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抗日Ⅱ-第4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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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日后“假寐的老狼”索罗斯曾经这样说过：“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因为我遵守运作规则，并且尊重那些规则，关心那些规则……”
确实，金融本是不应该和战争扯到一起的，在资本主义世界，哪怕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不过是其自身本性的一部分。但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金融资本的攻击，很可能引发强烈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成为一场战争的导火索。
事实上，战争可能不会轻易地摧毁一国的金融市场，但金融市场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战争的成败。荷兰便是这样一个例子。在十六世纪，荷兰以商业为基础，构建全新的金融体系，并因此迅速崛起。荷兰最终依赖国际货币和信贷市场组织军事资源，打败了以帝国结构为基础的西班牙。
对于将来有可能要发生的金融战争，黄历一直怀有警惕，深为戒惧。而要想有效抵挡金融战争的来袭，熟练掌握金融战争中的各种手段，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或许是最好的办法。那么，从现在开始，锻炼一支金融队伍就是非常必要的。
第326章 革命输出
有备无患，突出地显示了黄历谨慎的性格。于公，他作为一个依旧对国家、政府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也视为这是自己的责任；于私，他也极愿意帮助钟可萍这个和他有特殊关系的女人，使她成为一个史上留名的好总统。
女儿出嫁了，旅游结束了，黄历又回到了坤甸，过着相对悠闲的退休生活。时间很充裕，而且可以自由支配，除非他闲不住，当然，他还真是闲不住。基金会他经常去看看，与香港的吴沧重保持着联系，遥控指挥着在香港的投资；政府专门送来的文件资料他要仔细翻阅，以使自己的思路能跟上世界和国家发展的节拍；嗯，村头厕所没纸了，赶紧写书吧！
也就是从他回到坤甸家中开始，每天又增加了一个任务，那就是与钟可萍的电话联络。大概在每天晚上八点左右，钟可萍必然会将电话打过来，或是十几分钟，或是一个多小时。在通话中，两人对政策的交流和探讨让钟可萍获益匪浅，而这种私密的谈话也缓解了她的工作压力，让疲惫的身心得到了慰藉，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在情感方面来讲，这很有些柏拉图式的味道。
一九六八年三月，南洋联邦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卫星，对，只是一颗卫星，没有实用价值，说它是一个绕地球旋转的铁球更准确，但由此取得的技术突破和实践经验却是不可估量的。这就是科学技术的严格定义，发射一颗卫星和发射一颗实用卫星的差别可以说是极其巨大的。也就是说，你能用火箭把十几颗铁球送入地球轨道，却无法制造成具有高精尖端技术的通信或间谍卫星。
掌握了发射卫星的技术，下面的精力便是放在制造具有实用性的卫星项目上，按照黄历留下的宏伟计划，南洋联邦将在五年内具有这样的能力，然后至少需要发射三颗通信卫星，才能使南洋联邦的通信进入卫星时代。
相对于其它高科技项目的投入，南洋联邦自从试爆成功原子弹之后，便将主要资金投入了核能方面的研究，对氢弹研究的投入有意减少。在黄历看来，对实用性强的项目加强资金和人力，比研究那种中看不中用的核武器更加合算。南洋联邦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提速时期，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更有价值的领域，核武器的研究可以暂缓，这是黄历依据他记忆中的国际发展局势作出的判断。
刚刚转型的南洋联邦资本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在钢铁业、一般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油化工、机械制造业、电力工业等上面，需要较多的资本投入。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夯实基础，再加上国家对这些产业的倾斜和扶持，在一九六七年，终于呈现出了飞速发展的势头。
以南洋联邦的钢铁业为例，主要吸收了来自德国的技术，加上巨大的投资，使设备大型化，由此又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而钢铁业的地位和作用又随着其它产业的发展而显现出来，比如：物美价廉的钢铁使机械制造业迅速发展，产品质量不断增强，又反方向地使钢铁业受益。在五十年代，钢铁业所需的进口设备占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八，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已经降至百分之九点五。
