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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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四十五个同学中，我的分配结果最差。其他同学有分到省委、省政府的，还有一个一下跑到了国务院。而我却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样，拿着写得工工整整的简历和自荐信以及大学期间所获“三好学生”证书，在紫雪市委、市政府的楼道里窜来窜去，最后却像一颗皮球一样，不知被谁踹了一脚，骨碌碌滚回了四年前走出的那条山沟。那条沟叫袁家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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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04（2）
当我背着一个铺盖卷，像一个逃荒的难民一样走在我们袁家沟的乡间小路上，根本没有像当时流行的那首歌里唱的：“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恰恰相反，我当时心中的那种酸楚、痛苦和愤恨一点也没有随晚风飘散，反而在晚风中越聚集越强烈。一想到在国务院上班的那个同学，我就羞愧难当，恨不能将脑袋像###一样塞裤裆里去！悲愤交集的我，就这样在那所像表子一样破败的袁家沟中学一呆就是十年，一直从六五初期呆到八五初年。
应该说我算是一个比较有志向的年轻人，并没有在生活的打击面前沉沦下去，反而有一种愈挫愈奋的劲头。当时正是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一炮打响的时候。《人生》当然是好小说，路遥也是我十分景仰的当代作家。我对《人生》开篇引用另一名作家柳青的那句属于“格言”范畴的话亦深有同感。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我大学毕业时像一袋垃圾一样被扔到袁家沟中学，就是这紧要处“几步”中的其中一步。不过后来当我人生阅历更丰富之后，我发现“紧要处”何止几步！人生的每一步都很紧要！比如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等高官，年轻时也是一些有志青年，并且“紧要处”的几步也走得不差，可年老时却一步闪失，跌入了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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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分配到袁家沟中学教书时，虽没有随波逐流沉沦下去，但还是有一些悲观思想的。学校毕业叫“踏入社会”。“社会”是什么？社会只是一个黑洞，一个巨大而空旷的黑洞。踏入社会就是踏入黑洞，一步稍有闪失，就会碰在坚硬的岩壁上，让你头破血流。《围城》里那个好高骛远的方鸿渐，从国外留学归来，在那艘法国邮船上与鲍小姐风流一番后，一脚踏在祖国的土地上，无异于踏入了一个黑洞，从此四处碰壁。到三闾大学教书，回来在报馆做事，诸事不顺，只好一天到晚和他的妻子孙柔嘉吵架。当然若方鸿渐的妻子是唐晓芙，他就不会找茬和她吵架——男人对自己心爱的女人是有一种包容性的，只要她不做出墙红杏。我到玻管局工作后，发现陶小北在我心中的位置有点像方鸿渐心中的唐晓芙，只是陶小北比唐晓芙个子高一些。
总之在袁家沟中学工作时，我觉得人生总的来说是一场悲剧，没有哪个人能喜剧一生。比如蒋介石，有宋美龄那样优雅美丽高贵的妻子，有过那样大的权力，把那些军长师长说砍头就砍头了，可最后却忧郁地跑到一个小岛上，临死都不能再回奉化老家看看母亲的坟茔。还是《围城》这部书的最后一句总结的好：“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好好理解这句话去吧，人生对于自己而言，就是两个字：感伤！这俩字够你咀嚼一辈子。对别人而言，也是两个字：讽刺！我鱼在河在玻管局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若画出来，让别人看了，不是一幅绝妙的讽刺图画吗？
