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海洋-第6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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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瀚林的理由只有一个：中国是正义的一方，有义务捍卫其他弱小国家。

虽然这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牧浩洋却不能直接反驳，因为这不仅仅是政治问题，还是道义上的问题。

大战爆发后，中国就一直站在正义的一方，而且得到了广泛同情与支持。如果中国没有捍卫那些受到侵犯的弱小国家，而是任由超级大国肆意践踏国际道义，那么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得到的支持将大幅度降低。

毫无疑问，黄瀚林宁愿承担军事风险，也不愿意承担政治风险。

不管怎么说，黄瀚林的政治家，而不是军事家。虽然在军事问题上，黄瀚林很少出面跟牧浩洋做对，但是他的政治立场也同样鲜明，即作为军人，不管是牧浩洋还是戚凯威，都应该服从政治决定。

这下，戚凯威的提议被提上了日程安排。

根据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俄罗斯肯定会在年内入侵伊朗，而伊朗军队连一个月都坚持不了。按照李明阳的估计，如果俄军得到了美军支持，伊朗很有可能在开战一周之后丢掉德黑兰。

这下，新的问题出来了。

要不要出兵伊朗，帮助伊朗稳住战线？

戚凯威坚决反对出兵伊朗，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为了一条铁路线，在远离本土的地方开辟第二块地面战场，而且这也会严重分散本来就不多的兵力。既然海路已经打通，就更没有这个必要了。

在他看来，把伊朗变成俄军的泥潭，反而更有价值。

要知道，伊朗有数千万人，而且国土面积并不狭窄，有足够的战略纵深，伊朗人也较为好战。

这些因素，都应该得到发挥与利用。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让他在大陆方向上的战略进攻不受影响。

可惜的是，这次不但牧浩洋反对，连黄瀚林都明确表示，如果伊朗遭到入侵，中国陆军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部队派过去，与伊朗军队并肩作战。至于围魏救赵战略，必须等到伊朗战线稳定下来之后。

在黄瀚林表明立场之后，戚凯威也不再坚持，也没有办法坚持。

第七十八章　广泛动员

第七十八章　广泛动员

回到总参谋部之后，牧浩洋除了要跟戚凯威扯皮，还要处理更重要的事情。

十二月二日，就任战争部长的第三天，牧浩洋在临时安排的会议地点，接待了来自全国的数百名企业家与企业管理者，然后在会议上打出了他担任战争部长的第一张牌：战争期间各大企业必须以保证产量为主，不得以拖欠款项等任何名义影响工业产能，并且遵守政府产业规划的统一安排。

为了增强“说服力”，牧浩洋还暗示这些工业巨子：谁不听话，谁就出局。

虽然在会议上，企业家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政府采购款项不到位，企业将无法及时支付工人工资，无法采购工业原材料与工业设备，也就无法按时完成政府订单，但是在最基本的问题上，这些中国民营资本的佼佼者都给出了让牧浩洋满意的答复，即只要企业还在正常运转，就会全力以赴的配合国家的战争政策，不遗余力的支持军队的作战行动，尽到公民的基本义务。

当然，其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第二天，牧浩洋就去见了黄瀚林，然后去找了杜小蕾。

在工业动员上，黄瀚林已经做出指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政府管制，即不再以市场经济模式来运作，由政府配给与调控为住。只是杜小蕾觉得暂时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还有很多手段没有用上。

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政府提供担保贷款。

按照杜小蕾的说法，在政府的信用额度用完之后，还可以增加货币发行量，最后才轮到政府管制。

当然，对这些问题，牧浩洋也不大清楚。

他只需要一个结果：战争期间，工业生产绝对不能受其他因素影响，军队的供应必须得到保证。

显然，杜小蕾的答复没有让他失望。

根据战后公布的资料，在二零五二年底，中国的经济体系就已经进入战争轨道，中国政府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别的不说，杜小蕾在十二月中旬推出的担保措施，就让数十万中小企业的生存得到了保证，而这些中小企业、特别是从事制造业的中小企业，是中国工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甚至是军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大战期间，一家转移到江西的浙江电子企业，所生产的惯性导航仪的几个关键零部件，占到了战争期间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这家企业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只有一百多名员工，到战争结束时，已有三千多名员工。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能够如此迅速的进入战争状态，牧浩洋的贡献最大。

