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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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有人还问了这样的问题。“对于别的意大利人，你怎么能这样干呢？”
我倒并不那么看问题。我搜查过一伙人，他们都是在搞一些非法活动。
看问题要有一个恰当的角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用异族的观点去看待他人。破案工作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明白，无论我干的是什么工作，我并不是要把属于黑手党或接近黑手党的人改造过来；无论我是否在那儿，我所接近的人都会撒谎、偷盗、欺骗和搞暗杀。我的目的是为以后的起诉搜集证据。我不是在搞社会工作。
在破案工作中，联邦调查局还作出了决定给勒菲蒂钱。有一些人对此提出了疑问。隐蔽特工坎特和罗西给了勒菲蒂大约40，000美元，因为他们都被当作“容易受骗上当的人”。他们给他钱，是因为他作为一名老练党徒为他们服务，在别的家族企图干涉他们的活动时，他们能得到布拿诺家族的确切保护。
这笔投资完全值得，这有许多理由。给了勒菲蒂钱，坎特和罗西就可以使他确信：他们愿意与他在一起干，他相信他们是歹徒。
联邦调查局因此而获得了所有党徒家族的极有价值的情报；我们甚至成了纽约、密尔沃克和坦帕的三个家族的“合作伙伴”。这些情报在法庭上都成了证据。
断断续续给勒菲蒂一些钱，我们的破案工作比常规情况要少花许多时间，或许要少花好几年。而那种常规工作还不一定能获得起诉的罪证。
在黑手党里生活了6年，并没有改变我做人的价值。如果问到我的家庭，那倒是破案工作不能算是理想的成功的原因之一。
那么长的隐蔽工作，也完全没有改变我外表上的举止言谈。摆脱在破案工作期间所表现的一些习俗或举止，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问题。
我还保留了一些老练党徒的架子。
老练党徒不用事先保留位置。他们大摇大摆地进了某个饭店，只报了一下名字。店主人总是说：“抱歉，我们没有那个人的位置。”老练党徒虎视眈眈地说：“没有位置，什么意思？”主人立刻就把桌位安排好。
我曾以“公民”的身份干过几回那样的事。我从眼角上看到蓓基在一旁直摇头……但是我都干成功了。
有许多人在公开场合下遇到矛盾就后退。但是，在老练党徒的世界里，没有后退可言，对于招待员、售货员或其他人都不会后退。他们对自己不会说“算了吧”，而是勃然动怒。这并不是欺负别人，至少不是有意动武。
可是我弟弟见我那么干，他会说：“乔，你又不是和老练党徒一道。”我的回答是：“当你觉得自己所干的事是正确的，为什么要惧怕别人？”
在我打交道的所有党徒中，人们问得最多的是关于勒菲蒂·甘斯·鲁吉埃诺。
勒菲蒂出狱以后，他会不会要干掉我呢？他的保释期到1992年生效。
我认为会这样。我还知道，黑手党也会想干掉他，因为是他把我作为伙伴带进了黑手党。
像勒菲蒂这样的党徒，毫无疑问属于旧派范畴。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知道黑手党已经有了要干掉他的协议。但是，他并没有变节。他比年轻一代的党徒大多数人更具有适应能力。他有强烈的荣誉感，尽管他完全有可能被自己同伙干掉，他仍然保持那种荣誉感。他坚决拒绝与联邦政府合作，不肯为了减轻判刑而受到联邦政府证人保护法的保护。
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勒菲蒂，首先就保护他，在他受审、坐牢期间继续对他保护；可是他发誓要干掉我，而我却不能受到联邦政府的保护，这自然很有讽刺意味。不过，事情就是这个理，我还得靠自己。
勒菲蒂如果能活到出狱的时候，如果他要想干掉我……我不会为此而担惊受怕。无论是他出于报复的动机，或者是别的党徒为了干掉我而得到那500，000美元的悬赏，我都会作好准备。我身上随时都带着0。38口径的手枪，想赢我的人非出类拔萃不可。
我所接触到的黑手党成员或与黑手党接近的人中，我比他们任何人都强，我有这种感受。我是好人——我没有干什么坏事，我只是执行我的任务。
我采取了正常的预防措施，每天正常地生活，尽量不去想他们对我的暗杀协议。
我说尽量不去想，可有时候也想到那样的事。但是我没有因此而做噩梦。
黑手党并不是世上第一个组织相信这样的事实，即任何事物都不能和坏了名声相比。当这本书以精装形式问世以后，外面传来的消息说：大部分老练党徒都看了这本书。知情者向联邦调查局特工报告说：除了勒菲蒂以外，党徒们都喜爱看这本书。不过，他们还说：我本不该写这样的书。除此以外，他们没有更进一步的反应。党徒们毕竟没有水平做读书评论。
