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武器-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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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第一年，我就写出了多篇歌颂广东改革开放的好文章，有几篇为深圳特区特殊政策辩护的文章还被深圳市委宣传部选为全市公务员学习材料。很快我就在广州市甚至广东省高层建立了自己的采访圈子，虽然这期间在独家采访时也有好几个高官想用“亲切的大手”抚摸我的胸部，也有好几个醉醺醺的人民的公仆想把“温暖的”嘴巴凑到我的脸上，但我巧妙地拒绝了。我不是不知道，广东漂亮的电视台记者几乎都在政府高官中有靠山，而一大半漂亮女记者都是靠身体换来独家新闻。但我有我的原则。我要坚持这个原则。不久我就领教到坚持原则的滋味，我不得不靠记者微薄的工资养活自己，而且我在高层的独家采访也渐渐减少。然而已经够了，我已经了解得够深了，深得足够我再一次崩溃下来。
什么莺歌燕舞，原来是淫歌艳舞；什么人民的公仆，其实人民才是他们的公仆；什么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实到处是男盗女娼而已。我感觉到，正是眼前这些人模狗样的贪官污吏，才让我们整个国家落后和赤贫。我知道我该写什么，该揭露什么了。我有的是素材和资料。
我开始写焦点追踪，我要告诉我的读者，广东的地方官员是怎样把本来属于这个国家和全国人民的资产据为己有而率先富起来的，我要告诉我的读者在广东高速发展的背后是多少内地穷苦劳工的血和泪，我甚至有事实支持我得出明确的结论：广东处级官员平均贪污达到五十万，厅级干部平均达到五百万，而省级干部的家属子女有百分之九十三在经商赚钱，他们的资产平均一千万以上。我告诉吴总编，就这样登出去，如果有地方领导不服气，我愿意和他们对簿公堂，只要他们愿意公布广东地方官员的资产，如果结果和我说的有一分钱的出入，我愿意以诬陷罪把牢底坐穿！
“王媛媛，你冷静下来！”吴力超总编带着半紧张半关心的表情看着我说。
我慢慢让自己平静下来，每一次当他拒绝刊登我的调查报告和焦点追踪时，我都会向他急。他会同情地点着头，等我平静下来，然后耐心地向我陈述利弊。当然他从来没有退让过。他说，这是原则问题！不想我丢掉工作，他自己也不想被广东省官员找个理由抓去坐牢。“我还有老婆孩子呀！”
他会解释：为了社会正义和真理，还有其他很多办法，不必要走这样的极端，对谁都没有好处。你想，你以为你抓住了高官们的把柄，你以为你找到了解决中国的办法，可是我们自己也生活在这个淫歌艳舞和男盗女娼的社会里，我们自己的屁股也不干净呀。你想，上个月我看你采访太辛苦，给你私下发放了3000元的出差补助。你知道吗？那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你揭露副省长贪污两千万，中央需要调查取证，可是我保证在中央结论出来之前，你从我们小金库领取额外3000元采访补助的事情就会让你走人的。我们是法治国家，但法律掌握在他们手里。这点至关重要啊，小王！
我深深理解吴总编。但我怎么也不甘心这一篇篇自己呕心沥血写出来的揭露报告就此封存起来。我不甘心，我痛心，我伤心。有一次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告诉吴总编，你知道广东地方官员在修路和搞开发时贪污多少钱吗？你知道他们的子女都把多少亿万的人民的币转移到香港海外吗？你知道那些钱如果在湖南可以挽救多少因赤贫而自杀的农民，可以送多少失学的孩子重返学校吗？
吴力超总编叹了口气，幽幽地说：“我知道，你还穿开裆裤时，我就都知道了！”
我无话可说。吴总编找个机会就安排我到香港去旅游，让我散散心。那是我第一次到香港，香港的繁荣和热闹让我心情轻松起来。而香港书摊上各色各样的书报杂志则让我眼花缭乱，很快就吸引了我。我才发现香港的报纸杂志可以无所不登，无所不谈，只要你有事实根据，你可以点名道姓指责特首和北京领导人。我也看到香港报道的很多关于内地官员贪污腐败的事，可是我发现虽然那些报道都很让人吃惊，但很多却并没有真凭实据，我想，如果我的那些报道文章能够刊登在香港的报刊上就好了。
