。这些挑拨性的言词。加深了红四军内的意见分歧。
刘安恭、林彪当时都是纵队一级的领导干部，刘安恭担任二纵队的司令后不久，在十月间打东江时牺牲了。在这场争论中，他们程度不同地起了不好的作用。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对刘安恭、林彪都作了批评。认为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创体系到不服从中央指示。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的。”⑨认为林彪在白砂前委扩大会议前三小时给毛泽东写那样内容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