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也要爱-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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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帆的父亲一直是我们之间讳莫如深的话题。我曾经给她讲过一系列与父亲之间的幽默事，杨帆听了笑得肚子疼。扬扬自得的我就不合时宜地问了句：“你爸爸呢？”　　　
　　“死了。”杨帆突然冷冰冰地回答。“在我心中，他早就死了！”我不知死活地问了句：“为什么呢？”杨帆面如土色，眼睛里却是熊熊烈火，她向我毫不留情地警告道：“你要再提他一个字，我永远都不理你！”　　　
　　但今晚杨帆却莫名其妙地说出了这两个字。我不敢接口，只能任之发挥，杨帆大约是这么给我叙述的：　　　
　　“我没有爸爸，那个我本该叫爸爸的男人我只见过两次。一次大约是为了离婚，他从广州回到长沙，当晚就举起花瓶向妈妈砸去。当时我年纪还很小，小得只模糊地记得那男人的气急败坏与妈妈的声嘶力竭。第二次是我八岁时病得快要死的时候，他来给我送终。那次我因为咳嗽而引发高烧，全身像沸水蒸腾般难受，把暗黄的胆液都咳出来了。就在医生也束手无策之际，那个男人来了，他给我买了许多零食，还装作很忧伤的样子过来摸我的头。就在我被感动得快要寿终正寝的时候，我看到他身后那个妖艳女人猩红的嘴唇，以及身旁憔悴母亲深陷的眼眶，我马上告诉自己不能死——为了报答与报复，我不能死。结果我就真的没死，没想到恨能够让人死而复生。　　　
第43节：遵义　腻腻的Ru房（5）　　　　　
　　“听舅舅说，妈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她是县上有名的舞蹈演员，嫁到省城后仍然有很多人追她。那个男人在妈妈怀着我的时候到广州闯荡，一年后回来突然要离婚，妈妈不离他就死缠烂打，到后来甚至拳打脚踢。直到我三岁的时候，妈妈终于答应了离婚。那时的她还很漂亮，有不少人要介绍对象给她，但都被她拒绝了。再后来舅舅也给她介绍过很富裕又没有儿女的男人，但她还是不同意，妈妈只是抱着我哭。　　　
　　“我妈也是女人啊，为了一个狼心狗肺的男人守了二十年活寡，她一生的青春全被这个负心的男人给糟蹋了。有时我真想把那个男人杀了，把他泡在福尔马林里让他永远跪在妈妈面前。但是妈妈却反对，她总是拿着那男人寄来的钱对我说：‘他也有他的难处！’——妈妈简直就是太痴情，太懦弱了！　　　
　　“我恨那个人，但有时又忍不住想他。那次生病时他那复杂的眼神让我心中特别感动，那是一种来自于血液本身的，一种对父性慈爱的需求……特别是在这件事之后，我突然很想见见他，那种既想捅他一刀，又想被他抱在怀里哭的感觉！”　　　
　　杨帆扑进我的怀里，委屈的眼泪簌簌而下，我只有抚摸着她的长发，轻轻安慰道：“或许，他真的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杨帆平静下来后，我曾几度劝她到广州找找父亲——因为警方只监控了她母亲，他们甚至不知道杨帆的父亲是否还活着。但杨帆却肯定地否定道：“我死也不去求他！”她坚决而颤抖的语调，让我为她心中的矛盾悲剧而深感怜悯。　　　
　　第二天早晨，我们咽下两个干馒头，喝了两瓶自来水，到招商银行办了张银行卡。随后我把卡号发给夏雨，十分钟后就在自动取款机上收到了四百块钱！杨帆怪怪地问：“给谁借的啊？”　　　
