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笔记 by 艾奥莉拉-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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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三那年认识了他。他是慕尼黑来的交换生，比我低一级。欢迎会后他抓着我抱头痛吻，用浓重的巴伐利亚口音打着响鼻，说重感冒在身不便行大礼。谢谢感冒病毒，让他简化了礼仪。
那年的交换生里有不少青年团员，组织让本地生一帮一的接待他们。由于他那极其特殊的打招呼方式，当支队长问我对谁最有印象时，我就脱口而出了这小子的全名。
他第二天就跑到我租的公寓里安了窝。
那天他提着“反应颠沛流离的波西米亚人的生活”的花布袋出现在我家门口，大喊“这里怎么干净得像停尸间”，我从不知道寄人篱下也可以这么趾高气扬。
他真的把这里当成自己家，试图用随处乱扔的衣服和鞋袜来对床和桌椅让它“变得更有人味儿”，虽然在我的威逼之下没有得逞。
但某天当我从实验室回来时，却看见屋顶的吊扇赫然变成了火红色。
“被这种颜色的风扇吹着，是多么的温暖啊！”
我真想拧开消防水栓把他冲出去。但我们居然这样住下去了，除了他间断性发作但终告流产的“创造”之外，也算安平无事。
他学艺术史，文科生的课程少，他进而把十点以前的课全画了删除号，取而代之的是通宵不知所踪。自然界的智慧永远超过那些高喊“为德意志的犁取得土地”的人类，在这个仅有一张卧榻的小房间里，只需调配生物的作息习性就能解决生存空间的问题。
说到艺术史，海德堡在个学科没有太出名的教授，那反而是慕尼黑的传统强项。对此这家伙笑出整排牙齿，“如果教授太牛，学生就无处开荒啦。”
“教授不就是教你的人么。”
“是谁教会莫奈画画？谁教会兰克书写历史？”
“没有第谷，就不会有开普勒和他的三大定律。”
“那就给我一个第谷！让他去搜集堆垛成山的资料，由我来当那个从资料中提炼出宇宙真理的开普勒。”
我想告诉他，没有玻尔就没有哥本哈根学派，但这个文科生不懂物理。他倒是说对了一点，那些认为学生非得在自己的牵引下才能够行走的人，其实也没有懂得取得智慧的正确方式。
他还用怪诞装束来证明自己和艺术的关系，并给出一个地理名词以蔽之，“波西米亚”。我不明白为何他要用法文来念这个词，这个地方位处苏台德东南，讲捷克语。
我的公寓是一座两层小楼的二楼，格局并不规整。我用尽办法使它看起来像一个立方体，埃尔文则致力于破坏这个立方体的空间结构。宇宙定律每时每刻都在这里横生，他制造熵，而我和一切终归徒劳的人类文明一样，试图把熵灭绝。
这让我想起玻尔的“互补性”。不单微观世界如此，宏观世界也是由彻底相反、但并非二分对偶的物质组成的，它们互斥又互补，却绝不构成一个整体。
“就像A小调和C大调，”他歪歪扭扭地哼着曲子，“两种基本的韵律，永远不可能同时演奏。”
“听不懂。”
“就像语言和……”我不太记得他使用的术语，他指的是语言无法到达的领域。因为一切能用语言表达的认知都是语言本身，而在这之外的东西是人们无法涉足的。
我表示仍然听不懂，他变得非常高兴，声称要是听懂了则我们之中必有一个是疯子，然后他又换了一个比喻。
“就像我和你。”
“这是循环论证。”
我用“互补性”来概括我们的关系，而他用音乐调式和语言学。我诚然是那个“语言无法到达的领域”，我们相处时多半是我在听，一知半解，哑口无言，虽然鲜少赞同。
但我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态度，这些行动也时常遭到他的猛烈抨击。最激烈的一次是我决定加入警卫旗时。我们本来应该告别，但我看见的是他咆哮而后负气逃跑，他则看见我无法推翻他的论证，却固执己见。
后来我们各自发现，行动何尝不是一种语言，而信任自我正是信任彼此。
而在这之前更为漫长的时间里，我们一同享有年少气盛。
那些年少的日子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王座山的背面蒿草丛生，那里没有俯瞰巴符公国旧土的城堡，自弃于尘世之人却一再踏访。“而历史恰恰是在这些超脱之人的脚下延伸的。当格尼斯堡的七座桥梁没有因为欧拉和康德而不朽，海德堡的哲人路没有得名于黑格尔的智慧，慕尼黑仍然是王师兰克到来前的样子，历史就留在了旧章。”他肩上椴树的影子边界分明，晾着五月的阳光。