要知道，早在二零三八年，也就是全球自然灾害结束时，牧浩洋就着手制订全国性的战争规划项目。虽然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军事领域，早期则集中在装备建设上，但是肯定得于工业打交道。根据周渝生、李明阳与马明涛等人回忆，牧浩洋在制订战争规划时，首先做的就是对工业进行摸底，然后以军事需求量划分等级，以确定各个行业的重要性，而他做的这些事，在战时就是动员标准。

当然，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牧浩洋只负责制订总体规划，落实到细节上，以及具体实施，仍然是由杜小蕾领导的国务院各部门负责。

稳住了国内企业家后，牧浩洋还通过他的影响力，对周边国家采取了行动。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在十二月七日，牧浩洋以战争部长的身份，接见了巴基斯坦、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的驻华武官，首次向这些盟国提出，应该在工业生产上与中国同步，而中国则提供全面安全保障。

此后，牧浩洋还单独会见了印度的军事代表，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虽然要到二零五三年四月份，即杜小蕾在北京召开“同盟国政府首脑会议”时，中国政府才正式提出了经济整合方案，开始着手整合同盟国集团的经济力量，重新规划集团的工业生产能力，但是牧浩洋在此之前的举动，等于提前给盟国打了招呼，为杜小蕾在政府首脑会议上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当时，最值得重视的，正是集团中实力仅次于中国的印度。

虽然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结束之后，印度一下子跌落为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且随后几年中，欧盟也没有像承诺的那样，帮助印度进行战后重建，反而利用重建，从印度获取了大量利益，但是凭借巨大的人口规模、相对广袤的国土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印度依然具有不可小觑的实力。

七年间，印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别的不说，到大战爆发时，印度的义务教育普及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五，而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爆发前，仅有百分之六十。此外，印度每万人享有的医疗设施也由原来的不到一座增加到了…五座。根据印度在二零五零年做的全国人口普查，人均寿命已经提高到五十八岁，恢复到第二次印度洋战争前的水准。在生活环境上，印度的人均居住面积由二点三平方米提高到了四点七平方米，人均日摄入卡路里由一千八百大卡提高到二千七百大卡，基本上摆脱了贫穷。

当然，这些粗略的统计数据还不能完全说明印度的变化。

根据国际机构在二零五零年做的统计，印度的基尼系数为四点二，而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爆发前高达五点八。

这个数据表明，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后的五年间，印度的贫富差距大幅度缩小。

由此产生的影响就是：印度社会逐渐趋于稳定。

毫无疑问，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则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到大战爆发前，印度已经基本上恢复了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的创伤，成为南亚地区产值最大的工业国。

当然，这并不表明印度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

与当初的中国一样，印度在工业化道路上也选择了类似的方法，即首先发展轻工业，以此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准，在完成了基础积累之后，再稳步发展重工业，最后才是向高端工业进军。

对印度人来说，这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与更好的生活环境。

对中国来说，这则意味着能够充分利用印度的人力资源，获得一个规模巨大的市场与产能巨大的工厂。

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中获得的战争红利。

到大战爆发时，印度已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年向中国出口数万亿元的货物，同时从中国进口数万亿元的产品。印度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纺织品、鞋类、成衣、生态农产品、家具与装饰品，而中国出口到印度的商品，主要是工业机器、汽车、飞机、高端电子产品、新型船舶与工厂农产品。

频繁的双边贸易往来，已经使印度融入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经济体。

难能可贵的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印度不但建立起了轻工业体系，还在重工业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大战爆发的这一年，印度的钢铁产量达到了四千七百万吨。

虽然与真正的工业强国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同一年，中国的钢铁产量为…八亿吨、美国为…二亿吨、俄罗斯为一点七亿吨、欧盟为二点四亿吨，连巴西与南非都超过了一亿吨。但是纵向比的话，这个成就非常了不起。要知道，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爆发前，印度的钢铁产量也就只有五千万吨。