　　“朋友，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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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料杨帆却醋意万千地问：“好朋友，好到哪种程度啊？”　　　
　　“也就牵牵手！”　　　
　　“就没有接过吻？”她紧追不舍。　　　
　　“吻了。”我面红耳赤地摊摊手。　　　
　　“喔！”杨帆大叫了一声，大彻大悟地总结道：“是夏雨吧！”　　　
　　我们在附近吃了两碗羊肉酸辣粉，吃得畅快淋漓，辣得不亦乐乎！随后，在地摊上买了墨镜、太阳帽，再买了一袋食品、两张报纸，便速速地登上前往贵阳的汽车。　　　
　　一路上风平浪静，没有人来搭理用报掩面的我们，也没有警察留意成千上万汽车中这么普通的一辆。到贵阳后我们直接出了车站，马上换乘了前往凯里的客车。车出奇顺利地驶出了贵阳，一路风光无限，苗族的淳朴民风应接不暇。至凯里，我们买了两张最便宜的至杭州的火车票，还吃了两碗风味独特的牛肉酸辣粉。　　　
　　晚上十二点，混在几个苗族同胞间，我们顺利地上了火车。真可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趟列车上人烟稀少，空座很多，后面好几个车厢就那么稀稀拉拉地坐着十来个人。我和杨帆毫不费力地找到两排空座，一切悄然无声。　　　
　　起初每顿饭还有餐车叫卖着驶来，后来餐车也不来了，只有个厨师来回走一趟，说：“要吃饭的到十一号车厢！”但根本没人理他，坐在这后面车厢的稀疏人群，要么带足了食物，要么热得什么都不想吃。乘警倒是来查了一次票，匆匆地没有查出什么弊端，走到十二号车厢就折回去了。这样的环境令我们的旅途非常愉快、安全，硬座的车费几乎享受了包间的特权。　　　
　　车经镇远、过湘潭、入上饶，又北上至金华西。为了避免在杭州遇到突检，我们在诸暨提前下车，并轻而易举地出了车站。天已大亮。我打电话问刘义梅城的具体所在，并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们只有五十块钱了。刘义在那边琢磨片刻，道：“乘车到绍兴吧，我在那儿的汽车站等你们！”我问：“你来？你不工作吗？”　　　
　　刘义哈哈大笑道：“哥们儿，我想耍好久就耍好久！”　　　
　　依计行事，辗转两小时后我们顺利到达绍兴汽车站。　　　
　　刘义正叼着一根雪白的过滤嘴香烟，坐在护栏上痞性十足地张望。他的身体已经发福，但一瞅见我们，还是像箭一般冲了过来。　　　
　　刘义先问：“这就是嫂子？”　　　
　　“对！”我自豪地回答，并且随口为杨帆改名道：“她叫吴双，安徽人。”杨帆抬起头尴尬地对他笑了笑。　　　
　　刘义四处瞅了瞅，又问：“行李呢？”　　　
　　“被偷了。”我轻描淡写地说。言罢，两兄弟便搭着肩膀说了许多暖意的脏话，杨帆皱了皱眉头，但仍然举了两张报纸跟着我们走。在车站外面，我们见到一辆八成新的农用机车，一个黝黑矮粗，长相猥琐的年轻人热情地喊道：“义哥，来啦！”刘义点点头，向我介绍说：“这是陈四，×城老乡！”我与陈四打了个招呼，感到了乡音间的亲热。但刘义却对陈四爱理不理，他明确地告诉我：“你不用理他！”　
第44节：遵义　腻腻的Ru房（6）　　　　　
