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第6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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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承毅抛开烦恼，打起精神。
看了裴承毅一眼，王元庆说道：“虽然我们都相信裴将军的才能，也知道裴将军能够用实际行动交出一份优秀的答卷，但是作为国家领导人，我们不能仅凭裴将军的几个保证做出关系到国家未来的重大战略决策。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充足的理由，需要一份更加详细与明确的战争进度表，并且是经得起推敲，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进度表。”
裴承毅点了点头，说道：“计划正在制订，需要过两天才能出炉。前面我已经说过，因为战场情况变幻莫测，如同我们没有料到印军如此不堪一击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
“裴将军说得没错，就算是我，也不可能做出任何保证。”项铤辉知道裴承毅无法回答元首的这个问题，主动说道，“作战计划出炉后，总参谋部会全面审核。元首说的战争进度表，将在作战计划中体现出来。毕竟博帕尔的战斗还没有结束，而且攻打博帕尔也是根据战局做出的临时调整，不管是前线指挥部，还是总参谋部，都需要足够的时间对战局做出新的判断，然后才能拿出下一阶段的作战计划。”
“需要多少时间？”王元庆直接问了出来。
项铤辉迟疑了一下，把目光转向了裴承毅。
“最快两天，最慢三天。”
王元庆微微点了点头，说道：“既然如此，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两天之后，或者三天之后，等到裴将军拿出具体的作战计划，我们再讨论做出最终决策。”
元首示意送客，众人陆续起身告辞。
离开元首府，裴承毅才松了口气。虽然王元庆不是军人出身，而且没有参加过任何战争，但是从开始的情况来看，元首不但懂得战争，还非常清楚战争的核心问题。对裴承毅来说，接下来的事情是如何在三天之内拿出一份足以让元首感到满意，能够说服其他几位领导人的作战计划。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完成的任务，因为从沃济拉巴德出发前，作战计划连个框架都没有。
不管怎么说，裴承毅决定等到明天才去考虑。
好不容易回来了，而且可以住上几天，怎么也得花点时间回家陪老婆女儿。
第155章 无法衡量的价值
因为总参谋部的参谋对前线的情况不是完全了解，所以接下来两天，裴承毅一直泡在总参谋部的通信中心，通过远程指挥让袁晨皓安排前线指挥部的参谋制订作战计划。考虑到国家领导人中没几个精通军事，也没几个看得懂专业作战计划，更没有时间详看印出来足足有几千页厚的战术计划，裴承毅让参谋首先制订总体战役计划，即调整战争计划之后的战役行动该如何进行、需要投入多少兵力物资、持续多久、能够达到什么目的等等，再将各个战役计划串联起来，形成一份简要战争计划。
裴承毅忙着制订新的战争计划时，王元庆也在忙着做相关工作。
从整车国家的角度考虑，王元庆最关注的不是在什么时候结束战争，而是调整战争计划后会对国家产生多大影响，以及能不能消除这些影响，或者使影响降到最低限度，最大限度的确保国家处于正常状态。
众多问题中，王元庆首先考虑的就是兵力问题。
毫无疑问，仅凭现在投入的地面作战部队，很难跟上新的战争速度。
虽然按照诗初的战争计划，仍然得在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前占领大半个印度，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在占领新德里之后成立新政权，然后为新政权武装一支军事力量，由其担负维持社会秩序的任务。因为原计划要在2036年底才能结束大规模军事行动，所以有足够的时间扶持新政权，培训军事力量，前线进攻行动也缓慢得多，不会对作战行动产生太大影响。现在的问题是，进攻速度明显加快，如果仍然按照原计划，占领新德里之后扶持新政权，则无法在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之前培训出足够的军队。到时候，要么让印度打内战，要么让作战部队承担占领任务。毫无疑问，两种选择的后果都很严重，前者会严重削弱这场战争给共和国带来的好处，不管印度内战打成什么样，一个变成废墟的印度，肯定不是共和国想要的出口市场与劳动力输出地。后者会使战争损耗与伤亡超过共和国的承受能力，还会加剧印度民众的抵抗情绪，对共和国与印度的未来关系造成严重影响。
王元庆非常清楚，裴承毅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不然不会直接提出两个解决办法。
第一个办法的可行性不大，除了盟国不愿意出动更多的部队之外，还与战前达成的秘密协议有关。按照共和国做出的承诺，各国控制的占领区，将成为战后划分各国在印势力范围的基础。也就是说，谁控制得越多，谁的责任越大，好处也越大。虽然这一协议有鼓励盟国出兵的作用，但是除了巴基斯坦之外，其他几个参战国的国力都很弱，承受战争的能力也很差，不见得愿意背负更大的负担。以孟加拉国为例，除了明确要求控制西孟加拉邦与邻近的孟加拉族聚居地区之外，并不愿意承担其他占领区的治安工作。从共和国的立场上讲，因为要通过这场战争控制拥有17亿人的庞大市场，即便可以与盟国签署“门户开放政策”之类的利益共享协议，也无法从根本上保障共和国的利益最理想的方法，仍然是通过扶持亲华政权来控制印度，而不是肢解印度。
