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忧郁-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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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玻璃擦得锃亮,天空上毛绒绒的云团,在蓝色的背景下,不断地变幻着形状,一会儿像一只水晶鞋,一会儿像一座高架桥,一会儿又拼凑出个奇怪的造型,我渐渐地开始专注起来,专注地端详着那片云团,脑子里蹦出早年读过的一首诗,是马雅可夫斯基写的,题目就叫《穿裤子的云》……
我不知道我面对窗户,眺望了多久,直到教授提醒我时间够了,可以休息一下了,我才仿佛从混沌迷惘的乱梦中醒来,所有的细胞也跟着活跃起来。西西柔和地问我:你有什么感觉,现在?我说:我渴,我渴得可以喝下一大瓶的冰镇可口可乐。西西就赶紧去给我买。她对我真好,我心想。
你还惧高吗?教授在转椅上转来转去,满面笑容地问道。这话让我愣了一下子,是啊,我惊奇地发现,我的恐高症竟然突然消失了!从这时候开始,我不得不对教授另眼看待了。我差一点告诉他,我还有许多怪癖的地方,比如,我坐车从不敢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坐在那里我就有窒息感;再比如,我也从不敢触动电门插座之类的东西,总怕电着。是因为西西买可口可乐回来了,才没把这些说给教授听。
西西坐电梯下楼时,一直攥着我的手,因为电梯上人多,我只能偷眼望着她,她有一张娃娃脸,娃娃脸上有一只小巧的鼻子和一双深褐色的眼睛。我暗自对自己说:幸亏我给她打了那个至关重要的电话——
那是我第一次出外发书回来,在闷热而拥挤的列车上呆了半个多月,疲惫不堪,进了杂志社的小屋里,销上门,足足睡了一整天,醒来时,正是中午,办公室的人都去吃饭了,我托着腮坐在那,孤独的感觉就像药液一样注入进我的身体里,而且越积越多,多到我无法忍受的程度,我操起电话,我要找个人倾诉一下,我让野马一样奔腾的头脑安静下来。仿佛是一种下意识,我拨了西西的电话号码,是她的同事接的,告诉我她去会计室了,十分钟以后回来。十分钟以后我又打了过去,她还没回到她的办公室,她的同事让我再等十分钟。这时候的我,仿佛是一架在高速公路上行驰着的车子,只能往前开,停是停不下来了,所以十分钟之后,我真的把电话又拨了过去……
这一次,是她接的。我说:找你,比找国防部长还费劲,我已经打了好几个电话了。西西咯咯笑着说:写作的人就是喜欢夸张,怪不得我们大学老师警告我们,千万别跟写作的人混在一起。我说:也就是说,你已经拒绝了我的邀请?西西说:邀请我可以,但是要来单位接我。我猜,她说这话的时候,一定在拂试着她的短发,她手上的指关节很玲珑,而且还有小小的肉窝,第一次见到她的手,我就有抚摸它的冲动。
那天,我们去了一家叫“深山老林”的咖啡馆。
蜂巢
李斌在等我,李斌已经在病房里等我半天了。我没告诉他,我去了哪里。他也没问,只是十分严肃地说:我想跟你谈谈,谈谈你的病。显然我是被他的严肃吓着了,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一脑门子的疑问像气泡一样冒出来,我表情特综艺地坐到他跟前,一副洗耳恭听的架式。
为了你的病,我查了一些书,李斌从白大褂的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递给我。小本子上起码记录了四十多本医学专著,都跟我的病症有关。再往前翻,李斌告诉说,那是有关别的病人的。
是不是你接受每个病人,都要做这样的功课?我问他。他属于那种袖珍型的男子汉,肤色暗淡,一看就知道熬夜过多。
是,每个病人我都给他设立一个档案,不是院方的那种,是我自己为自己而建档的,我不想再像前辈那样——临床多了,经验就多了,可是那要以多少生命作为代价呀,今天给一个病人的处方里,多加几钱马勃,少搁几钱竹黄,结果病人死了;明天再给另一个病人的处方里,少搁几钱马勃,多加几钱竹黄……越是名医,治死过的病人就越多,李斌一边说,一边打哈欠,值班医生都是二十四小时值班,要求随叫随到,别人值班还可以迷糊一会儿,他不行,他值班时挨个病房转,担着十二分的小心。
辛苦你了,我说,说得很诚恳,俨然一个病人的代言人。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劝你出院,到别处去,从你的病历上看,你没有任何器质性病患,却又的确受着疾患的折磨,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病在神经系统,李斌笑着说,但是笑意更强化了他的倦容。