　　我与杨帆钻进机车，陈四的车技不错。似乎为了讨好刘义，陈四将车放到最大码。迎面扑来的风吹得我们心旷神怡，杨帆的发丝在风中轻舞飞扬，不久车就发出了咕咕咕的轰鸣，刘义骂道：“你龟儿好生点开！”陈四马上点头哈腰，车速缓了，我们在宽阔的道路上，如驶向海边的帆船。不久车至梅城，又折向梅镇，再入梅村，人烟稀少，肥沃良田，我们闻到了杂草疯长的芬芳。　　　
　　刘义所在的“繁华区”是梅城某高速路边的一个村落，但其规模不亚于川中小镇的繁华。高速路旁罗列了一些厂房，厂房背后是一望无垠的良田及星星点点的房舍。路旁有一条乡道，乡道两边是鳞次栉比的三层小洋房，其豪华不亚于山间别墅。另外有些洋房后院有两排木屋，外来打工者就居住其中，奢侈的刘义也不例外。　　　
　　当晚，刘义为我们接风洗尘。桌上都是些名贵的海参荤食，我和杨帆也不客气，狼吞虎咽的样子把刘义吓了一跳。他问：“你们在火车上没吃东西？”我和杨帆都只是嘿嘿地笑。刘义又叹了句：“嫂子真漂亮，比我那些婆娘漂亮十倍！”饭后我们又去了收费浴室洗澡。浴后，我换上了刘义的衣裤，“吴双”穿的是另一个四川老乡的衬衣。然后她便被带到隔壁老乡处借宿，我和刘义则在屋中促膝谈心。　　　
　　首先聊起的自然是赵一平。刘义对儿时的死仇劲敌深感怜悯，只听他以一种凄凉的口吻叹道：“他怎么就死了？他怎么就死了呢？”我尽量用客观的语调向他解释了，他对“那个女人”大骂了几句“狗日的”，然后突然降低了音调，暧昧兮兮地问我：“你那婆娘身材还可以，床上功夫应该也不错吧？”　　　
　　这句话我不爱听。　　　
　　我不愿意将与杨帆唯美的爱情缠绵，与刘义嘴中的性茭相提并论；更不愿意把杨帆身体的隐私，通过大大咧咧的刘义公之于众。于是我淡淡地敷衍过去，但刘义却自顾自地说开了去：“邻镇有个文化宫，每个星期都有艳舞表演。你猜怎么？对！里面天天都在跳脱衣舞，有个女人的东西和足球一样大，你没见过吧？哈哈，不光可以看，花五十块钱还可以摸两下，嘿嘿，有了两百块钱就可以……”　　　
　　这若搁在年少时的乡下，我肯定会为此面红耳赤、心猿意马。但有了杨帆的我，开始拒绝这种低俗的裸露。　　　
　　与刘义躺在一起，我再也感受不到儿时在河畔子偷看初中女生游泳时的忐忑不安，没有了幻想女学生上厕所蹲下时的面红耳赤。如今的刘义将“日”、“操”、“搞”等词脱口而出，在他滔滔不绝的描绘中，我突然感受到我们之间的巨大隔阂。起初我还打算将杨帆误杀赵一平的事情晓之以理，但恍然之间，我突然对刘义的理解能力发生了莫名其妙的怀疑。这种怀疑令我分外难受起来：我千里奔走的好兄弟，在灵魂上已经与我背道而驰。　　　
第45节：梅城　曾经的“绿帽子”（1）　　　　　
　　第八章　梅城　曾经的“绿帽子”　　　
　　我一本正经地说：“月经没来怎么会疼？”等话说出口，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便问：“你那个多久没来了？”杨帆面露惊讶，之后变成迷茫，然后成为绝望，到最后她可怜至极地告诉我：“自从那天开始，我一次都没有来过！”　　　
　　在刘义的帮助与资助下，我与杨帆在另一堆民工棚租下了一个小屋。其构造与刘义的大抵相同：一张小木床、一块矮木板、一张小凳子、一盏小黄灯、一扇百叶窗、一个小插座。泥巴地面，瓦片房顶，中间用木板与另一小间相隔，居住着一对三十来岁的夫妇，依然是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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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义打发陈四为我们运来了煤气罐，又替我们在小店中买了一套简单的厨具，小木屋算是有了家的味道。中午逛梅镇，刘义慷慨地为我和杨帆添置了两套衣服，又递给我两百块让我们买些必需的生活用品。于是我又买了脸盆、水桶、毛巾、牙刷、香皂。杨帆买了一支钢笔、两个笔记本，最后又在镇西的旧书市花二十块钱淘了十多本小说、杂志方归。　　　