从某种意义上讲，印度在重工业领域取得的成就，使其地位大幅度提高。

要知道，战争期间，重工业至关重要。

别的不说，到二零五四年的时候，中国的钢铁产量突破了五亿吨，可实际需求却高达五点八亿吨。这一年，印度的钢铁产量达到了一亿吨。也就是说，印度的钢铁产量正好填补了需求缺口。

事实上，印度真正的重要性，还是在其轻工业上。

当然，牧浩洋并没认识到这一点。作为总参谋长，他在乎的只是印度的重工业能够为中国的战争机器提供多大帮助。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中国能在战争期间保持国内稳定，最大的功臣就是印度，准确的说是印度的轻工业，因为正是来自印度的大量轻工业产品，确保中国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有充足的生活物资供应，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不但没有受到负面影响，反而比大战爆发前有所提高。也正是有了充足的生活物资供应，中国的社会环境才能在大战期间保持稳定，也才能倾尽所能的进行军事投资。

所幸的是，牧浩洋知道印度的重要性，不管其出发点是否正确。

也正是牧浩洋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所以在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就率先在地区经济体内采取行动。

要知道，美国直到二零五三年底，才在地区经济体内进行广泛的动员工作。

由此可见，黄瀚林任命牧浩洋为战争部长，绝不是心血来潮的决定。

以牧浩洋的能力，他不仅仅是一名出色的舰队指挥官、也不仅仅是一名能够担当重任的总参谋长，更是一名出色的战争管理者。

第七十九章　另辟蹊径

第七十九章　另辟蹊径

作为战争部长，过问经济事务，明显有越职之嫌。要知道，在国务院中，有专门负责经济的部门。按照黄瀚林对战争部做出的职权规划，在经济问题上，战争部只能提出建议，不能直接干预。

当然，战争部有其独特的地方。

最独特之处就是，战争部不在国务院之下，而是一个与国务院平行的机构，更像是国务院与总参谋部的中间人，而且战争部长直接向元首负责，不向总理负责，在职务上明显高于国务院的部门。

由此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国防部该干什么？

事实上，战争部就是得到强化的国防部，而且在年底，战争部正式成立时，大部分人员就来自国防部。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黄瀚林成立战争部，而不是提高国防部的地位，主要还是为了绕过一个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数十年的问题，即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冲突。如果直接提高国防部的地位，肯定会削弱总参谋部，而在战争时期，总参谋部明显高于国防部。结果就是，黄瀚林只能绕过国防部，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而且让已经是总参谋长的牧浩洋兼任战争部长，以此整合国防部与总参谋部。

可以说，在政治手腕上，黄瀚林确实高人一等。

通过成立战争部，中国军事力量的两大指挥机构完成了无缝整合，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军队的运作效率。

更重要的是，这避免了毫无意义的政治纷争。

当然，作为战争部长，牧浩洋的主要职责就是规划与使用军事力量。

在暂时没有大仗可打的时候，规划军事力量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

客观的讲，在二零五三年底之前，中国所面临的军事环境很不乐观，在战略上毫无优势可言。看得更长远一些，最快也要到二零五四年底，在全面战争动员产生的效果开始显现出来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在战略上夺得主动权。即便到二零五三年底，中国也最多只能缩小战略差距。

这一切，都与中国的军事力量建设规划有关。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海军建设，因为在中美对抗中，海军是第一力量，只有在海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空军与陆军才能发挥作用。特别是对中国来说，海军建设的重要性压倒了一切。

别忘了，中国与美国之间隔着占了地球表面积一半的太平洋

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靠近美国本土的前沿基地，而美国却在中国本土周围拥有大量前进基地。

从军事角度来看，美国只需要保持已有的海军优势，就能把重点转向空军与陆军，而中国却必须首先在海军上占据优势，才能获得让空军与陆军发挥作用的机会，即中国的军事战略处境远不如美国。

问题是，海军建设周期远超过空军与陆军。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在战略上最突出的缺陷。

要知道，建造一艘“泰山”级超级航母，就算不包括设计时间，而且完全按照战时标准施工，也需要两年。也就是说，即便中国海军在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