你的意思是——我该去住精神病院?我尽管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但嗓子眼里还是觉得有点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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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没那么严重,找个心理医生诊断一下却是必要的,李斌说。
我很想告诉他,我正在接受心理治疗,可是这样回答似乎有些不妥,住在这个医院,却又跑到另外一个医院问诊……算了,更谨慎的回答应该是频频点头才对。
李斌临走,我注视着他白大褂里面的掉了纽扣的衬衣领口,说了一句:你该娶个媳妇了。
仿佛我的话说得很唐突,李斌竟是很诧异的样子,然后两腮不由得痉挛地哆嗦了起来,他把他那双视线不能一下子集中起来的眼睛掉转开,像是为避开某种可怕的危险似的,匆匆走了。
只要一有人提起他的婚姻问题,他就这样,怕得不行,西西望着李斌的背影说,一脸猜谜的神情。
你躺下歇一会儿吧,我对西西说,从一大早到现在,她就陪着我跑来跑去,够累的了。我有点过意不去。
我要跟你躺在一起……西西撒着娇,她撒娇的时候嗓音就低沉而沙哑,近乎于耳语。
我们挤在同一张床上,以我们俩特有的亲昵方式爱抚着对方,然后睡着了。可惜,好景不长,刚迷糊一会儿就被一群不速之客叫了起来——是格林和洪荒他们。他们刚参加完群众创作大奖赛的颁奖会。他们吵着,闹着,把病房折腾成了一个乱哄哄的蜂巢。
他们都获得了一等奖,几何却落选了。我听了半天,才明白,他们争论的焦点是,谁都认为对方的作品跟自己的作品不在同一个重量级别上,所以不配得一等奖。洪荒说格林在小说里玩浑厚,明明是服用了第二代壮阳增大胶囊,非要说自己雄风不减当年;而格林也说洪荒内容空洞文字苍白,看上去好似很丰满,其实都是囊膪,囊揣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读者精神的一种猥亵。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所谓人身攻击吗?我想。
在他们唇枪舌剑的时候,我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听着他们刺耳的声音,看着他们脸上细微的表情变化,像是不花钱就欣赏了一场德云社的相声专场,拣了个便宜似的。这中间,我还处理了两件事,一个是发货,一个是接翩翩的电话。第一件事,摇篮主动请缨,他说一切都由他来办,我就把我的通讯录给他,让他按照我事先划好勾的地址填写发货单子;第二件事,我告诉翩翩,现在不方便讲话,过一会儿我再把电话给她打过去,翩翩显然很恼火,啪地把电话挂了,即便是挂电话的动作,由她做起来也一定很豪华,我想。
你们来这里PK,是叫我来做仲裁的吗?我终于被他们吵得不耐烦了,终止了他们的对话。
哦,对不起,我们来是想拜托你跟晚报记者打个招呼,把群众创作大奖赛的消息给报道一下,洪荒说。
格林也说:我们知道你跟晚报记者是哥们儿,发个消息,对你来说,只是个纯学术性的操作而已。
我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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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护士长到底怎么了?
我们护士长到底怎么了?
我问迢迢一句,迢迢也反问了我一句。
你们护士长今天脸色绯红,富有活力,说话的态度也和蔼得吓人,跟平时完全不一样了,我说。
这有什么不好吗?迢迢歪着个脑袋问我。
不是不好,只是不大习惯,我似乎已经习惯了她紧绷着的脸孔和深蹙着的眉头,也习惯了她几乎是丧失了知觉兴奋的声音,我说。
迢迢说:她是一个女人,对不对?能改变一个女人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只是男人。
难道每个恋爱中的女人都这样吗,无论什么问题都要扯上男人?我凝望着迢迢像涂了一层西红柿浆汁一样的腮,久久地凝望,因为我不知道护士长的底细,所以也不知道她这样的女人会被什么样的男人来改变。
以前护士长是个小鸟依人似的女人,自从他的丈夫有了外遇以后,她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不过,听说她丈夫跟他的情人闹翻了,最近又搬回到护士长这里来了,迢迢说。
她丈夫要回来,她就无条件地接纳他?我知道世上所有女人的脸上都戴着面具,但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去把它摘下来,除非她心甘情愿地让你摘……我说。
算了,我们不谈护士长了好不好?我想跟你谈谈我自己,迢迢长吁了一口气,好像很疲倦了似的,也许是她的心灵太疲倦了,疲倦得仿佛她不但把自己的人生度过了,而且顺便也代替好几个人度过了他们的人生。她怎么可能不累?
