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小 平在江西的日子-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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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后的1970年秋，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就在这次会 议上，林彪一伙为抢班夺权而大闹庐山。为此，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 批判了原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揭露了林彪集团的篡权阴谋。 庐山会议期间，实际上起着 “秘书长”作用的周恩来异常忙碌、紧张。 陈伯达等人事发后，他曾连续工作达三十多个小时未合眼，终因过度疲劳导 致心脏病发作，在场医务人员立即进行抢救。…… 然而，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周恩来却想起了住在离庐山不远的邓小平 ——这位二十三岁就担任中央秘书长的办事果决、举重若轻的老战友！ 一天，他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 “这里（指江西）现有我两个熟 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云 （即周总理保健护士，当时在卫生部江 西 “五·七”干校）；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 个 ‘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 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尚羽翼丰满、权力炙手可热的1970年秋天，周恩 来竟直呼还戴着 “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见 邓在周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 （三） 971年9月13日凌晨，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荒漠里的一声猛 烈爆炸，历史宣告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这个 “文化大革命”中孕育出的怪 胎的彻底覆亡。在处置惊心动魄的 “九·一三”事件的前前后后，周恩来以 其毕生所铸就的信念、智慧和忠诚，全力辅助毛泽东，保护毛泽东。 同年11月5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他们“下放劳动”的新建具拖拉机修 配厂内， “享受”了一次相当“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和该厂全体工人 一起听中共中央 《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9月18日）的文件传达。这
时，已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五十余天了。对此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饱经风 雨的邓小平只对家人说了八个字： “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 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实际上是对经历了五年多劫难的党和国家的 “创伤” 做某些 “愈合”工作，是一次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初步纠正，就在领导 这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对在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 的广大老干部给予极大的关注，千方百计为他们的 “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 条件。 972年1月6日，长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 毅元帅不幸病逝。1月10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 举行。由于毛泽东亲临追悼大会，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其 本身的含义。在同陈毅亲属的谈话中，毛泽东连声称陈毅 “是一个好人”， “是一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要是林彪的阴 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和时任第九届中央 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 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 “对立面”。 对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 “定性”，正是他期待已 久的一个信号。他深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 放”，势必会带动一大批 “文革”中犯“错误”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此 时，他多么希望这些老同志早一些得到 “解放”啊！ 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 “评价”传 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 “捅”出 去。 同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 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 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 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这里，周恩来又进了一步：他直接将邓小平划到了林彪一伙的对立面， 实际上等于说，邓也是属于毛泽东所说的 “我们这些老人”之列。 同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惩 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其中写道： “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 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 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 ‘团 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 “正如得过伤寒病 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 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可以看出，这些文字，在当时都是有根强的针对性的。 据邓小平女儿毛毛撰文回忆，正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 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随后，中央又批准邓小平 提出的关于让其子邓朴方回京治病的请求。 这一年8月中旬，毛泽东作出了前面提到的关于邓小平问题的至关重要
的批语。照常理说，邓小平的 “解放”已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这时，一向令人难以捉摸的中国的政治风向突然又发生了逆 转。 （四） 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在 这之前，批判极左思潮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和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进行，并且在 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但是，从7月中、下旬起，当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涉入 “文化大革命” 的重灾区——文教、科技界之后，便立即遇到重重阻力，受到巨大干扰。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这些单位和部门从 “文革”一开始便 首当其冲，并长期为江青等人所严密控制；同时也是由于生产 “精神食粮” 工作者的特性，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难度。对于经历了数年动乱之苦的广大知 识分子来说，思想认识上的顾虑和障碍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例如， 1971年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的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 估计” （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 彻执行”； “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便如同两副巨大的精神枷锁，令广大教师透不过气来。 