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武器-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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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从我这里获得一些刑事案件的资料外，她对其他包括对我本人没有兴趣。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在她的眼中，只有挖掘事实，跟踪报道和采访，她对这个城市的其他女人们感兴趣的事好像不太感兴趣。不过我对她一直痴心不改，当然我知道，她一直没有男朋友，她好像对所有的人都紧紧关着心扉的大门。不过只要她一直没有男朋友，我就可以一直怀着希望这样若即若离地等着她注意到我这个人，而不是我提供的资料。
可是我怎么都想不到，王媛媛编辑组里来了个四十岁的杨文峰，就算没有长着个侦探的眼睛，我也能够看出来，他们两人很快就搞得火热。而最让我不解的是，竟然是王媛媛在主动投怀送抱。
我哪一点比不上杨文峰？有一次瞅准个和媛媛单独相处的机会，我不客气地质问她：媛媛，你年轻漂亮，又能干，追求你的人都快排队了。可是你为什么单单挑上杨文峰？
“杨文峰怎么啦？”
我不是说杨文峰有什么不好，可是他也没有什么好呀，他比你大了十岁，而且要不是你把他从发行部调到自己的编辑部，他只不过是一个搞发行的苦力而已。
“这我可不爱听，”王媛媛满脸不高兴地打断我，“他那职业怎么啦，总不比你的职业差劲吧？”
这话我也不爱听！平时大家在一起时，也不是听不到对我职业的冷嘲热讽，我都一笑置之；可是今天从王媛媛嘴里说出这话，我觉得特别刺耳。我霍地一声站起来，冲着她吼开了：警察职业怎么了？没有我们这些人，天下还能够太平吗？没有我们，看看你们是否还敢在夜晚出门散步？我们警察哪一天不是冒着生命危 3ǔωω。ｃōｍ险去上班？全国每年都有超过五百位警察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受重伤的几乎每天都超过十人！我们这职业光荣得很，亏你还是个大记者，你有良心没有，你说差劲是什么意思？
媛媛吃惊地看着我，过了一会才回过神，于是连忙安慰我。不过过后她还是找到机会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她说：你就别自己认为有多高尚了，自己说不算数，要听听人民群众的声音。你知道吗？在全国各种职业中，你们公安战线一直劣评如潮，哪次全国民调不显示你们这些“人民警察”在贪污腐败排行榜上独占鳌头？你说你们中每年有多少人成为英雄，那谁不知道？可是不要忘记，人民更加知道你们中有多少腐败分子，每年有不少于一千的公安因为腐败渎职被清除出公安队伍……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什么意思？你不要只告诉我有多少干警牺牲了，你最好把眼睛收回到广东地区。就拿你们公安厅来说，你能够解释你们三位副厅长公子开的百万人民币的名车的来历吗？你能够解释你们公安厅出境处的从处长到科员个个存款超过五十万的现象吗？你能够解释人家说在广东干三年交通警察，回到家乡可以盖三层楼豪宅的顺口溜吗？你……”
我制止了她。我知道这些，没有人能够解释。可是这是我们公安部门独有的现象吗？作为警察，我比谁都清楚，广东的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平均六倍于他们的工资加补贴，大家都无法解释清楚。中央都放弃了让大家解释，因为如果都解释出来的话，全国那些普通民众会造反的。中央早就制定了领导干部要公布自己和子女财产的规定，可是不可能实行呀！那些东西如果公布出来的话，无疑就会成为普通民众讨伐中国政府的战斗檄文。
为什么偏偏拿我们公安出气？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全国人民在有困难时候就知道找公安，可是在批评腐败时，他们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公安。
“你如果不服气的话，”王媛媛面带讥笑地说，“你能够给我举一个广东公安廉洁奉公的领导干部的例子吗？或者把公检法一起算上，你告诉我一个领导干部的名字，我保证在三天内向你提供他藏在各个银行和香港银行的存款！”
我很气愤，但我却真提不出。我们公安厅也有几个廉洁奉公的老公安，但都因为入不敷出，加上不合群而过着郁郁寡欢的日子。他们由于自以为一身正气而受到单位的排挤，家人的排斥。我想这种人在哪个单位都有。我如果真把这些人拿出来举例的话，那反而让我难堪。