第二个办法看似理想，实施操作起来却有很多问题。别的不说，扶持新政权，必须为新政权提供地点，而最理想，也最有说服力的地点肯定是新德里。虽然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成立新政权，但是从外交上看，要想让印度新政权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就得占领新德里，把新德里设为新政权的首都。这样做，至少在形式上使新政权获得正统地位，逃到南面去的老政权则变成了流亡政府。
占领新德里，谈何容易？
按照裴承毅的计划，打不打新德里都是个问题。
当然，王元庆非常清楚裴承毅的政治头脑，虽然在第一天晚上没有明白过来，但是以裴承毅的目光，在制订作战计划的时候，肯定会把攻打新德里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甚至有可能先打新德里，再转向南下。
即便如此，问题仍然比较棘手。
按照王元庆的估计，就算在10月之前占领新德里，然后让新政权上台，同时着手组建与培训“印度新军”，到2036年春节，最多武装一支人数不超过10万的军队，而且很有可能是一支没有多少战斗力的准军事部队。靠这样的部队，肯定无法控制整个印度。要想稳住印度的国内局势，至少需要50万“新军”。毫无疑问，培训肯定会持续到2036年底。新军担不起重任，共和国的作战部队还得留在前线。果真如此的话，在2036年初结束战争又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政治家，王元庆不会像军人那样思考问题。
实际上，以军人的手段，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办法也不难，只是得更加深入的权衡利弊。
以王元庆的战略眼光，他不可能不知道如何解决。说到底，解决办法很简单，那就是在战争结束后，以最快的速度建立民主政权，把印度的还给印度，共和国尽量不要干预印度内政，由印度人决定印度的未来。
虽然这也是必须走的一步，但是早走与晚走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按照王元庆最初的想法，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肯定要以人道主义援助、战后重建等等名义在印度推行军管政策，等到印度社会秩序稳定下来，物资供应能够满足绝大部分民众的需求，再考虑解除军管政策，通过大选组建正式政权，由此确定印度的政治体制与国家基本结构。
可以说，这么做最稳妥，也最能实现共和国的利益。
提前在印度推行民主制度的问题非常多，比如战争对印度人造成的影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会对民主选举造成巨大影响，而民主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将使印度再次对共和国构成严重威胁。无论如何，王元庆不希望数十年后再打一场印度战争。
要想达到最初的目的，也不是没有办法，只是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按照王元庆的设想，必须首先在占领区的管理问题上做出让步、将部分权力交给印度人，而不是由占领军掌握当地民众的生杀大权，由此产生的问题足以让王元庆头痛，比如其他盟国会不会同意这么做；然后还得加大对印援助，尽快在占领区恢复正常秩序，使占领区的民众过上比战前还要好的生活，由此产生的巨大投入也能让王元庆头痛，比如维持几亿甚至十几亿人的生活，就得用光共和国战略粮仓里的粮食，给战争受害者的补偿，也足以让共和国的战争预算增加好几成；最后还得在占领区内扶持一批开明政客，让他们在印度的民主制度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由此带来的问题同样能让王元庆头大，比如如何确定哪些人是开明政治家，就是一个有待商椎的问题。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虽然王元庆知道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需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到此，王元庆就不得不考虑一个只有政治家才会考虑的问题，那就是提前结束战争所获得的好处，能不能抵偿为此付出的代价？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提前结束战争就没有任何吸引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王元庆就会全力支持裴承毅。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无法用投入来衡量。
想到这，连王元庄都不得不承认，裴承毅不但是一个非常有政治头脑的军人，还是一个能够用政治家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的军人。