　　吃罢午饭，刘义带我去参观他工作所在的电缆厂，进入车间的时候，有好几个工人都转过身来对他谄笑。我们又到保卫科坐了一会儿，没想到那位本地科长与刘义也是一副称兄道弟的样子。在他们半四川半浙江的方言交谈中，我得知刘义为我捞得了一份工作。但当刘义说工资只有八百块时，我有些失望。刘义却说：“小峰你先别急，八百先干着再说，时间长了只增不减，我现在就有一千一了。”我有些不相信地问：“刘伯伯不是说你一个月至少能找两千吗？”　　　
　　刘义笑笑，说：“哪里才两千？老子运气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四五千！”看着我迷惑不解的样子，刘义笑逐颜开，“但工资只有一千一。”我更为好奇了，问：“那你干的是三份工作？”刘义哈哈大笑，只见他伸手在空中抓了抓，向我解释道：“老子靠的还是这双手！”　　　
　　“一个月能赢几千块？”我仍然感到不解。刘义笑而不答，带我顺着道路往下走了十分钟，来到了一处新的聚居地。刚进入一家茶馆，一个白面无须的中年男子就大声叫道：“哟，义哥来啦！”刘义呵呵笑问：“今天都有哪些人？”无须男子道：“今天陈四那一拨在加班，张胖子他们到镇上找女人去了，独眼龙说了要来……”刘义高深莫测地点点头，要了两杯上好的龙井茶，叫我坐下陪他。　　　
　　不一会儿无须男子就摆开了一桌麻将。刘义的牌技果然技高一筹：牌面不用排序，用手辨牌炉火纯青——这都是曾经的我们望尘莫及的。此外，旁观的我不难发现，刘义在若无其事的高谈论阔中进行着高超的作弊。筹码很大，两个小时下来那个独眼龙就输了六百块，脸是绿的；下家的一个输了三百多，脸是白的；对家的那个赢了两百多，脸有些红；而刘义面前堆着一大摞钱，却仍然心平气和，气定神闲。最先“洗白”的是独眼龙，这个刚才还信誓旦旦地要让刘义“倾家荡产”的赌徒，四个小时后就输掉了一千块。但他意犹未尽，总觉得再有一笔钱就能时来运转，就讨好地对刘义说：“义哥，借点本钱？”　　　
　　刘义不动声色地甩给独眼龙四百块，继续赌。此后的刘义打得就比较稳了，他以一种明哲保身的姿态让那两个人把独眼龙的钱赢干，以至于独眼龙在输钱之际还对刘义极以巨大的愧疚与感激。等到了牌局结束，独眼龙输得垂头丧气，却仍然信誓旦旦地保证说：“义哥，下个月还不清，我就是你孙子！”刘义只是淡淡地道：“好说，好说，要得，要得。”然后又抽出一百块钱递给独眼龙，说：“饭还是要吃的，你先用着吧。”独眼龙自然感激涕零。　　　
　　我终于明白，原来是赌债给刘义带来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便饶有兴致地问：“那到底有几个人欠了你的钱？总共有多少？”刘义清点着钞票哈哈大笑道：“应该有六七万了吧！电缆厂有一半的民工都欠我的钱！狗日的陈四欠得最多，八千七百块！”我咋舌不言，突然感到赌博将这些民工们划分成了三流九等。　　　
　　在刘义的说服下，晚饭后我又随他去了茶馆。无须男子给我介绍了一个小筹码的赌局，但这仍然阻挡不住我输钱的脚步：两块钱一局的斗地主，一晚上我就输了八十多块。这彻底粉碎了我那颗试图效仿刘义走捷径的心——钱，并不是那么好赢的。　　　
　　不过闲着也是闲着，在刘义的帮助下我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