我记下了一些报刊杂志的电子邮件地址，回到广州后，我把自己以前的文章整理后刻录到软盘上，然后偷偷到郊区的网吧去把文章发送到香港和海外媒体的电子信箱里。很快我的电子邮件有了回音，他们大喜过望，说立即撤下其他文章先刊登我的大作。我虽然看不到刊登出来的文章，但不久就听到广东地方官员受到调查，因为香港报章和互联网上刊登出了揭露他们腐败贪污的文章。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从此我开始了自己心目中真正的人民记者的工作。公开的，我仍然全力为《南方周报》撰文写稿，私下里，我把被总编枪毙的稿子全部偷偷传送到香港和美国各大网站发表。为了不暴露自己，我为自己取了三个笔名，当然都是男人的名字。虽然工资有限，向海外投递稿子使用笔名又没有办法收取稿费，但我就算把工资全部花费在自己喜欢的事业上，我也不后悔。我高兴地看到有好几个贪官污吏因为我发表在海外的揭露报道而受到中纪委的调查，对于我来说，这比得到最高记者奖励还让我心满意足。这段时间，不停从自己电子邮件收到来自国外编辑的称赞信让我像着魔一样挖掘贪官污吏的劣迹丑闻。
一年后当我再次到香港出差时，好几个香港和美国的编辑坚持约我见面。在比较隐蔽的情况下，我和他们一一见面了。他们对我的高度评价让我脸都红了，但心里却美滋滋的。香港和海外的编辑大多表示，由于大陆对于海外媒体和网站的封锁，使得海外中文媒体举步维艰，所以他们虽然很想多给我一些稿费和采访费用，但却是力不从心，请我多多包涵。我当然理解，我从一开始向海外媒体投稿就没有想到钱的事，就是一分钱没有，我也会乐此不疲的。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当一位美国中文网站的编辑把一万美金的稿费交给我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不敢相信，接着觉得有些不妥。
他告诉我，我登载在他们网站的文章让美国华人大长见识，读者反映非常强烈，而且他当即拿出来六十多封从电子邮件收件箱打印出来的读者来信，他说：读者对你写的揭露文章很喜欢，这让本站点击率直线上升，也使得我们获得了大量的广告合同。这一万美元相比你为我们网站干的，不，相比你为美国华人干的，也不全面，应该说，相比你靠揭露腐败而为中国人民干的事来说，只是小小意思！
这话说到我心坎里。我接受了一万美金，不怕人笑话，这超过了我一生的存款。像我这样的女记者，只要愿意妥协，只要认清形势，本来在广州只要几年就可以腰缠万贯，但我拒绝了。我不愿出卖身体让官员和老板包下来，更不愿意出卖良心去为贪官和有钱人专门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但今天这一万美金，是我靠辛苦的第一手调查写出的揭露贪污腐败的文章赚来的，我拿得心安理得。
那个美国网站编辑看到我收下了钱，而且在收条上签了字，长长地松了口气。后来在吃饭时，他说为了获得独家，他建议我只把文章投给他们。这样他们也可以有理由提供更高的稿费。我想了想，说，只要你们都能够及时刊登我的稿子，而且让全世界华人而不只是美国的华人才看到我的稿子，我看没有多大问题！他立即表示：那当然，互联网无国界！
分手时，美国华人再次代表美国读者表达了对我的感谢，并握着我的手说：你年轻有为又漂亮，却想不到如此具有正义感；我们对你寄予很大的期望，哦，是海外华人对你寄很大的期望。我们相信，你完全有能力从反腐文章更上一层楼，写出更多的从事实出发的分析文章，分析中国腐败的根源，分析一党专政的弊端，分析……
我说，谢谢！我会向这方面发展。我毕竟在广州特别是高层有很多关系。
回到广州我更加起劲地调查撰写反腐的文章，而且我也开始思考这些腐败的根源，也试着写了些揭露政治体制的文章和对中国政府政治改革走向的分析等，写好后小心地传递到美国那位编辑的信箱。不久我就得到那边传来的称赞信，而且那位编辑连续两次托付归国的华侨给我带来了丰厚的稿酬。
这些稿费对我太重要了。有了这些钱，我才能够挺起腰杆，而不屈服于报社的压力；有了这些钱，我才可以在这个淫歌艳舞的城市洁身自好，也只有这些钱，才可以让我更加专心搞调查研究而无后顾之忧。
后来美国的网站编辑开始来信告诉我海外华人感兴趣的话题，再后来他就具体指导我去调查研究一些海外华人特别想知道的专题。
有一次到香港出差，我在酒店上网，发现那个网站可以看到，于是就去找我发表的文章。结果，发现我的有些深层调查和分析文章并没有在网站登载出来，我马上打电话问编辑，他支支吾吾地告诉我：“你报的有些消息我们需要作进一步证实，放心，我们总会在适当时候以适当方式发表的。”
我就不明白，既然不刊登，给我那么多稿费干吗？第二年合作中，一年之内他就托人给了我五万美金。不过，不管那么多，我的工作是正义的，我的目的是伟大的，继续干就可以了。
后来美国编辑通过电子邮件发来要求我收集的主题越来越集中，范围越来越少，例如某某省长在某次会议上的讲话内容等，这一度引起我的疑心和不安，美国的编辑知道后马上向我解释道：因为那位省长的子女在香港经商，估计贪污了很多钱，我们需要他父亲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然后把两方事实对照，让美国华人看到贪官的两面人格和丑恶嘴脸！