我们一同走过海德堡高低错落的巷道，像一双兄弟。并无相对性可言，不是像光与暗、正与反、阴与阳、过去与未来，而是像美与正义、科学与艺术、逻各斯与迷索斯。并驾齐驱的车辙把世界裂分为二，并无非此即彼的对立，不是不可或缺，而是必然。
“那些披荆斩棘的人在脱离于凡世之时也否定了它们。”
他写日记里的每句话都为我所见，我也与之交换我笨拙的词句，或更为敏捷但不诉诸笔头的想法。这些或用语言表达，或埋没于行动的信念，在任何时候都给予我勇气。
1948年7月21日
【编者注】
本文里的埃尔文即伊萨？罗森斯坦因。他是加兰的密友，两人同样出生于1915年，相识于大学时期，一同度过理想主义的岁月。此后终其一生他们鲜少再有共处的机会，但一种形而上的力量把他们联系起来。
加兰用抽象的方式解释了这个关系何以僭越于世俗利益、际遇、履历、信念与情感，而维系始终：“不是不可或缺，而是必然”，俨然客观世界的定律。
但他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只是在题目当中藏头露尾了一点私密的信息。我曾就“豚鼠”这个绰号因何得名询问过罗森斯坦因本人，他罕见地笑得毫无棱角。
在略显冗长的沉默后，罗森斯坦因解释道，这不是绰号，而是个小名。
“那时您已经快二十岁了。”
“对。”
“而且你们全无血缘关系。”
“对。”
他的笑意越发温和了，然后摇摇头，“真没想到这厮会用这种标题，虽然我认为，他对我们的友谊的理解是非常准确的。”
我继而得知加兰也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小名，“美洲狮”。那是一种相当孤僻、凶残而秀丽的动物，但据说加兰先生得名如斯，是因为雄性美洲狮的样子和雌性非洲狮相仿——我相信他本人并不知道它的这层含义。
☆、犹太
峰回路转，云开月明，有一小撮犹太人把我的名字挂在神罚的名单上游过纽约的中央公园，哥伦比亚电台“以客观中立的态度”把这则消息放在奥斯维辛纪录短剧的后面，《时代周刊》也跟着做了专题。
韦塞尔带来这个消息，满脸抱歉的意思。罗斯福的媒体管制被杜鲁门放弃了吗？没有，美国正在致力于塑造一个新的苏联形象。这件事是政府纵容的？何不，他们一直在用宗教美学宣传德国人，只不过是作为上帝的敌人。这真的不会影响美国在德国的民望？——我问了个蠢问题。
这场定约桥牌该怎么打，眼下是三比一的局面？“二点五，”韦塞尔诚恳地说，“我想您明白它还有零点五意味着什么。”
是的，最艰难的决定莫过于兼顾两头，能够当鼹鼠的人都怀有不世之材。我对韦塞尔表示感谢，一个囚徒开出的空头支票。还没想过信任关系可以在一穷二白之上建立，直到此刻双方都别无选择。无条件信任，多么纯洁的词汇，而那又是多么陌生的两个人。
“我告诉您这件事不是为了其他目的。”
“我知道。”
“我会尽一切努力，用……”
“您不需要发誓，我相信您。”
这是个怎样的时代，简直可以唱着《国际歌》空手套白狼的联合起来。掉进口袋的士兵向各个地方突围，应该庆幸这个时刻居然有人同路。
“您在施耐德博士那里遇到了什么麻烦？”他的零点五来源于此。
“我需要您作为副手，我坦白了。”
“您不打算请施耐德把我弄出去？您太高看我了。”
“或许我是高看了自己，施耐德也是。”
“世界取决于魄力，但愿这句话不至于太抽象。”我对他说。
盖伦并非一个有魄力的人，他单凭缜密的逻辑支撑起东线外军处，但那时他背靠的是欧洲最强大的陆军。现在德国在美苏之间左支右绌，军队被解散，盖伦寄人篱下。照走外军处的老路，他的组织不会维持太久。“他最好把我囊括旗下，不是我吹牛。您也最好去和他谈谈。从善如流并不会损害您的主见。”
我不知道韦塞尔能否英明决策，人们做出选择时通常离经济理性十万八千里。但如果是盖伦？真不愿意想起那个戴少将军衔的Enigma机。我给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寄出一封信。
他是CIA的案官、犹太人、学者、退伍军人。这些身份哪个会起作用，让我免于被那帮不知受何方唆使的犹太人吊死，或者干脆让我立刻了断？我对赌博毫无兴趣，但我所身历的世界是一场巨大的赌局。
1948年8月2日
☆、狱中笔记
