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杀了林彪-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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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到来的时候，他们就慌乱紧张，失了应有的仪态，贻笑大方了。贵族精神的实质中包含了讲究名分和尊严，也讲究责任和同情的内容。他们喜欢偶尔对平民显示居高临下的关怀，以便验证自己的地位，表示自己的优越，尽管他们对平民的利益是漠视的。北京的土贵族连这点也做不到。他们在动乱到来的时候，互相遗弃，互相责骂，互相揭发，很快就溃不成军。中国的这批人，在起义成功前发挥了农民的优秀的一面，坚韧顽强，朴实诚恳，节俭勤奋，英勇善战，等等。但是，成功以后，他们常常马上暴露出农民和市民的双重弱点：好大喜功，得意忘形，奸诈油滑，贪婪挥霍，不求进取，津津乐道于自相残杀，不顾老百姓的生计与死活。同时，他们还渐渐学习到传统贵族道德上的虚伪和文化上的封闭。如果你仔细对比一下，并且花点时间刻意观察，就能发现那些自以为十全十美土贵族实际上狗屎不如。
　　出身平民，充满野性的毛泽东热衷于农民的理想，并不甘心走旧皇帝的老路。他既是当代贵族的精神依靠和体制资源，同时又对贵族具有很大的威胁性。前者，在意识到自己是钟馗；后者，他还是要打鬼。这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他不习惯程序，希望获得自己的绝对的自由，这不是本分的贵族的保守风格。他对平民有蔑视的精神，但也有亲热的感情，他的血液是用韶山农民的染色体造就的。进入北京以后，他使用贵族的权力，去奋斗一个穷人的荒唐目标。他看不起贵族，也不愿意保护贵族，尤其是那个时候。
　　当时能够保护上层这些上层贵族安全的，就只有周恩来了。毛、林正嫌天下乱得不够，恨不得将那个秩序打翻，弄它个底朝天呢！他们当然不愿保护坛坛罐罐。城门失火的时候，顾不上池鱼了，在所难免。愿意保护贵族而又具备权力和文化条件的，其实只有周恩来一个人。周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如果能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能够保护那些人－－那些可以写进历史的有价值的人物－－他感到甜蜜、幸福、值得。
　　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北大红卫兵冲进政协、人大常委章士钊家中，把章吓得面如土色，眼睛发直，嘴唇发青。他找到周恩来，哭诉了悲惨的情景。周募地站起来，说：“这还了得！我马上去找主席去。”
　　周恩来对文化界的上层分子很注意保护。一发现这样的事情，他就不由得激动起来。他觉得责无旁贷义不容辞舍我其谁。但是，谨慎而聪明的邓颖超打了个手势，把他止住了。
　　章士钊看见了，悲伤地说：“小超啊，难道你看见这样的事情能无动于衷吗？”
　　邓颖超说：“老人家你放心，这件事我们不会坐视不理。你等我们的消息吧。”
　　章先生走了，邓颖超才对周恩来说：“你这么就去主席那里，他会怎么想？如果落下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感觉，就是非常危险啊！”邓颖超的话提醒了周。周想了想，打电话给章先生说：“群情见上达，然后下行。现在受冲击的不止你一个人。如果章老能带头反映一下，我就好办了。主席欠你的人情啊。”
　　当年毛泽东穷困潦倒时，曾向章士钊借钱。尽管那时毛名不见经传，但章士钊不愧是有眼光的人，他预见毛泽东大志有成，当时不过是英雄处于危难之中。于是章当即借给毛一万块大洋。这个数目在当时是很大很大的，现在也还不能算小。解放后，毛不忘他的恩情，每年给章先生一万元人民币还债。
　　根据周恩来的提示，章老向毛主席写了信，恳求毛泽东“在可能的范围内支援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接到章老的信，当即批示：“这类人应当保护，请总理酌情处理。”
　　周恩来一看主席的批示，笑着对邓颖超说：“果然不出你之所料。”
　　根据毛的批示，周不仅保护了章士钊，而且保护了一大批名人。他们被接到北京三□一医院去休息，以免红卫兵的侵扰。周恩来、邓颖超为此用心良苦。当时有些人脾气倔强，不肯离家，如傅作义、蒋光鼐、何千里等。邓颖超就派解放军化装成红卫兵，到那些人家去说服。这些行为并非完全出于理智，更多的是出于感情。本能告诉周恩来，那些人才是他们的朋友，才是他的权力基础。当这些人有难时，周恩来会有一种冲动，那是发自潜意识的热情，是他的精神本能。当红卫兵要冲击宋庆龄住宅时，邓颖超甚至义无反顾地奋勇当先，堵住宋氏家门。
