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之门1619-第2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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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缺乏时间的积累，再加上复兴党对于人才的培养采取的是工厂化的灌输方式，这就导致了复兴军在战斗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教科书式的机械性风格。
经过十年的发展，复兴党治下已经有了几十万受过全面军事训练的正规军和上百万接受过二级军事训练的预备役，以及近千万接受过基本军事训练的民众了。
从复兴党治下随便找出个人来，无论是普通的家庭妇女还是刚刚上学的少年儿童，甚至是接受政府补助的老年人，只要是复兴党治下的民众，几乎每个人都在长期的按时的接受基本军事训练的他们，完全可以毫不困难的说出复兴军基本战斗原则“七步走”的内容。
所谓“七步走”战斗原则，是王书辉这个军盲按照自己的理解总结出来的战斗基本步骤。虽然现在的复兴军军事教育内容要比这个高明全面深刻的多的多，但是“敌情侦察”、“战场设定”、“远程打击”、“近战杀伤”、“伤员救治”、“防疫清场”、“经验总结”这七个步骤，仍具在指导着复兴军的所有战斗。
就以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和孙元化卢象升的部队进行的这场“沧州战役”来说吧。在侦查人员的情报被送到军团参谋部之后，军团参谋部的参谋们根据情报人员提供的数据，用算盘和手摇式机械计算机等计算工具，立即开始进行演算。
在演算结束之后，参谋部按照计算结果，开始制定相应的作战计划。
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参谋部制定的一号计划是：凭借着我军的补给优势，对后勤补给最多还能支撑三到七天（因为数据不够精确，只能得出这样模糊的结果）的沧州城进行围困，全面削弱敌军的战斗能力。如果能够对沧州城开展有效的宣传攻势的话，有可能最终实现对沧州城和沧州城内敌军的和平接收。
按照复兴军的制度，参谋部在军队里承担的是主持日常军事训练和在战场上根据情况制定的战斗方案的工作。至于具体的作战指挥的工作，就是由各级指挥员，也就是各级军事长官们来承担了。
一般情况下，指挥员有选择作战方案的自由，没有制定作战方案的权力。而参谋部则有制定作战方案的权力，没有选择战斗方案的自由。
所以，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参谋部按照目前的情报制定了三种作战计划供指挥员选择。当然，作为一号计划，参谋部认为它是最合理最有效的。
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的副总指挥、司令李明德，并不喜欢这个缺乏攻击性，显得非常“保守”的一号计划。
作为希望在北上计划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战功，能够在复兴军内提高整个鲁东军区部队战斗力排名的李明德来说，如果像参谋部的“小贩”们那样，总是斤斤计较己方和敌方的各方面物资条件，总是对于压低己方的作战成本孜孜不倦的话，自己领导下的鲁东军区各部，就会在复兴军内获得一个“保守”、“消极”的名头。
鲁东军区临编第一军团总指挥、政委赵元志，是个性情沉稳的人。从他本人的角度上讲，他是认可参谋部提供的一号计划的。
作为一个老政工，赵元志考虑的更多的是在战斗结束后怎样更好的接收和改造敌方部队的问题。按照他的经验，在攻城战里对敌人进行军事打击之后，一般情况下会提高对投降敌军的接收和改造困难。
要知道，挨过大炮和火箭筒轰炸，被手榴弹和机枪洗礼过的俘虏，和没挨过大炮和火箭弹轰站，没被手榴弹和机枪洗礼过的俘虏，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
复兴军的强大火力虽然确实能够对俘虏进行深刻的震撼和威慑，可是复兴军强大火力不仅会对敌军造成的巨大的战斗减员，而且大部分被复兴军强大火力震撼和威慑后的俘虏，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伤害，从而影响他们接受改造和教育的进度。
特别是从后续工作的角度上看的话，往往复兴军对敌人进行了大规模的火力覆盖之后，会极大的加重军医部门的工作压力。
目前鲁东地区正在进行负担沉重的根据地医疗体系建设工作，因为部队方面要对正在实行军管的根据地提供直接的扶持和帮助，所以部队方面自己的卫生医疗体系的压力已经很大了。一旦对沧州城进行大规模的进攻，那么临编第一军团的后勤系统就不仅要对明军俘虏进行救治，还要对沧州城内被误伤的大量群众进行救治。
