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小 平在江西的日子-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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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居住的小楼灯光闪烁。　　　　　　三位老人很快适应了这种新的生活。他们互相体贴、照料，争着做家务　活。三人中的壮劳力是时年六十五岁的父亲，所以那些清扫拖地、劈柴砸煤　之类的工作，自然由他来做。母亲身体不好，血压的高压常在二百左右，但　她下顾头晕病痛，抢着做最累最脏的活。母亲时常犯病，卧床不起。每当此　时，父亲总是力她端饭送水，细心照看。三位老人年龄相加已有二百余岁，　他们相互之间体贴、爱护、患难与共的情景，令人感动。我的祖母是四川嘉　陵江上一个船工的女儿。解放前兵荒马乱的生活，磨练了她那坚强的性格。　解放后，她一个接一个地带大了我们兄弟姐妹，几十年如一日辛勤操劳。“文　革”以后，她和我们几个孩子一起被扫地出门，从家里撵了出来。她毅然担　起全家在逆境中求生存的重担。在那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她受尽了屈辱、歧　视，但她坚强镇定，不畏艰难，成为我们几个孩子生活的中心。到江西之后，　她更是做饭、洗衣，努力替我父母分担忧愁。她一字不识，但一辈子生活际　遇的坎坷，使她养成了深明大义、明理豁达的性格。在那几年中，她能和父　母一样地保持那种平和远视的乐观气质，使这个新家格外得到了镇定与生　气。　　　　　　生活刚刚安顿下来，冬天已然来临。南方的冬季，又无防寒设备，冷起　来室内常常结冰。母亲的身体愈加不好了，甚至整日卧床不起。这是一个多　
　　　　　　　

么难过的寒冷阴暗的冬天！但三位老人齐心努力，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为　了对付寒冷，父亲居然每日用冷水擦身。我想，只有精神上不畏寒冷的人，　才能战胜严寒。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严冬已过。一阵绵绵不断、下得人心烦意乱的春雨　过后，南方的春天一下子就来了！青草从红上中刚刚钻出，瞬间便连成了一　片。那满山的山桃花也都蕾绽花开。从窗中望去，在起伏的山丘上，一团团、　一片片，如云如烟。梧桐新叶初发，很快便浓荫遮路。雪白的桅子花沿路皆　是，馨香四溢。政治的风暴可以扫荡人们的生活，可以冲击人们的心灵，但　挡不住自然界这一片盎然春意。春光不可负，春时不能误。在我们的小院子　里，三位老人乘着春雨浸润的土地，拓出了一片下小的菜地，种上了白菜、　胡豆、辣椒、丝瓜、苦瓜等各色菜蔬。自有了这一片菜地，父亲每日总要抓　紧时间在园中劳作，挖土、施肥、浇水、锄草，常常干得大汗淋漓。随之而　来的是江西素有火炉之称的盛夏，真是烈日炎炎，酷热难当，但在三位老人　的精心耕耘下，在砂石地上开出的菜园竟然郁郁葱葱、果实累累，使人采之　不尽。在楼房后面，祖母还养了几只鸡。这几只小小的生灵似平特别招人喜　爱、善解人意。父亲在院中散步时，它们常常结队而行，跟在人后咕咕作声，　使小院里增加了不少的生机。那时因　“走资派”的罪名，父母的工资早被扣　发，每月仅给他们发一点生活费。他们自己省吃俭用，还要节省一些钱以供　当时插队的我和弟弟作为探家路费之用。在经济拮据的时候，养鸡种菜，也　的确补充了一些生活所需。　　　　　　按监管规定，他们三人平时不得随便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在这个不　大的活动天地里，他们的生活倒也很规律。父母二人每日上午到工厂劳动，　下午三人在园中耕作。晚饭后，清扫完毕、三人便围坐在一起听新闻广播，　然后父母亲读书看报，祖母就做一些针线补缀之事。父亲和母亲非常喜爱看　书。离开北京时，经过批准，他们带来了几乎全部的藏书。在那谪居的日子　里，父母抓住时机，勤于攻读。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至深夜。那几年之中，　他们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　“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对　他们来说，能有时间如此坐下来读书，确也是难得的机会。我们到江西探亲　时，父亲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典故，有时还出题考我们，母亲也时常给我们　讲述、议论一些书中精辟之处。在读书中，他们抚古思今，收益不浅。我父　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　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　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下感到空　虚与彷徨。在江西那段时间，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　971年在父母的申请下，我的哥哥被批准到江西与他们同住。