　　读者应当没有忘记：在大量农民饿死的时候，邓颖超问周要不要向毛泽东报告，周为了自己的安全，阻止了妻子的行动。周大概认为那些微小的生命绝对不能和贵族相提并论，或者说，因为那些生命而阻挡毛泽东太不值得。
　　毛家湾的幽暗的林彪办公室里，秘书正在给林彪讲文件。
　　“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北京市一些学校中的高干子女学生，组织了‘红卫兵全国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他们的口号是：‘*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难道那些立过赫赫战功的老前辈都错了吗？’等等。”
　　“详细一点。”林彪很注意这个情况，希望了解得多些。
　　何一伟没有细致的文字细节，只好根据记忆向林彪讲述当时甚嚣尘上的关于血统论和特权的争论。一九六六年底，社会上出现了一幅著名的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浑蛋；横批是，基本如此。他们的主要观点就是血统优越论。
　　当时与这个组织对立最厉害的是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这里的学生多数出身于中下层知识分子家庭，激烈反对贵族特权。联动的对联中所说的“英雄”其实就是指那些参加共产党和国内战争而现在当官掌权的人。这两个学院的学生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根正苗红”，但是并不认为共产党血统高尚。他们对这个对联和整个联动的方向持激烈反对态度。当时在北京敢于集团性地反抗这种血统论口号，与贵族子弟对抗的，就只有这两个学院。两个学院是联动势力的眼中钉，也是当时平民意识的堡垒。
　　秋天，北京发生了中学红卫兵包围美术学院三天三夜，进行出身问题大辩论的壮观场面。出来辩论的，先要讲什么出身。如果出身是“黑五类”，就证明他们当然是要反对血统论的狗崽子；如果是出身“红五类”的，就被诬蔑为叛徒、忘本、糊涂虫。
　　何一伟还插叙了一个小故事。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参加了反对血统论的辩论。她一上台，对方（即联动）问她是什么出身。邓林不说，不好意思。对方硬*，她说“我的出身很好”。下边以为她不敢说出来，就开始嘲笑。邓林只好说：“我是邓小平的女儿。”当时邓小平如日在中天，是主持中央工作的二号人物，照联动的观点，当然的英雄，可他的女儿却不相信血统论。邓林说：“马克思、列宁、恩格斯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那怎么解释？”把对方给镇住了。
　　“邓林说得对。”林彪说：“归根结底，那些人是对文化革命不满。毛主席说过，我们党内有个贵族阶层，有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的就是要整那些人。这些孩子就是那个贵族特权阶层的保皇派。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孩子，是不会拥护这种反动的血统论的。联动为贵族老子翻案，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根据林彪指示，公安部长谢富治宣布该组织为反动组织，将一百三十九人打入半步桥监狱，其中有董必武、贺龙和陈毅的儿子。
　　林彪和叶群也没放松贺龙。林彪把罗长子处理掉后，由于周恩来玩弄政治功夫，将大事化小了。贺龙调动军队的事被确定是“为了维护北京秩序”，“谈不上和三十八军对抗”，“没有搞政变的意思”，过去了。林彪相信，虽然毛泽东暂时把贺龙放下了，但并没放心贺龙，毛泽东不放心任何随便动枪动炮的人。
　　六六年九月的一个晚上，叶群将人民大会堂的警卫队长老宋叫来。
　　叶群对宋队长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贺龙是黑司令部的，想搞政变，对不对？”
　　老宋说：“我们听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挥。我们紧跟红色司令部。”
　　叶群说：“贺龙二月兵变失败后，在体委系统销毁一百二十部电台的事。你知道。”
　　“知道是知道，可也是听人家说的。”老宋支支吾吾地说。
　　“打倒贺龙，揪出坏头子，就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消除一个大隐患。是不是？”
　　叶群按照和小孩子讲话的逻辑朝下推理。老宋只能点头，不能摇头。
　　叶群对宋队长说：“那么你就写个揭发材料吧。”
　　宋队长犹豫了一下，说：“事情是有。揭发材料叫别人引用我的话写吧。”