这样一来，一方面要进一步加重卫生医疗体系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不仅对明军俘虏的思想工作不好做，而且还要增加政工体系对沧州城内人民群众的政治工作压力。
人民群众被炮弹、火箭弹误伤了，他们对作为进攻方的复兴军是会有很大的意见的。
不过同样是因为制度原因，原则上，作为部队第一人的政委只能和参谋长一样，在讨论中发表意见。最终决定怎么打，用哪套计划打，这个选择权，还是在指挥具体战斗的指挥员手中的。也就是说，在这方面李明德的意见是排在第一位的。
李明德当然不可能没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对于他来说，这方面的问题只能排在第三位。第一位当然是考虑到鲁东军区各部在复兴军内的排位问题。但是在明面上李明德说出的第二个因素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李明德在讨论中对政委和参谋长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鲁东军区建立四年以来，长期缺乏实战作战经验。增加部队的作战经验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
最终的讨论结果是，双方各退一步。按照参谋部制定的第二号计划，先对沧州城内的山东新军和天雄军进行为期两天的围困和骚扰，在第三天再对沧州城进行全面正式的军事打击。
和复兴军方面的状况不同，沧州城内的气氛非常的压抑。
作为明军的领导者，正站在城墙上的卢象升和孙元化是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年轻的卢象升身上有着比较积极的进取精神，所以这种精神体现在作战上，天雄军的战斗风格是比较主动的。
年纪较大同时又信仰天主教的孙元化则是一个思想上相对比较消极和保守的人。他的这个性格特征让山东新军形成了一种步步为营先守后攻的特征。
可是无论是孙元化还是卢象升，在面对他们几乎完全不了解，搞不清来历背景的复兴军的时候，两人都表现的非常谨慎。
毕竟，就是单单的从外形外貌上看，复兴军都是非常的不好惹的。
在明朝末年这个时代里，经济上已经陷入全面困境的明王朝政府，早就不能为自己的部队配备比较统一的军装了。
无论是山东新军还是天雄军，都是那种自备穿戴的军队。除了各级军官能够穿上样式相对统一的铠甲披挂外，普通士兵的穿着打扮多种多样。以至于在和闯军混战的过程中，为了能够分辨敌我，明军士兵必须在胳膊上系上一条红色的布带。
而沧州城外的复兴军则完全不同，统一样式的黑色头盔，统一样式的蓝色军装，统一样式的黑色棉靴，统一样式的包裹背带，统一样式的枪支军械。这种统一加上复兴军因为高度的纪律性和组织性表现出来的步调一致，让除了一些尖利的哨子声和口令声外一片安静，只能听到不同频率的整齐声响的复兴军，体现出一种非常巨大的威慑力来。
特别是当三万多部队快速的包围住了沧州城，并在部分部队对城市进行警戒的同时快速的完成了矮墙和铁丝网组成的工事建设后，在城墙上观望的孙元化和卢象升心中顿时升起了一股不寒而栗的感觉。
面色苍白的卢象升在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复兴军的防御工事后，咽着唾沫艰难的对脸色铁青的孙元化说道：
“大人，必须要出城试探一下对方的战力如何才行。”
有着深厚“西学”背景的孙元化和卢象升还不一样。对“西洋火器”和“南洋火器”研究颇多的孙元化看到复兴军在城池一侧布置的上百门火炮被推进快速设置好的炮位的时候，心里就已经拔凉拔凉的了。
在目前的中国，可能除了复兴党以外，只有孙元化对于火炮的威力有着最直接的认识。曾德昭曾经为孙元化演示过开花大铁炮（发射定时开花弹的滑膛炮）的“恐怖”威力。但是当时的孙元化因为实在无法负担开花大铁炮和开花弹的高昂价格，所以并没有向曾德昭采购那种显得有些“超前”的装备，而是给部队装备了比较不靠谱的大明制式弗朗机炮。
现在看到明显很先进，很有威力的上百门复兴军制式火炮（克虏伯七十五毫米山炮）被布置在一个方向上，孙元化只想向天主祈祷这些火炮不要像自己推测的那样威力巨大。
在城门处布置机枪和火箭筒阵地，是复兴军在攻城战中的基本动作之一。这么做的原因除了战术上的需要之外，对敌人彰显复兴军强大的战斗力，在思想上威慑敌人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但不幸的是，根本就不需要火炮发威，当复兴军出现在沧州城外之初，就在复兴军猛烈的火力下仓皇的逃回沧州城内的明军，在卢象升麾下最勇武的将领和一队亲兵的率领下冲出沧州城南门，进攻复兴军在南城门外的机枪和火箭筒防御阵地的时候，一个颠覆这个农业文明时代的所有人的景象出现了。
四十多颗火箭弹按照一种近乎平直的弹道，直接覆盖性的射入这支四五百人的队伍。刚刚因为这几百人的呼喝声显得有了些战争气氛的战场，立即被巨大的爆炸声压制了。