我哥哥是　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文革”中因父亲问题的株连，于1968年被聂元梓　等开除党籍，迫害致残。几经辗转，被送到北京清河社会救济院。在那种拿　人下当人的日子里，象他这样戴着反革命帽子的残疾人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是　可想而知的。那时他身体十分衰弱，胸以下肢体瘫痪，时常高烧。他无权享　受大学生的待遇，自然没有工资。在救济院里，他每日只能躺在床上，用铁　丝编字纸篓一类的东西挣点零用钱，处境异常悲惨。父母在得知哥哥的情形　后，十分悲痛，不得不写信给中央，申请大哥到江西同住。在历尽劫难之后，　哥哥总算回到了父母身边。三位老人对哥哥的照料十分精心。母亲把全副的　爱倾注到儿子身上。她不顾自己身体不好，每日为哥哥端饭送水，日常料理　
　　　　　　　

都由她来做。父亲则给儿子擦澡翻身，做最重的活。祖母也总是努力做可口　的饭菜给他补养身体。哥哥自己也克服身体障碍，尽量锻炼自理能力。虽然　多了一个人就多了一份辛苦，但大家同甘共苦，互敬互爱，竟使生活热闹丰　富了起来。　　　　　在我哥哥坎坷的境遇中，我要特别提起一个人，一个与我哥哥素昧平生，　但因路见不平而奋力相助的人。这就是北京外文印刷厂的王凤梧师傅。1969　年，王师傅随他们工厂的工宣队进驻北大，被分配负责我哥哥那个班的工作。　当时我哥哥已经致残。王师傅曾到校医室看望过他。凭着一股朴质的正义感，　王师傅对我哥哥十分同情，认为应给予起码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治疗。在当时　那种政治气氛下，王师傅当然是无可奈何的。但以后几年之中，无论我哥哥　辗转何处，王师傅都坚持去看望，问寒问暖。哥哥去江西后，王师傅便不断　地向上写信、申诉。到北大，到市委，四处奔走，呼吁给我哥哥治病。在那　黑白颠倒的非常时期，能这样不顾政治压力，甚至不顾危险地为象我哥哥这　样处境的人说话，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一定知道，这需要怎样一种正义感，　需要怎样一种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胆量呀！从那时起，王师傅和我哥哥就结　成了患难之交。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父亲恢复工作以后，王师傅一家人没　有向我们提出任何一个要求。我们全家人都十分感激王师傅在困难之时给我　哥哥的帮助。我们全家人更敬佩王师傅及他一家人那种中国工人阶级正直、　勇敢、纯朴的可贵品质。　“文化大革命”的狂涛中，沉浮着各种各样的卑劣　小人，他们就象浪花边上肮脏的泡沫。但无论是巨浪，无论是泡沫，都永远　吞蚀不了、淹没不掉大海岸边黄金一样的沙粒。千千万万象王师傅这样正直　的普通的中国人，正是我们国家、民族于危难中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我的父母到江西后不久，在他们自己的申请下，被安排到新建具拖拉机　制造厂参加劳动，这个工厂离我们的住处仅二十分钟的路。父母二人每日上　午到厂劳动半天。父亲作的是钳工。他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就做过钳工，　虽然时隔多年，他干起活来还是那样的认真、熟练。母亲则是做拆洗线圈的　工作。父亲当时是　“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所以每日上工都由人持枪　押送，在工厂也是被实行　“不许乱说乱动”的监督劳动。尽管如此，对他们　来说，这总是长期与世隔绝以后得到与外界、与社会、与群众接触的机会。　开始的时候，厂里的工人是怀着好奇的心理来观察他们二人的。时间一久，　两位老人的言行举止、劳动态度以及他们的为人，深深感动了工人们。工人　们对这个　“大走资派”的隔阂逐渐消除了。共同的劳动生活使他们对他产生　了同情。随着时日的增加，工人们与我父母之间的情谊愈加亲密起来。工人　们在劳动中、在生活上时常关心和帮助两位老人。我记得，工人师傅常常送　给我们一些做米酒的酒药等生活用品，还帮我们磨米粉。父母上工的路上有　一段十分泥泞。父亲已是年近七十的人，难免步履不稳，有一次滑倒摔了一　跤。工人们知道了，立即悄悄地连夜把那段路修好了。还有一次，那是我弟　弟第一次从插队的山西回来探亲，一家人团聚真是高兴了一场，不久假期己　满，那天早上下小雨，送走了弟弟之后，父母亲照常上工。弟弟的走，无疑　使父亲十分难受。上工后不久，父亲突然面色苍白、冷汗淋漓，不能支持了，　工人们看到后，立即扶他躺下，拿自己的糖冲水给他喝，又照料着用拖拉机　把父亲送回家中。三年之中，我父母虽是在这个工厂里劳动改造，但工人同　志们却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关心和爱护。在工厂劳动期间，劳动的本身锻炼　了父母的体魄；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接触，更使他们了解人民群众和当时的社　
　　　　　　　