　　叶群已经防备这一手，早就故意安排秘书何一伟在场。
　　何一伟根据叶群吩咐，写了一份证明：某月某日，我亲自听宋队长说，贺龙销毁了一百二十部电台……
　　何一伟是个精明的人，他怕这事属于捕风捉影，将造成一位将军的冤枉！万一这个案子是污人清白，贺龙要整何一伟，那还不等于捻死一个蚂蚁！再说，致人冤屈也有违良心。他写完证明后，于心不安，在关键的句子下偷偷划了黑线，又写了个字条，说这些话是受叶群指示写的。
　　幸亏叶群没有发现那个字条。她把材料随便翻了翻，就心不在焉地放进档案里边了。何一伟知道，如果被发现，他的下场会非常糟糕。这些秘书啊，个个都是在虎狼窝里混日子。主子好，他们不见得怎样飞黄腾达；主子垮台，他们却一定没有好下场。
　　就在何一伟忐忑不安时，住在反帝路十七号的贺龙要求会见林彪。叶群一听说贺龙要来，吓坏了。她对警卫说：“贺龙有个小手枪，如果他向首长开枪怎么办？这个人没有文化，最近首长开军委常委会又没让他参加，还有……能有不透风的墙吗？他一定是恨死首长了。当然这个人实在很够呛。不仅搞兵变，而且诬蔑我们首长，说什么：一个怕光、怕水、怕风的人，怎么能带兵打仗等等。反正情况很危险，你们要注意保卫首长。”
　　警卫加紧准备安全措施，各种方案，各种可能，各种后果。
　　林彪并不知道这些。他在大会堂浙江厅会见了贺龙。
　　何一伟问林彪：“首长，要不要记录。”
　　林彪挥手拒绝了。他在客厅里单独和贺龙谈话。
　　就在那墨绿色的帷幕后边，是十几只油亮的枪口。
　　贺龙苍老多了，神情憔悴，背都驼了，完全没有电影上说的那种叱吒风云的豪爽。林彪和贺龙对面坐在客厅里，就象两个不需要寒喧的老朋友。贺龙说：“自从进入六六年，我就倒霉。人家说六六大顺，我怎么一点也不顺？”林彪稍微欠了欠身子，没说什么。贺龙继续说：“有些事情我弄得不好，需要检讨；但也有些事情，是根本没影的事。别人栽赃到我身上，简直是跳进黄河洗不清。洗不清，我也就不洗了－－哪里都有屈死的鬼！”
　　林彪轻轻地叹息，好象同情贺龙似的。
　　叶群布置何一伟去帷幕后面偷听，何一伟不敢。
　　叶群轻柔地说：“没有什么可怕的，你怎么这么胆小呢。”
　　看见何一伟不动，叶群又说：“在我们自己家里呢！如果叫你去执行别的任务……”
　　何一伟只好遵命。但他要求和孙志民一起去，将来有个说明。
　　叶群说：“也行，一个人记一句，回来凑齐。”
　　何一伟和孙志民找了笔记本和钢笔，被叶群夺下来扔了。
　　两个人做贼心虚地靠近帷幕，那里的士兵对他们挤眉弄眼。
　　林彪说话了：“北京很复杂。但是，快有眉目了。”
　　贺龙说：“我到底也不知道文革为什么要弄这么大的动静。”
　　林彪说：“毛主席的话，我们要紧跟。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大概因为林彪的话太笼统，贺龙又回到具体问题上来。贺龙说：“国家刚建立十几年，即使这十几年什么都正常，也还不足以具有强盛的国力。现在又动大手术，如果破了元气，将来就难以恢复。”
　　林彪说：“就象打仗一样。总要有所消耗。不损失一些，就没有胜利。”
　　不知谁弄出一点声音，虽然不大，但何一伟和孙志民都听见了。
　　他们怕再弄出什么动静来惹得林彪不高兴，就悄悄地撤出去了。
　　叶群问秘书们：“你们听到了什么？”
　　两位秘书搜肠刮肚地汇报了。叶群说：“不可能，不可能。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谈个人问题的嘛，怎么会只谈国家利益，不谈自己的事呢？”
　　何一伟说：“贺龙说了，洗不清就不洗了。”
　　叶群说：“再去，你们再去，下面肯定就是谈那个兵变的事情了。”
　　这时，林彪喊叶群送客。
　　叶群看见贺龙和林彪紧紧握手，觉得很奇怪。
　　贺龙走后，林彪对叶群说：“你这女人，不要小人见识！”　
第九章　将相不和
　　　　文革的烈火彻底地被扇动起来了。
　　青年学生年轻幼稚，血气方刚，本来就易于驱动。加上这批人受革命教育和红色熏染多，容易参与反“四旧”之类的活动。当时，升学机会已经被剥夺，学生也没有什么好干的。最初，很多人希望以积极参加文革获得良好的政治评语，以便将来参加升学考试，或者入党入团。再说，学生出身大多是平民，对秩序和等级本来就反感，他们不满现实，斗争贪官打倒掌权者，可以缓和对官僚与社会的不满。毛泽东对这种一举两得的情况，是早就琢磨清楚了的。利用红卫兵制造大乱，毛泽东胸有成竹。
　　红卫兵的纲领其实只有一句话：跟毛主席干革命。青年人将下面的口号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关心国家大事，防止修正主义；革命不是绘画绣花；青年人要到大风大浪中锻炼；斗争可以免疫；不要怕犯错误。
　　不难看出，他们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但精神上还戴着沉重的宗教式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