他们看了此书有什么感受，我们没有得到更多的情况，这些毕露无遗的评论大量揭露了黑手党社会。那些评论使我想到了勒菲蒂说过的话。他当时教育我一个老练党徒应该如何言谈举止。他说：当了老练党徒的伟大之处就是可以撒谎、偷盗、欺骗以及杀人，而且这一切都是合法的行为。
我所接触到的党徒都认为自己的行为合法，他们从来不以为自己在犯罪，不承认自己是歹徒。他们来自亚文化群地方，那里的犯罪是允许的，正常的，甚至还很“光荣”。我在书中暴露了他们真实的情况，老练党徒显然为此而高兴。
第二种反应是，我不该写这本书，这可能表明：他们仍然以为“多尼·布拉斯柯”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在他们看来，我背叛了他们。这种看法倒符合情理。党徒们认为，同政府合作在道义上应受到谴责，那是一种“犯罪”。如果一个老练党徒背离了黑手党的价值体系，他不仅玷污了自己，也玷污了他的罪恶的家族。这个家族在街坊邻里中、在商业团体中都失去了尊严。
当然，勒菲蒂看了这本书所作出的反应又当别论，因为这本书公开告诉了党徒：他已经列入了被谋杀的名单之中。
1986年9月，我就脱离了联邦调查局。在写本书期间，我还在反对黑手党的案件中为政府作证。我希望要我作证的日子尽快结束，好使我结束过去，走向未来。
我计划写另外一本书，把我的经历搬上银幕。也许我这本书还会再次成为畅销书，甚至获得电影艺术科学院颁发的年奖。但是，我家里没有任何人会大吹大擂。
这里我指的并不仅仅是我自己这个家，还包括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包括蓓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一些亲属。
我的隐蔽生涯改变了我和他们所有人的关系，我干些什么同他们怎么也说不清。
他们知道我干隐蔽工作，但为我担心，因为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会不会因为需要而对他们讳莫如深，会不会因为某种原因而改变了我的人品。有些隐蔽工作者确实发生了那样的情况。在那些日子里，我无法使他们思想上安宁。
在黑手党家族委员会和皮扎饼联络一案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双方家庭的生活比我在隐蔽工作期间更加糟糕。我在法庭上作证，我的姓名和身份都公开了，我每天24小时都有人保护。蓓基和女儿们都更换了姓名住到了远远的地方。但是，我的家以及蓓基的家里个个都处在担惊受怕之中。我的岳父早上不敢开车出门。打电话时，家里人个个都不敢提到我的名字，生怕电话线上有窃听装置。不久，危险的气氛似乎笼罩在各个地方。几年前，我弟媳和我弟弟在纽约开了一家饭馆。未想到有个在那儿吃饭的人和党徒有联系。等我的情况在报上公布以后，那人对黑手党的一个头头说，他有办法找到我。
对于蓓基、女儿们以及我自己，我与黑手党的整个经历永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我的大女儿至今没有看这本书。她说：她不想再次重温我隐蔽工作的那些往事。
今天，我和蓓基及女儿们外出时，用的都是不同的姓名。有时候还绕道旅行，分开乘坐飞机。
我们遇到人时，还得编造一下过去的历史。对于联邦调查局，我和蓓基还是有点自豪感，可是现在我不能说我是个调查局的特工。
6年的生涯……蓓基说，如果再有这样的事，她就要另找出路，因为6年没有丈夫这太过分了。
我对此无话可说。
还有6年，我在重大审案过程中都作为主要证人出庭。我的家庭与黑手党的牵连已达12年之多。
我和代表政府审案的律师们在一起待的时间，和我同党徒打交道的时间实际上同样多。
至于在我写作中，我们这12年已经搬了6次家，今后搬家的次数还会更多。
我还会干隐蔽工作吗？我先前已经说过，从职业上说，我会。从个人上说……
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我和勒菲蒂再次相会，我知道我不会谈什么；我也知道，他也没有那种机灵说些讥讽话。但是我想象中会有这样的最后一次对话：
“勒菲蒂，我为自己所干的事而自豪。如果要我再干，好啊，我就干，”我会这样同他说。“我揭露了黑手党，我们抓获了100多名罪犯……”
“好啊，是好，你真不错，揭露了我们。”勒菲蒂会这样回答，“既然你干了好事，揭露了我们，那你和你的家庭今生今世还为什么要过着隐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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