合作的第三年，我再次和那位网站编辑在香港见面，刚刚坐下，他就边称赞边把更大一捆美元推向我。由于之前我多次发现我向他们提供的中共党政军的独家消息并没有出现在他们的网站上，后来用GOOGLE也无法搜索到，而他们还在大把大把地给钱，我心里早就隐隐约约感觉到什么了。我突然连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有了这个想法，当时质问了他：“你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吗？”
他竟然一点也不觉得吃惊，抬起头微微皱着眉头，干巴巴地说：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另外不管我为谁工作，我得告诉你，这些年你为我们提供的秘密消息和内部……
“你想干什么？”我惊恐地站起来，我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质问他这样的问题，但让我更加吃惊的是，他竟然一点没有想否认这个问题的意思，“你想威胁我，敲诈我吗？”
他微笑了一下，说：“你为什么不让我把话说完？”
“你说，”我横眉怒视着他，“我绝对不受威胁的！我根本就没有做错什么！！”
“谁说你做错了什么，”他忍不住笑出声来，接着说：“你不让我把话说完呢。我是说，我得告诉你，这些年你为我们提供的秘密消息和内部资料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帮了中国人民的大忙，都为中国建立民主制度推翻一党专制做了贡献，你是一名讲真话挖掘真相的民族英雄！”
“那你们想怎么样？”我仍然死死不放地盯着他问。
“什么我们想怎么样，”他无可奈何地摊开两手：“你看间谍小说太多了吧！我们当然不想怎么样，如果你因为个人条件或者信仰改变而不再愿意和我们合作，我现在就走，永远不会打搅你。什么威胁你，敲诈你，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不相信地看着他，但心情稍微平和了一点。
他漫不经心地用眼角瞟了我一眼说：“这次来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些年你提供的消息真是很有用，我把其中有些转给了海外关心中国人权的组织或者其他民主组织和团体，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和中国打交道的策略，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中国的人权，改善中国的民生。”
他停了一下，我注意到他在观察我，等了一下，他又说：“至于有些情况，我确实是反映给了美国的特殊部门，但你自己知道，你提供的东西都不会给中国人民和国家造成伤害的。就算你无意中提供了这类会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东西，作为华人，我会传给美国那些部门吗？我替你传递给他们的情报都是揭露共产党一党专政，揭露他们镇压人民的真相，你自己也知道吧！”
他很会说话，其实我心里早就有些怀疑，但正是我认为自己这些年提供的东西都不会损害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所以我才一次次自欺欺人、心安理得地领取了“稿费”，或者确切地说——情报经费！
那次见面后，虽然心里的不安已经被证实，但我还是收下了那捆美金。我听取了他的建议，以后再发送电子邮件时更加小心谨慎。从那以后，他也不再写一些伪造的所谓读者的感谢信传给我，我也知道了自己在干什么。当然我没有失去自己的标准，我认为损害国家，危害人民利益的秘密消息我绝对不发。我有我自己的标准。这个国家太多秘密，拆迁是秘密，非典病毒是秘密，有人在水井里下毒是秘密，公安把人在拘留所踢死也属于国家秘密！正由于有太多的秘密，也使得我们收集秘密就显得易如反掌，特别是作为记者，我几乎总可以轻轻松松获得我想要的秘密。
收集到党政军的秘密文件和消息之后，最让我为难的是如何有选择地传递到美国那位“网站编辑”手里，也就是传递哪些文件过去后让我没有负罪感，甚至让我感到自己是揭露黑暗的光明英雄？传递哪些过去让我感觉到我是在干……。
正如我所说，我有自己的标准。凡是我认为不损害人民利益，不损害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的，我就通过电子邮件传给他们。这些大多包括那些党政人员的活动和讲话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坚信，一个国家设立机密秘密绝密制度，主要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的利益，可是当我看到那些标明绝密的重要文件大多是为贪污腐败案件和如何控制人民的方式方法保密的时候，当我看到这些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