我点燃了一支烟,却不吸,让袅袅的白烟静静散开——每当我在洗耳恭听谁的指教的时候,我都这样。
我已经搬到爱我的那个男孩家里去住了,因为只要我爱的那个人不跟我在一起,我就觉得孤独,我想让爱我的那个男孩替我分担这种孤独,迢迢的脖子上的血管不住地蠕动,好像谁在使劲地拧她的神经,叫她疼痛难忍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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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爱你的男孩对你好吗?我问她。
好,太好了,可是不知为什么,他越对我好,我就越烦他,只要我爱的那个人一给我打电话或发短信,我就不顾一切地跑出去,跟他呆上一阵子或呆上一个晚上,迢迢的双颊上透出了红晕,不知道是因为是对爱着她的人的歉疚,还是对她爱着的人的向往。
爱你的那个男孩会不会对你这样的做法很愤怒?我问。
她说:会的,只是他不敢说,只要我不痛快,总威胁他说,我要离开他,她常常含着泪对我说,你是我最爱读的一本书,可是我读不了,因为你把书页用饭米粒粘住了……
你是不是太冷酷了一点?我眯缝着眼睛盯着别处,不瞧她,仿佛她是夏日里的炎炎赤日,太晃眼。
是,有时候我自己也这么谴责自己,他爱我,他不但用他的心,也用他的身体,再不会有谁像他那样的来爱我了,这些我很清楚,我曾强迫我去给那个爱我的男孩一些回报,可是做不来,你说怎么办?迢迢似乎也很苦恼,而且这种苦恼不是装出来的,她像是掉进了一个晦涩的陷阱里而无法自拔。
她拿我当救世主了,然而,我不是。
更可怕的是,她将一缕染成了棕色的头发绕在手指上,像一个化装成成|人的小孩一样的扭捏着说,我昨天晚上对那个爱着我的人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怎么了?
我说不出口,迢迢尴尬地说。那表情很像……很像一头无意间跑到了公路中央的小马驹,被迎面而来的汽车灯光吓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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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就想念起翩翩来。那种想念其实就像一头小动物一样地隐藏在阴暗的角落里,鬼鬼祟祟地探头探脑,等西西一去南方去参加某个书商朋友的婚礼,小动物便撒欢似的跑出来,在我脑袋瓜里翻跟头。我情急火燎地拨了她的电话,铃声悠长得像一条两旁都是白桦树的大道,迟迟没人来接。
我只好挂断电话,我估计她是生气了,她生气的时候总是喜欢嚼口香糖。我觉得我对不起她,同时也觉得对不起西西,甚至包括堇子我也对不起。
我猜,她准是躺在她自己的虽然小却很雅致的闺房里的床头上,听歌,听西丝儿的歌,因为戴着耳机,所以听不到我打过去的电话铃声。
我又猜,她兴许会是背着双肩背在逛街,从一家小店出来,又走进另一家小店,手里举着香草冰激凌,在川流不息的人流中游来游去,而拉了拉练的手包里的电话响,她根本听不到。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她拿起电话来,看了看来电显示,轻蔑地哼了一声,便关机了,甚至于会愤然将我的电话号码像洗纸牌一样的洗掉……
整整一天,我什么都做不下去,像在地狱里迷路了的幽灵,无所适从,而脑子里也一直淅淅沥沥下着小雨,犹如一首冷冰冰的挽歌。我仿佛才刚刚知道,想念一个人是多么饱受折磨的一件事啊!在想念的称盘上的,往往不是几根稻草,却常常是一摞砖。
我仿佛才刚刚知道,想念一个人是多么饱受折磨的一件事啊!我似乎听谁说过这话。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哦,我想起来了,说这话的是西西。对,就是她。
我和西西第一次约会是在一家叫“深山老林”的咖啡馆里,那里最棒的其实不是咖啡,而是熏鲑鱼。老板是个拉板胡的艺术家,除了“三八妇女节”义演外,她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从事艺术活动的机会了。西西始终嘴角含着微笑跟我说着不疼不痒的话,只有我把胳膊搭在她肩上的时候,她才像神经过敏的小鸟一样地哆嗦了一下,我能明显地感觉得出她身体的僵硬,直到拉板胡的艺术家给我们端来她亲自煮的咖啡,西西才技巧地摆脱开我的胳膊。借着桌上的蜡烛,我发现西西很有明丽动人的潜质,那种叫潜质的东西常常令我生命的深处洋溢着暖融融的感觉。而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只是到“深山老林”来喝咖啡,起初是每周一次,后来是每天一次——渐渐的,这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活规律。
打破这规律是在我到长沙出差回来,因为太匆忙,出发前没有来得及通知她,十几天以后才返回,我跑到浴室草草地冲了一下,就钻进被窝,想把在旅程中失去的睡眠补回来,要知道,我一路上几乎都是站着的,因为我的级别不够,所以无权坐卧铺,坐了卧铺也没人给我报销,只能在硬座车厢挤,恰巧正赶上旅游旺季……这时候,有人敲门,我极不情愿地打开门,裹胁着一阵风似的一个人扑到了我的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