反正我已经不再哼唱那首“金色盾牌热血铸就”的让我热血沸腾的歌，就是唱我也是在心里唱或者坐在马桶上哼两句。我也渐渐对值勤时群众投向我的复杂眼光习以为常。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我，警察已经成为一个职业，一种赚钱维持我生存的工作。而我当初报考警官大学时，以为自己选择的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一种值得自己“甘洒热血”的伟大事业……
我以为我会一直这样沉沦下去……
直到那天杨文峰的周伯伯出现！
我从电话里就判断出国家安全部退休的周玉书局长是被新塘镇公安局派出所设套抓起来的，为的是敲诈几千块钱。但我无法想象，周局长竟然没有识破他们的圈套，竟然只是给杨文峰打了个电话。我为当地派出所暗暗捏了一把冷汗。
全国的公安部门，特别是地方的派出所，几乎绝大部分都在搞敲诈勒索的勾当，这也是万不得已，地方警察办公经费紧张，不要补贴，有时连工资都要拖欠一两个月。这些五花八门的敲诈勒索手段中最有名的就是抓嫖客游戏。为此有的公安公然和当地妓女勾结，等她们以找酒店等为名，把男客骗到房间，然后公安突然出现。由于妓女身份确凿，而且当场坦白，被骗的人自然无法洗脱嫖客的身份。这些“嫖客”大多害怕单位知道家庭破裂等，自愿送上五千到一万的罚款。这个钱公安和妓女私分。全国公安都在乐此不疲，湖南等地更是每个派出所都这样干，于是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只是这次新塘的这个派出所竟然搞到国家安全部周局长身上，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然而当我看到周局长的时候，我觉得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谦和和平易近人的样子。我也曾经有机会和广东的政法部门的厅长和局长出差，可是他们那个铺张的派头和那个前呼后拥的德行，放在面前这位周局长面前，简直不亚于皇帝出巡。
这个周局长并不是普通人，他的传奇故事在我们公安和安全战线是家喻户晓的。由于他在情报领域的丰富经验，他一直工作到六十六岁，超过正局长退休年龄六年才被国家安全部党委会议勉强同意退下来。
现在这位传奇人物就在我眼前，一边用自带的手帕擦鼻涕，一边看着我们微笑。被我们领出当地派出所时，他手里提了个小包。后来杨文峰告诉我，他的周伯伯在搞什么社会调查。我想有机会，我得告诉王媛媛，让她看看像周玉书这种领导干部，不要把我们政法系统的人都看成坏人。
*****
初次见到周玉书六个月后的一天早上，我刚刚到办公室，处长就进来，他说：“李副厅长叫你去他办公室。”
我看了看处长，准备和他一起走，但处长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我知道是要我一个人过去。我忐忑不安地敲了敲李副厅长办公室的门。门开后，我发现李副厅长办公室里坐了另外的三个人。李副厅长招呼我坐下。我这才看到面前的三人腰板挺直，其中两人年纪较大的头发都花白了，另外一个和我差不多。
“小梁，这几位是上面来的。”
我和他们一一打招呼，那个年轻人打量着我，有些盛气凌人，花白头发只是微微点了下头。我正有些对他们的傲慢不满，却发现副厅长走过来，点头哈腰地亲自为三位倒水。
“小梁，现在手头没有放不下的工作吧？”
没有等我回答，李副厅长接着说：“现在想派你接受一件重要的任务。”
李副厅长说罢并不做声，拿眼看着两位花白头发。其中一个花白头发看着我。
“你认识国家安全部退休局长周玉书吧？”
我想解释，告诉他们我是通过杨文峰认识的，但话只说到一半，就被花白头发挥手打断。
“我们都知道！”他不顾我脸上的吃惊，继续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交代了李厅长，他把你的情况也全部向我们作了介绍和汇报。我们认为你非常可靠。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你可以从你科里带一位干部，加上我们的小钟。你们三人组成一个行动小组。”
他停下来，我看了一眼他提到的小钟，点了下头。
“这个小组由你负责，你们只对我们负责，工作任务属于绝对保密，不能对厅里的任何同事和领导提起。你们的工作就是全天二十四小时跟踪监视周玉书！”
我大惊失色，脸上的表情显然没有逃过他们的眼睛。
“你要把周玉书的行踪每天固定通过电话向我们汇报一次。现在，你可以问问题了。”
我不知道问什么问题，因为脑袋一时之间充满了问题。首先，我是刑警队的刑事警察，跟踪监视只是在破案中用到，但并不是我的特长。其次，使用了跟踪监视，并且要汇报周的行踪，这交代一点不明确，是跟踪保护周局长呢？还是跟踪取证最后要定他的罪呢？如果是前者，那是我们厅保卫处的任务；如果是后者，则必须详细交代我目标的嫌疑历史。最后，还让我疑惑不解的是，周玉书是国家安部退休的情报首长，一个地方公安厅有什么权力和能力去跟踪监视他？我再狂妄，也知道跟踪这样的老手，不到一天就会把自己暴露。当然还有疑问，为什么由李副厅长直接交代任务给我，这样越级指示在我们这个讲究等级和级别的单位并不常见。