据说含着石头说话可以矫正口吃，或让辩论更加犀利。这个坊间偏方法力无边，操作方法妇孺皆知，为何数百年来人们还是患上一样的毛病。
此刻我对那个在爱琴海边含石朗诵的古代人心怀崇仰。我实则对一切徒劳的悲壮行为都心怀崇仰，以免被愚人视为冷酷无情。但是智慧之一是分辨人与牛、可以相谈的人和只能拔刀相见的人，我却不精于此道。那些经过艰苦的字斟句酌而终于突破了我那中学水平的语文功底的呈堂证供如今都成为一个死不悔改的纳粹分子胆怯求生而最终逃不过正义制裁的笑话，这种长句子对于那些曲解我的犹太人而言，却十分容易理解。为何用于聆听的耳蜗是螺旋形，因为它更适应一片瓣膜对面的大脑的循环论证？
写下这番话时我并不冷静，其措辞也与体面相去甚远，因而不适合出现在一本处心积虑地想要把言论留传后世的《狱中笔记》当中。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圣徒是无惧于牺牲的，认为对死亡的蔑视也意味着对误解的从容。远非如此，自辩是源于痛苦，自辩的人不希望被放逐。
我应该承认，接到绞刑执行书时我甚至哭了一场。大快人心事，兰斯贝格终于摧毁了我虚伪的庄严和无谓的信念，让我不但失去拥抱真理的机会，甚至对错误引颈就刃。此刻我坐在窄小的狱室里，在这个环伺我的世界里倍感四面楚歌，时而大口喘气，时而靠在墙上休息。
在所有的设想当中我都预设了时间的无尽延伸，世界会变化，笑与泪会互换，仇恨与爱伴生，人们会回心转意，再次成为对手，再次相拥，再次离别，再次相逢。在黑暗的时刻我知道夜与日的交替，天父与撒旦的较量，拜火教徒向往的永恒光明是不存在的，但是当长夜过去，黎明会再次抚平人们的愁绪。
但世界不是这样的，当死亡夺走生命，一切可能性都不会出现于未来。此刻我数着剩下来的时间，五天，120小时，足够对重要的人互致再见，不足以做更多的挽回。我们还是赶不上时间的脚步。
不要泄气，凡人皆如此。如果不能跑在时间的前面，那就跑在时代的前面，一如我们已经做到的那样。我的朋友！我曾经在激烈的辩争中怦然心动，或从未因心灵的切近而彼此需索的朋友们，我将在此道别，不久后我的灰烬会在伊萨河上被鱼类啜食，但不久后会有另一个时代容下我的心魂。
让真知灼见抚平一切的创伤。
1948年11月9日
☆、菩提树
【编者注】
这篇笔记写于加兰先生获知死期的当日，如果这个日子具有某种重要性，那么一个人在这天所想到的事情，是否可视为他内心缱绻不散的羁绊呢。加兰先生在这天写下了他对一位朋友的印象，伊利亚斯？阿本德罗特的介绍如前文所述，加兰先生鲜少和我谈起他——毋宁说他鲜少和我谈任何事。我曾以为他那有着化学分析师式焦虑的眼睛只看见他的工作，但原来这个抽象派理想主义工作狂，在即将死去的这天也会用笔尖回忆一位私人的朋友。
我对阿本德罗特先生比对加兰先生更为熟悉，他在我家的时间更多，我叫他伊利亚斯叔叔。他风趣幽默，说话时嘴角上翘，倜傥而温和，和加兰先生那张终年结冰的脸对比鲜明。他们毫不相似，然而在这本将死者的遗世之书上，加兰先生用他不多见的流畅笔触写下了他对伊利亚斯的情感。
身为局外人我很难从这篇短小的文章中揣测出一些什么，但比起写于同天的前一篇笔记，《菩提树》的笔触远为平静，希望加兰先生在这篇记叙中，或在伊利亚斯身上获得了安宁。
【原文】
昨天做了一个梦，梦里自己变成一头美洲狮，它绕着一棵青绿的树走了好多圈，最后挨了上去。美洲狮睡着了，醒来时我觉得好像得到了双份的睡眠。
我在放风时看到了伊利亚斯。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围墙的边沿，那上面浅浅地浮着一些黑色，是巴伐利亚另一侧的山脉。伊利亚斯对着它们发呆了很久，和以前痞痞的样子不同，他站得很直，让我回忆起梦里的那棵树。
我发现它是一棵菩提树，从前伊利亚斯家的窗下，有很多这样的树。那条街的名字也以这些树来命名。它在柏林，在我们离开大学，开始为帝国工作的地方。
那时我23岁，从警卫旗调至安全局＇1＇，伊利亚斯在《先锋报》当记者，我的另一位好友埃尔文在领袖先生＇2＇的私人部里写书。柏林是一座喧闹的城市，擦肩而过的路人的脸却像雕像一样生硬，我刚刚脱离集体开始独立生活，有时会因为晚餐吃什么之类的小事而徘徊一阵子。
大约那也是一种较浅层的孤独。或许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