而钢铁工业在及时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后，又在政府的奖励政策下大搞技术革新，力求突破原有的技术指标。五一年引进美国带钢连轧技术，五七年又引进顶吹转炉炼钢技术，六十年代初期引进连铸技术，不仅使南洋联邦成为钢铁出口国，更使其钢铁工业技术能够紧跟世界先进水平。特别是在造船厚钢和特种合金上还有所突破，满足了南洋联邦造船业的全部需求和军工企业百分之八十五的需求用量。协调发展，互相促进，资本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关联发展，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
实际上，黄历在执政的中后期对于国家的发展已经有了自己的认识，并不是把统计的数字，或者超越哪个国家当作目标，而是着重于实际所起到的作用、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以及民生方面的改变。这才应该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但很多时候却往往被人忽视。
六八年年底，钟可萍接任总统后的第一次出访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亚共体各成员国在不知不觉中把南洋联邦当做龙头看待的时候，这种结果似乎不出人意料，但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共在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判断下全力推动输出革命，为此不惜牺牲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为了推动世界革命的高潮便必须全力输出文革意识形态，当这个总路线确定后，使本来便十分脆弱的中国外交又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在外事工作中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的主要任务从六六年十月一直延续到六九年，其形式五花八门，除了在官方外事场合向外宾和驻在国官员作口头宣传，还由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记者、留学生、专家、国际列车员、海员等等在所在国散发毛泽东著作、语录、像章、文革档、图片，在使领馆、宿舍区和援建工地等地树立文革标语牌和毛泽东像，展出文革资料，放映宣传电影，在外销商品和援外物资的包装上印制毛主席语录和毛画像。
中共在很多邻国有华侨组织、友协和侨校，这些组织也从使领馆接受指示，传播毛泽东思想和文革材料，甚至建立红卫兵。中共使领馆还负责筛选当地的亲毛派人士和青年学生，送他们到中国朝圣或培训，这些人回国后或是肩负为文革作宣传的任务，或是被发展成“革命者”。
而那些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影响，成了文革极左派的攻击目标和输出革命的对象。
斯里兰卡自五七年与中国建交后，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曾顶住西方压力，向中国输送橡胶。但文革期间，斯里兰卡依然成了极左派输出革命的对象，因为斯里兰卡不但是个佛教国家，而且是君主国，有大地产制（茶园和橡胶园），又曾经是殖民地，和西方国家经济关系十分密切，文革中世界革命的多数对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中共和斯里兰卡文革前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在文革中成了极左派指控务实派“三降一灭”的证据。在斯里兰卡的外交官便用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来表示自己的革命性。
而最严重的事件是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发动反政府暴乱，纠结激进青年打砸抢，攻占一些地方的警察局，他们扬言是呼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斯里兰卡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当权派，要打下首都可伦坡，推翻现政权。并且多次派出代表，前往中共使馆，要求面见大使，要中共公开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虽然中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中共的“世界革命”立场还是引起了斯里兰卡政府的怀疑，亲华的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政府受到很大的压力。并对中共大使馆采取了一系列监视和检查措施，拆封全部邮件，搜查新华社和中国工人的宿舍，连中共援助斯里兰卡重点建设项目的物资也不放过。很多中共外交官甚至担心使馆会被关闭。
在墨西哥，墨西哥左翼力量上台后，总统埃切维里亚决定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但就在中国大使熊向晖赴任前一周，墨西哥宣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国受过训练的游击队”，在报刊披露后给亲华的埃切维里亚政府造成极大的困扰，使得埃切维里亚在接受国书的仪式上就不得不异乎寻常地向熊向晖提出中共支持游击队的问题。