当然这些人生感悟我在袁家沟中学教书时，虽有所悟，却没有悟得这么深。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只是本能地在社会这个黑洞里作无谓的挣扎。那些年，我几乎每天都在思谋着调离袁家沟中学。可以这么说，从报到那一刻起，我就在盘算着调离。调离之后我就用不着看我们村那个支书袁长鸣的脸色了。这个坏蛋虽然对我比小时候客气了一些，可仍然动辄呵斥我已显老迈的父母亲。我们村离我工作的学校不过二三里地，但我不愿回家住，我住在学校。每天睡在袁家沟中学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被肆虐的老鼠闹得睡不着觉的时候，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那些北风呼啸的夜晚，我脑子里总会漫无边际地涌出一些联想：如果不努力向上奋斗，像个无赖或者二流子一样趴在袁家沟中学这个破表子身上，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后，自己还是袁家沟中学一名辛勤的园丁，只是马齿徒增，由年轻园丁鱼在河变作老园丁鱼在河。突然有一天乡政府通知，国家###长或省教育厅长要来袁家沟中学视察工作。脸上的皱纹比袁家沟的沟沟岔岔还要多的自己像个老鼠一样和其他呆头呆脑的园丁立队拍着手欢迎“部长”或“厅长”时，突然发现“部长”竟是自己分到国务院的那个同学，或者“厅长”竟是自己分到省政府的某个同学，将会是何等的尴尬和失败。
这些联想在一个又一个夜晚折磨着我。如果我大学的同班同学是一批经检验合格的热水袋，分配到国务院和省政府的同学就相当于被陶小北或唐晓芙搂在了她们热乎乎的被窝里，肌肤相触，夜夜温柔，时刻缠绵；而我则被莫名其妙扔到了我们袁家沟中学号称“公铺”的那个女教师肮脏的被窝里，那些乡教育专干、供销社主任一类的嫖客随手就会将碍手碍脚的我扔到冰冷的土炕上。总之我觉得自己当时的人生毫无意义可言，如果我是一个热水瓶，这个热水瓶正被置放在一列高速奔驰的火车的顶部，随时都有摔下去的可能——弄不好我的一生将会被摔得粉碎！
当然这些仅是我当时的一些联想。我在袁家沟中学工作的十年，别说“部长”和“厅长”，连个县教育局长的鬼影也没见过。有一次好不容易来了个县局的干事，校长召集全体教师到那间比“公铺”还破败的会议室里，让干事给大家做“重要讲话”。在全体教师热烈的拍手声中，县局的干事草草讲了几句话后便匆匆散会了。临出门时干事顺势踢了一脚卧在会议室门口也和大家一起“开会”的一条狗说：“你们学校开会狗也参加？”跟在后面的校长尴尬地说：“这个家伙，不知什么时候跑进来的！”说着便责备地看了我一眼，意思是说：你这后生坐在门口咋不把狗赶出去？我从那时起就懂得，只要是一个“领导”，关键时刻就可以随便地诿过于人。现代汉语词典对“领导”一词的解释是：“担任领导的人”。这个词解释的含混不清。比如解释老鼠，你总不能解释为：“担任老鼠的动物”。实际上应该这样注释领导这个词：“就是那种随时都可以把责任推卸给别人的人。”过去学校开教师会时，这条狗每次都“参加”。有时它还大模大样一边笑一边点着头从全体教师身边穿过，温顺地跑过去卧到正在讲话的校长身旁。总是穿一件黑呢子上衣、戴个圆圆的眼镜、脸蛋圆圆的校长，一边腾出一只手摸着狗光滑的脊背，一边继续给大家布置工作。那么今天这狗趁大家拍手时溜进来，因看到讲话的是个陌生人，便乖巧地蹲在门口聆听，怎么能责怪我没把它赶出去呢？这狗够懂事得了，若不识相一点，它当时兴许会像平时那样，笑着点着头跑到前边去，与干事一起“讲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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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04（3）
在袁家沟中学十年，使我懂得一点：有时候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做起来其实很难。我实现调离袁家沟中学这样一个理想竟用了十年时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玻管局局长阎水拍这个老同志真是有先见之明。他那天叫我到他办公室和我开玩笑时，说我也可以叫做“鱼在沟”，事实上我就是一个鱼在沟——被摁着头压制在袁家沟。实际那十年我不但是一个“鱼在沟”，还是一个“鱼在案”——我为鱼肉、人为刀俎！
那么切割我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袁家沟乡的教育专干袁长印。
袁长印是谁呢？他是我们袁家沟村支部书记袁长鸣的弟弟。
十年间，我有几次机会可以调离，主要归功于我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那时候没有电脑，钢笔字写得漂亮不漂亮对一个年轻人还是很重要的。“字是门面”，我们学校的校长总是这样说。我们校长叫袁长有，是袁长鸣的哥哥。