这些疑问一股脑涌进我脑子里，反而让我无法问出任何一个问题。我只是看看两位花白头发，又求救似地看看李副厅长。
接下来一个小时里，花白头发和小钟对我轮番交代，他们走时我还是糊里糊涂，结果李副厅长又用了半个小时重复他们的交代。
交代完，看到我仍然一脸迷糊，李副厅长有些不耐烦了。“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你就不明白？”
就是因为太简单，我才不明白呀。不过我没有再说什么，表示了自己坚决执行好任务的态度后，起身离开了。
他们几人的交代再清楚明白简单不过了：周玉书在广东境内时，我们这个小组负责监视跟踪他的一举一动，然而把的活动情况特别是所到之地和所接触的人每天汇报给花白头发。我负责的小组的工作既不是暗中保护周局长，更不是侦查取证。简单地说，我就是要向花白头发汇报周玉书每天干了些什么，接触了什么人，到过什么地方。
“就这些？”
“就这些！”
我当时问，要持续多长时间呢？两位花白头发互相看了一眼，告诉我，只要周玉书来广东居住，我就得一直干下去。
我听后很有些着急：“那不是我得一直干下去？我的公安工作怎么办？”
这时小钟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声音沙哑地说：“不会太长的，我们有他的医疗记录，他不会挺太久的，应该过不了2008年奥运会。再说，这个工作也就到2008年奥运会时结束。那时就没有必要监视他了！”
从此我开始了全新的工作，和我以前的刑警工作有很大的区别。我和我的手下，加上北京过来的小钟，形成三人小组。由于小钟不了解广东情况，所以跟踪监视工作主要由我和手下做。按说跟踪监视工作至少需要四人一组才可以应付，但这周玉书毕竟年纪大了，活动并不活跃，加上他的日程非常简单和很有规律，所以工作还是很轻松的。但我很难想象自己一直暗中跟踪一个老头直到2008年，更加难以想象的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跟踪他。不过工作了两个月的时候，李副厅长有一次见到我微笑着说：“小梁，好好干，你的副处长申请我们已经报到组织部门了。”
周玉书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来广东后长期住在国家安全厅招待所，虽然广东省国家安全厅的领导干部会定期带着水果之类的来看望他，但他却很少随他们出去吃饭。这倒奇怪，我知道，国家安全厅那帮人几乎把一半情报经费花费在广东的山珍海味上。这周玉书的生活简单得让我惊奇，他在招待所时，都会到食堂吃饭，到外面去时则在小摊上吃碗牛腩面什么的。老人吃完后，掏出个北方人不离身的大手帕擦擦脸，然后再小心地从口袋找出一张卫生纸，使劲擤鼻涕。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虽然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然而，我还是感觉到他一天一天渐渐慢下来的脚步。
一年后，对于老人的活动几乎没有什么需要汇报的。一开始我还巨细无遗地汇报，但半年后，我也就捡重要的事情汇报。所谓重要的，也就是老人又到了哪里，又接触了什么人。这段时间，我知道他一直在对广东的流动人口做某种调查，他从劳务市场到劳动部门，从流动人口收留站到台资港资工厂，从街边的盲流到出租车司机，虽然我明显感觉到他的节奏越来越慢，但我仍然能够感觉到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有条不紊地搞调查研究。老人随身带一个小本本，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或者想到的随时随地记下来。久而久之，我对那小本本产生了好奇。如果作为刑事侦查，那个小本本将提供非常有用的线索，可惜，我现在的工作只是跟踪他。
由于李副厅长交代，所有开支都由北京支付，所以该花的就花，能够开发票的就开发票，来不及开发票的打白条也可以。开始我拿一两千块加班费用和夜宵费给李厅长，后来在李厅长鼓励下，我逐渐多开了些发票和白条。一年后，我们的跟踪费用仅仅加班和夜宵就增加到一万元，北京没有什么话说，我也就安然处之了。这时期，我也渐渐从小钟的举止言行判断出他的来历，原来他们直属北京中央军委的。
周玉书照样粗茶淡饭，从一个地方颠簸到另一个地方。出于好奇，我也把他到处了解流动人口的情况告诉了北京的花白头发，他们只是笑笑，说：这老头闲不住，别管他。我从他们两位的口气中听不出恶意。而且看他们对于周玉书具体所作所为并不感兴趣的时候，我心里越发好奇。
由于我和杨文峰、王媛媛到新塘去接过他，所以我们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