拉美另一个大国委内瑞拉和北京建交，委政府便宣布建交后不向北京派出大使，也不接受中共大使，在观察了一年多，确信北京没有“颠覆阴谋”后才互派大使。
在菲律宾，中共支持菲律宾共产党领导人何塞·马利亚·西松，此人被他的追随者称为“菲律宾的毛泽东”。在毛泽东思想影响下，西松把菲律宾共产党内的激进派纠集起来另立山头，建立了菲律宾新人民军（后改称民族解放军），发起武装斗争。
泰国和缅甸也是中共文革期间输出革命的重点，尽管在文革前，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是中共的友好邻邦。文革期间毛泽东多次要求老挝党帮助泰国搞武装斗争，最好在泰国境内建立“解放区”，说“一定要打到泰国去”。他对泰国共产党人说，如果泰国革命发展起来了，这就把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亚连起来了。
第327章 大革文化命的影响
中共当时以支援武装斗争的方式输出革命的对象遍及亚非拉，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影响极大。
印度有以查鲁·马祖达为首的“印共”，在大吉岭地区的那夏巴里组织农民暴动，建立农民协会，取消债务，烧毁地契、重分土地，并杀死乡村精英：地主、借贷者、基层官吏和乡村教师。用马祖达的话来说，“这种肉体消灭扫除的不但是个人，也是个人所代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威。”在这种杀戮中，那夏里特运动鼓励其成员不用枪支，而是用其他较原始的武器甚至双手去杀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双手和头颅，肢解肢体。马祖达甚至还宣布说：“一个双手没有沾满阶级敌人鲜血的人不能被称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在拉丁美洲，中共六十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都建立了组织，主要成员来自青年和学生。在中国支持下，六七年拉美共产党建立了两个游击队，一个是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其中有一个模仿“红色娘子军”的女兵单位，叫作玛利亚娘子军连；另一个是玻利维亚的游击队。委内瑞拉的一些共产党人也在同一时期展开了一些武装暴力斗争。
在非洲，中共的输出革命先是和非洲独立运动相联系，然后是和独立后由谁掌权以及选择何种发展道路相关联。在六十年代中期，一些从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喀麦隆和刚果来的非洲革命青年在中国接受训练，然后返回国内开展革命运动。
作为输出革命的重点地区——东南亚，因为这个地区邻近中国，这个地区的多数共产党组织在中苏分裂中支持中共，又有老挝作为公开的反美战场，所以被中共视为世界革命的爆发点。
中共的友好邻邦柬埔寨有好几个省份受到在中共影响下的“造反”的困扰。西哈努克政府被迫驱逐了两名中国专家，又拿受中共支持的华侨学校开刀，限制学校教授毛泽东思想，控制课程，不准散发毛泽东语录和像章。并且派外交大臣访华，要求中共放弃在柬埔寨的文革宣传，但中方却反过来要求西哈努克“允许在柬华侨有热爱毛主席、爱社会主义、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这一要求使西哈努克感到震惊，他的理解是这等于“授权我们的中国朋友在柬埔寨人中间进行颠覆活动”。在气愤中，他下令召回驻北京大使，后经周恩来的苦心劝阻而没有实行。
在缅甸，中共大使馆和新华分社成了文革宣传中心，尤其是鼓励华侨学生佩戴毛章，携带毛著进入学校。这种文革宣传加深了缅中之间本来就有的北京支持共产党游击队问题上的矛盾，缅甸政府下令禁止戴毛章携毛著，开除华侨学生，关闭华侨学校。中缅矛盾的恶化使得缅甸国内出现反华骚乱，华侨学校、新华社、武官处和使馆都受到冲击，十多名华侨和一名中国专家死亡。中共作出强烈反应，北京举行二十多万人游行示威，毛同意提打倒奈温的口号，群众示威中随即打出“绞死奈温”、“油炸奈温”的标语。
在中国的北邻蒙古，文革爆发后很多中方人员要求在华侨学生中组织红卫兵，被代办劝阻，但其他形式的文革行为非常激烈。蒙古政府不能容忍这种宣传，寻找藉口将三名华侨学校教师驱逐出境。中方人员在车站为这三个人举行“欢送”仪式，用“读毛语录，喊文革口号，唱《国际歌》”来表示抗议，结果和蒙古警方发生冲突。
获悉消息的国内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异常气愤，转而以蒙古驻华大使司机在友谊商店门口开车时不慎压上一张掉在地上的印有毛头像的海报为由，围攻这位司机，焚毁了汽车。这位司机随即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在途经二连浩特时又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从火车上揪下来，强迫站在高凳上为他破坏毛泽东圣像的“滔天罪行”接受批斗。中蒙关系就此事进一步恶化。
中国的西邻、喜马拉雅山麓的尼泊尔文革前也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国在尼有很多工程技术人员帮助修建公路和水电设施。文革中中方造反派在中尼边境树起标语牌，要推翻尼泊尔君主制。中方在尼人员也积极活动，宣传毛泽东思想，引起尼政府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