“门面”相当于人的脸面。比如陶小北和康凤莲。人们喜欢陶小北甚于康凤莲，就在于这个“门面”。她俩谁写得字好倒不重要。
我的“门面”引起别人注意是在一个夏天。某年夏天，我们紫东县一位副县长到袁家沟乡检查工作。顺便到学校来看他中学时的一个同学，当然是女同学，而且当年“门面”也不错。看完女同学后副县长兴致蛮高，又顺便看了看我们学校办的“学习园地”。他的眼珠停在我写的“心得体会”上面不动了，随即抬手翻了一下说：“这个教师的字有点像庞中华！”回到县上后，副县长还记着“庞中华”，恰好县政府办公室准备调几个秘书，副县长就推荐了我。县政府办主任派一名副主任到学校考察我，可考察过后再无音信，后来才知是教育专干袁长印“不放”。
那时我们紫东县每个乡镇都有一名教育专干，各学校的校长只负责教学业务工作，教育专干则负责教师的调动和分配。
十年间我有数次调走的机会，都因教育专干不放而丧失了。我就像一只蚂蚱，被淘气的小孩在腿上拴了一根线，刚往前蹦几下，线一扯就被扯回来了；我又像被一根绳子拴在炕头的小孩，怎样使劲向前爬都挣不脱；我甚至像一条被主人用铁链拴在院子里的狗，刚汪汪叫着向前扑了两下，便被一脚踹了回去。
刚到袁家沟中学工作时，我还心存侥幸，以为自己是锥处囊中，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可到后来才发现，这把“锥”不但没有刺穿长时间束缚我的“囊”，反而莫名其妙到了别人手中，刺的我鲜血淋漓。刺我之人就是教育专干袁长印。我不知道我怎么就得罪了袁长印。袁长印到我们学校检查工作，和别的老师有说有笑，尤其是和那些女老师，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可一见我脸就绷得像个鸡屁股，或者像一块板结的盐碱地。有一次我去上课走到教室门口，一只脚已跨进了门槛，孩子们已在里边喊了起立，齐刷刷站了起来。我扭头瞧见袁长印远远地走来，急忙将那只跨进门槛的脚抽回来，立在门口冲他笑成一朵花。可袁长印从我面前经过时，竟梗着脖子瞧都没瞧我一眼，我叫他袁书记他也没吭声——那时我们学校的老师都叫他袁书记，其实他并不是书记，只是一个专干，但大家却只叫他书记，从不叫他专干。当时我的脸臊得刷地红到了耳根，进教室讲课时那失魂落魄的。那天我因受了刺激，晚上邀了几个平日交往不错的教师到我宿舍喝酒，借着酒劲儿发泄了几句，说这个袁专干从来不抓教学工作，对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从来不闻不问，专门负责和年轻女教师打情骂俏，什么专干——专干坏事！可第二天这几句话就到袁长印耳朵里去了。几天后他在一次全校教师大会上敲打我说：“有些年轻教师不安心工作，成天想着要调离。以为自己是大学生，咱袁中这座小庙里安不下他的身。一些年轻同志可能还不知道，咱袁中这块地皮合作化时期是大队的牲畜棚，那时‘大牲畜’也拴过几十头，还拴不住你一个大学生？”说到这里，袁长印在众教师的哄笑声中端起水杯喝了口水，提高声调厉声说：“你一个大学生有什么好骄傲的？当初也不是我们敲锣打鼓将你请来的，八抬大轿把你抬来的，怎么说我袁长印不干好事，专干坏事，你这个定义倒给我下得好！张开口儿合不得，你年轻人说话是要负责任的！”袁长印说到此处时，好像还拍了几下桌子，而如坐针毡的我，恨不得用双脚拨开一条地缝钻进去。
袁长印若是人中虎狼，我就是水中虾鳝。我知道我斗不过袁长印，和他硬掰结果只能是自己粉身碎骨。我才明白韩信当年为什么甘愿受胯下之辱！我才明白为什么大丈夫要做到能屈能伸！为了将来有一天得已“伸”，我必须今天在袁长印面前“屈”。其实要向一个人低头也很容易，只要你心里决定低头，肢体上的低头真的很容易，抹一把脸笑嘻嘻地往前走就成。我就这样抹一把脸后笑嘻嘻地往袁长印那儿走。为了博取袁长印的欢心，逢年过节我总要在菲薄的薪水中拿出一笔钱，买高级烟酒去孝敬他。他儿子结婚，“庞中华”主动跑去用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在大红纸上记账收礼。他家里盖新房，“庞中华”天天跑去义务做小工：和泥、背砖、挖土，脏活累活抢着干。如此奴颜婢膝十年，教育专干才发了慈悲，放我离开了袁家沟中学。我当时岂止是百感交集，我是怀着“恨”离开袁家沟的。十年的历练，我已能做到将恨转化为“爱”。拿着玻管局的调令办好手续离开的前一天，我去袁长印家，别以为我会指着鼻子臭骂他一顿，或者将他家院里用胳膊粗的铁链拴着的那条恶狗毒死。我满脸堆着笑拎两瓶好酒去看望袁长印。那时我才发现，越是恨一个人，越是可以向他笑得十分妩媚。我当时一边向袁长印殷勤地笑，一边说了许多感谢之类的话。袁长印也被我的殷勤感染，或者就是心中有愧，竟当着我的面将我送他的酒打开一瓶，和我称兄道弟喝了半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