会议上，裴承毅就明确提到，不能用金钱衡量的好处才是最大的好处。
原话是不是这么说的，王元庆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很多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都无法用金钱衡量。
别的不说，这场战争对共和国外交造成的影响就无法用金钱衡量。虽然通过在舆论宣传上大做文章，成功化解了美国的阴谋，稳住了欧盟，也稳住了俄罗斯，但是随着战争进行下去，在谁都知道共和国能够从战争中获得巨大好处的时候，那些把利益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的国家，肯定不会让共和国独享其美。别的不敢保证，王元庆至少能够断定，美国会在战争后期提出“利益均享”原则，要求共和国在战后放开印度，向全世界开放印度市场，阻止共和国独霸印度。只要美国带头，现在对共和国还和颜和色的欧盟与俄罗斯肯定会积极跟进，瓜分战争带来的好处。
到时候该怎么办？
母庸置疑，共和国不能得罪所有强国（地区），更不能站到世界的对立面上。
仅此一点，就必须让战争尽快结束。
换句话说，战争越快结束，西方国家插手印度战后事务的机会越少，与共和国瓜分战争利益的可能性越渺茫。虽然从外交上讲，共和国必须让部分国家尝到甜头，但是外交斗争与军事斗争一样，谁掌握主动权，就由谁来切蛋糕。越快结束战争，共和国手里的主动优势越明显，到时候，就不是西方国家逼迫共和国多分点蛋糕出来，而是由共和国决定怎么分蛋糕，以及给谁多分一点，给谁少分一点。掌握了这个权力，西方国家就得看共和国的脸色行事，而不是跟着美国起哄。如果用得好，印度这块蛋糕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导致西方社会两极化。
可以说，这些问题王元庆都能想到，也能处理好。
由此带来的好处，足以让王元庆动心。
从共和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长远国家利益来看，印度战争结束之后，共和国已不存在周边威胁，从纪佑国时代开始的战略扩张行动将宣告结束。接下来的数十年，共和国只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准确的说，是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集中力量解决因为人口老龄化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而全面推行政治改革只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算不上主要问题。
毫无疑问，停止战略扩张，就得进行战略防御。
名为“防御”，实际上是以积极进攻为主的防御，就像美国在此阶段大力推行战略防御政策，实际上却在处处为共和国制造麻烦一样，完成战略转型之后，共和国肯定会在全世界范围内与各个领域内与美国展开竞争，给美国制造麻烦，想方设法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打击美国的国际威望。
对付美国，肯定不能单靠共和国，而要利用全世界的力量。
也就是说，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进行全面调整，以“交朋友”为主要目的。
共和国首先要争取的就是欧盟与俄罗斯，利用欧盟希望通过政治一体化最终实现全面统一，以及俄罗斯迈向战略复兴的急切愿望，积极拉拢欧盟与俄罗斯，以构建“多极世界”为口号，让美国不得不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从而无法集中力量对付共和国，甚至不得不在关键问题上与共和国妥协。
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拉拢欧盟与俄罗斯，就得让欧盟与俄罗斯尝到甜头。
不但得让欧盟与俄罗斯尝剩甜头，还要让欧盟与俄罗斯觉得共和国是可以交往的朋友。
只有在共和国决定怎么切印度这块蛋糕的情况下，才能让欧盟与俄罗斯在尝到甜头之后对共和国感激不尽。
毫无疑问，让欧盟与俄罗斯在印度有所收获将是新时期外交政策的起始点。
由此带来的好处，绝对无法用金钱衡量。
裴承毅不轻不重的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希望元首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相信，只有提前结束印度战争，才能让共和国在未来的国际博弈中掌握主动权。
实际上，不用裴乐毅提醒，王元庆都明白这个道理。
顾卫民也明白这个道理，颜靖宇不会比顾卫民差。叶致胜有没有明白这个道理，王元庆就有点拿不准了，因为在他看来，叶致胜是那种擅长处理细节事务的行政官员，而不是那种拥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正是如此，王元庆才在回到中央的时候，首先把叶致胜带了回来，让叶致胜替他处理了很多行政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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