等到几分钟后火箭弹爆炸激起的烟尘快速的被北风吹散之后，原本那几百个正在奋勇冲锋的明军的位置上，现出的是一个由大量的人和马的尸块组成的，放射性分布的坑坑洼洼的地面。
正在城楼上观察着战场的孙元化和卢象升，在同一时间里，感觉到自己的胃部好像遭遇了一次重击，一阵强烈的恶心感顺着胃部迅速的上升到了他们的胸口处。
和能够很好的掩饰自己表现，习惯性的控制自己的生理反应的孙元化和卢象升不同，几个第一次参加实战的南城门防御工事里的复兴军战士，看到战场上的景象之后，立即就在胸墙内呕吐了起来。而南城门附近的城墙上比较直接的看到了战场上的可怖情景的明军士兵，则是发出了一阵非理性的嚎叫声。
这阵让本来就已经陷入恐慌的明军士兵士气大降的嚎叫声，给孙元化提了个醒。
在一瞬间就完成了对明军的远程武器和复兴军的火箭弹射程比较的孙元化，立即发布了所有城墙上的守军进行警惕性防御，躲避火箭弹攻击的命令。
当孙元化命令卢象升的亲兵将卢象升拉下城墙的时候，只能听到陷入到呆滞状态的卢象升嘴里无意义的重复着“不可力敌，不可力敌”的废话。
在亲卫的保护下快速逃离城墙的孙元化，看着身边几乎陷入崩溃的卢象升，下意识的就握了一下自己官服的袖口处。
在那里，有一颗孙元化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准备好了的，可以帮助自己为大明朝“尽忠”的药丸。
第446章“疯狂”的张永涛
张永涛是个孤儿。他不知道自己是哪里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姓什么。他的“官名”和大部分复兴党人一样，是组织上给起的。
张永涛现在还能记得的就只有自己还没被被组织救援，还未接受王老师的抚养和教育的时候，自己的那个叫做“小狗子”的小名儿了。这个小名儿，还是当时的拐骗他的人贩子随口给他起的。
他被从人贩子手中救出来的时候只有六岁。现在已经十七岁的他已经记不住当初自己被救时候的大部分事情了。
只是有一个片段他记得非常的清楚到现在也难以遗忘。那就是穿着浅灰色已经洗的有些发白了的制服的王书辉老师，亲手把他从一个见不到一点光亮的土洞里抱出来。他现在还能清楚的记得，当时王老师脸上带着的温和而又压抑的笑容。
1620年时张永涛被王书辉从人贩子窝藏人口的地洞里救出来，是他的一个幸运。当时，刚开始对整个枝江县完成了全面接管的王书辉，正在亲自主持针对枝江县的严打行动。
在当时，针对各种违法犯罪的打击是非常严酷的。因为主持这次行动的王书辉本人是带着一定的情绪的。
要知道，在现代社会里，虽然各种各样的丑闻和恶行都被大众传媒揭露的非常的明确和清楚了。但是坐在电视机前，坐在电脑前看着相关的新闻报道的王书辉，还是很难对于那些可怕的泯灭人性的罪恶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认识的。
现代人可能会觉得现代社会里的恶行是非常的多非常的恶劣的。但是，现代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社会管理体系，有着法律和规矩束缚的工业化社会。从宏观的角度讲，恶行在现代社会里其实要比在封建农业社会里少的多。
毕竟，已经全面工业化了的现代中国有着先进的生产力和巨大的社会财富，在这个基础上，不管现代中国的社会制度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总体上，基本的，被全社会所认同的共同价值观还是存在的。而掌握着先进生产力和巨大社会财富的政府，也会使用这些资源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恶行进行惩罚和抑制。
现代人看到年轻女性把私生子溺死就会感到极端的愤怒，对这样的事情口诛笔伐无法原谅。但是同样的事情，在封建农业社会里却是一种非常普遍，完全常见的事情。
因为生产力水平的落后，因为没有足够的物资和财富，因为和当时的生产力相配合的落后社会制度，处于封建农业时代的大部分普通中国家庭，其实都是很难承担过多的人口负担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有效的节育手段，把非计划出生的子女杀掉以减轻家庭的生存压力，就成了一种必然。
让王书辉非常毛骨悚然的就是，他穿越之初对大明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时发现，大部分贫雇农家庭都会把无法抚养的初生婴儿直接溺死，然后埋到猪圈或者茅坑里沤成肥料。
如果说溺死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沤成肥料已经让王书辉受到极大的震撼的话，那么用一种非常平淡的情绪，习以为常的做着这样的事情的明代百姓的木然态度，则更让王书辉无法接受了。
这就是为什么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