会状况，并从工人同志中得到了最好的精神安慰和支持。在这几年之中，无　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冬，他们去工厂上工从不间断。　　　　　　值得记忆的是，就是在这个工厂里，父亲自被打倒以来，首次享受了一　次　“政治待遇”——和工人一起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在江西那种被软禁的环　境里，政治消息极其闭塞，　　1971年　10月1日，身为“副统帅”的林彪竟　然没有出席国庆活动，当时我们就感到十分诧异。　11月5日，突然通知我　父母去工厂听传达中央文件。我们在家中等待父母时，因不知是福是祸，真　是急得坐立不安。好不容易等到中午时分，父母二人回来了。因监视的人在　场，他们什么也没说。母亲把我拉到厨房，用手指在我手心写了“林彪死了”　四个字。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但又无法发问。直等监视的人吃饭去了，我　们全家才聚到一起，听母亲讲述文件内容。父亲显得兴奋和激动，他只说了　一句话：　“林彪不亡，天理不容！”随后，父亲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坚　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林彪的自我灭亡，在历尽劫难的　“文　革”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事件，对我父亲的政治命运，无疑也具有深刻的　影响。　　　　　　自此以后，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　步好转。林彪在江西的爪牙程世清倒台后，新省委白栋材、黄知真同志探望　了父亲，撤换了态度恶劣的原监管人员。于是我们的生活气氛变得轻松了一　些。不久，中央根据我父亲的请求，同意我哥哥回京治病。我送哥哥回京之　时，适逢1972年　“五一”节前。一天，有个朋友告诉我，王震同志叫我去。　在此以前，我虽从未有幸见过王老，但久仰　“胡子叔叔”的大名。当我到北　太平庄他的住地时，只见一位削瘦的老人急步迎了出来，一把握住我的手，　十分热情地问：　“爸爸好吗？”当时我忍不住热泪盈眶。胡子叔叔详细地问　了我父亲及全家人的情况，他让我回江西转告我父亲，毛主席对我父亲是有　区别的，并说他自己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我父亲出来工作。胡子叔叔还　留我在他家吃饭住宿。自　“文革”以来，从我成人开始，便历尽那非常时期　的世态炎凉，但此时此刻，在胡子叔叔这里竟然受到如此的关怀、如此的厚　待，实是令我感动万分。胡子叔叔在那种时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挺身出来　力我父亲说话，怎能不令人敬佩之至、没齿难忘呢！胡子叔叔的这种以正义　勇敢、豪情侠胆著称的品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回到江西把这　些告诉父亲后，父亲也是十分感动的。　972年底，我的父母被安排到江西井冈山等地参观，父亲的老秘书，从　二十岁起便追随我父亲、　“文革”中受尽了磨难、当时正在江西干校劳动的　王瑞林同志获准随行同往。父亲一行游历了井冈山，凭吊了革命遗迹，重访　了瑞金等地，在赣东北的行程中，还参观了闻名中外的瓷艺之都——景德镇。　可惜，景德镇瓷厂竟为林彪、程世情一伙改成了制造什么　“水陆两用车”的　工厂！车未造出，精美的瓷艺却几乎破坏殆尽。他们参观的时候，瓷厂的工　人们正在努力恢复瓷器生产。工人们热情地欢迎父亲一行，并送给他四个特　制的花瓶。我的父母十分珍爱这凝结了工人同志们心意的礼品。这四十美丽　的瓷瓶，随着我父亲经历了第三次政治起落之后，现在还摆在父亲的办公室　内。　　　　　　在江西的这一段时间里，父亲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　分规律地围着我们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　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然　
　　　　　　　

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我时常看着父亲，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　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　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　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育成熟，是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　最充分的准备呢？　973年2月，中央通知我父亲回北京。在江西度过了整整三年多的时光　后，父母亲带领我们全家人于2月20日乘火车启程，踏上了返回北京的路程。　去江西之时，只有孤零零三位老人。离开江西时，竟有祖孙四代近十口人了。　我们全家人对这曾经羁旅三年之地，对那红砖楼房的小院，对江西的一草一　木、一人一物，都充满怀恋之情。　　　　　　车速飞快，汽笛长鸣，北来的寒风已然拂面。中国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