为此，1972年的7月下旬，时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副校长） 的周培源直接上书周恩来，向中央反映了该校教师中的各种思想状况，引起 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月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大型会议上提出：各单位都要 好好批透极左思潮；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认识不清楚，就还会犯错误。 随即，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从教育、科技、宣传等部门入手，具体帮 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力排干扰，扫除障碍，推动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深入。 周恩来坚决要求批判和肃清各个领域、各个单位极左思潮的举动，引起 与 “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一伙人的极大恐慌和不安。 同年9月，姚文元居心叵测地一连几次删去由周恩来审定的 社论稿中 “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 0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根据周恩来多次指示，由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发表的批极左的文章横加指责，无限上纲，称之为“一股修 正主义的回潮”。 1月底，在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上，江青、张春桥又再次对“批判极左思 潮”发出诘难，竟挥笔质问周恩来， “批林（彪）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 主义？” “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 利”。云云。实际上是挑明了这场斗争的实质， 即：批极左不是维护“文化 大革命”，而是否定 “文化大革命”。 2月中旬，正当周恩来与江青一伙之间在批极左问题上斗争相持不下的 时候，毛泽东亲自出面对 “争论”作出最后裁定，指出：极左思潮要少批一 点，批判林彪应批其极有实质。 至此，周恩来领导的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便被迫 中断。 从事情的内在联系上看，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邓小平“复 出”一事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对周恩来来说，“解放”在 “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广大老干部，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正是他提出的批
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方面之一：而邓小平的复出，无疑将对这场斗争产生极为 有利的巨大影响。 对于江青一伙来说，凡是不利于 “文化大革命”名声的事情，都必然坚 决反对，其中，不仅包括批判极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老干部，特别是“党 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复出”。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在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上，便悄悄地集中 了党内对于 “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样，虽然有了“最 高指示” （即毛泽东的重要批示），却迟迟不见“下文”。拟乎这件事情就 这样过去了。 （五） 就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被 “搁置”了四个月之后， 1972年 12月18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 （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 是林彪故意适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俚还是好同志，应该让 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 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 次。 周 恩 来一九七二·十二·十八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提及毛泽东于 “昨晚”（即12月17日）谈及谭震林——这位1967年“大闹怀仁堂”的主 要代表人物是 “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即回京安排工作。同时，又 着意提到邓小平。 从字面上看，毛泽东 “昨晚”的谈话中未必提及邓的回题；而周恩来信 中却强调毛泽东过去“曾提过几次”，其中，自然包括四十月前他对邓小平 来信作的长近二百字的批语。周恩来之所以旧事重提，要求 “考虑”邓小平 的问题，正表明他对这件事情的不同寻常的关注。 正是从周思来写这封信的时候开始， “批判极左思潮”的字眼从他本人 的口头上和文字上消逝了。但是，周恩来却在思想上、在行动上继续坚持肃 清极左路线流毒的工作。解除一大批在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的 审查和囚禁，治疗他们的疾病，恢复他们的健康，已成为这一时期周恩来工 作的重心。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 “文革”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 前、聂荣臻、鸟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样、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 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的 监护，得以往院治疗。由此，带动出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 领导干部先后复出、复职。 对于解放老干部，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解释：“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 ‘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 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 “从上到下”，最“上头”为谁？此时非邓小平莫属。自毛泽东作出关 于邓小平同志的“八·一四”批示后，周恩来原本打算先树起这一最大的“标 杆”，以明确政策，“解放”一大片。而当批判极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
化大革命”这一 “难点”后，他不得不绕开“难度大的”，走“先易后难” 之路；即选择 “薄弱环节”进行突破，继而打开全局。 （六） 终于，历史叩开了邓小平 “第二次复出”的大门。 973年2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 北京。当然，这也许已是一贯沉稳而不动声色的邓小平早在预料之内的事情 了。几天后，邓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三年多时 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 “将军楼”。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 排好邓小平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 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 《决定》稿。 自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 小平的问题。尽管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然而，最终的结果是，1973年3月 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 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就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复职的 《决定》的当天，周恩来正式向中 央政治局请假，要求 “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 周恩来的这个举动说明了什么呢？ 自1971年 “九·一三”事件后，在 亲自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 身体每况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状，1972年5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 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诫。同时， 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毫不在意，仍坚守 岗位。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