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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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美国人就认为自己是个例外，不同于普通类型的国家。他们建立了古典时代以来第一个共和国之后，就认为整个人类从此开始了新的历史。因此，它不能再沾染依赖的习惯或采取旧历史中那些民族的方式。同时，美国人坚信，他们是人类的灯塔，并逐步开始认为自己——用本章前面引语中的话来说——是“上帝特殊的选民——我们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假如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那么，美国就是希望之乡了。美国人必须创立一个两边都是海的大陆国家，这一说法被命名为“上帝所命论上帝所命论——美国历史名词，广义指美国人是上帝指派去建立模范社会的选民，狭义指１９世纪美国扩张主义者要把美国的疆界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的意图。上帝所命论是美国扩张主义的辩护词。——译者注”。1885年，上帝所命论已成为现实。当然，这一现实是以墨西哥和美洲土著人为代价换来的。前者在美国人挑起的战争中丧失了一半国土，后者几乎被完全灭绝。这一现实当时不知怎么无人注意到，反而披上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所谓的“扩大自由区域”的外衣。
19世纪末，这一地区发生了一次大跃进。上帝所命论实现后，美国的扩张主义精神转向了本国以外的陆地。事实上，美国对国外并不陌生，它在海外已经打过一百多次仗了。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海军一直游弋在中国的长江中。可是，1898年，麦金利总统却要求国会授权动用武力去保护美国的利益，制止对古巴的压迫。麦金利说，“我们进行干涉，不是为了征服。我们进行干涉，是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赢得世界上所有爱好自由的人的赞扬。”但是，战争结束后，前西班牙属菲律宾却落入了美国人之手。这时，麦金利经过多方“认真的苦思”（尽管菲律宾人已宣布独立）之后断言，“我们能做的只剩下全盘接受下来，教育菲律宾人，提升他们，教化他们，使他们成为基督徒。”菲律宾在当了四百年西班牙殖民地之后，就这样又成了美国的殖民地。
伍德罗·威尔逊虽然没有领导过对美国所控制的领土进行大规模扩张，却以新的方式诠释了麦金利的使命感，其深刻影响到了我们这个时代都余音袅袅。首先，他一直等到德国潜艇发动袭击，将美国“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有所行动。接着，他把国家引入战争，目的是为了使世界能够“安心地实行民主”。他搞的国际联盟之所以失败，据说是因为美国参议院中的孤立主义分子造成的。但实际上，反对派参议员是美国殖民地扩张的热心支持者。他们拒绝国际联盟，是因为他们是单边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例外论对美国例外论之争。威尔逊就算输了第一轮，可还是为该世纪下剩时间的美国对外政策定下了基调与框架。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政策和目标，几乎完全是威尔逊式的。罗斯福总统刚一宣战便说，“我们参战，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本国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所处的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是安全的。”当然，美国后来在战争中崛起，成了居绝对优势地位的国家。不过，它做了这种超级大国前所未及的事。它摈弃了实行单边政策的老传统，为实行多边政策的新世界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冷战，世界将会怎样？设想一下这个问题会非常有趣。但事实上有冷战存在，杜鲁门总统决定以现在大家已经熟悉的方式做出反应。他说，“如果我们的领导地位发生动摇，将有可能危机世界和平，而且肯定会危及到美国人民的安康。”
美国及其盟国在冷战中借以战胜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主要是以这么几点为基础的：首先，美国是从自己与盟国以及多国机构的关系角度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而联盟和多国机构组成的目的在于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在可能的地方维护与促进民主、全球的法治、互不侵犯及合法程序的实行。其次是要维护一支规模庞大的正规军事力量，并建立强大的巨型军工联合体。这支军队显然属于常备性质，而维持这支军队需要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拿出3％～10％用在国防上，第三是习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尽管美国完全清楚，支持那些独裁分子和专制统治者有损于自己自由斗士的声誉，但只要这些人声称反对共产主义，它还是会频频地去支持他们（现在记忆犹新有伊朗国王，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以及拉丁美洲、韩国、巴基斯坦和台湾等地一连串的军事独裁者。）最后一点是，自由贸易和开放时常与推进民主不可分割地连为一体，这样做的指导思想是，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实行会导致政治自由化。当然，这些政策对美国的商业利益也不无好处。于是，冷战就这样经过前文提到过的美国人对财富与山巅之城的寻求而取得了胜利。
对美国安全威胁的突然消失，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争先恐后地采用民主政治和市场资本主义，再加上自由贸易，似乎令人感觉几乎没什么可争的问题了。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时代，采纳普遍适用的美国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或者更广义地说，“西方”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将会在全球确立繁荣与和平。既然美国的价值观已经明显取得了胜利，那么，这个国家可以趁机功成身退，大幅度地削减它的军事设施，关掉不少远方基地，修改美国在国外的义务，安安心心地给世界作表率去了。美国可以作为“山巅之城”牢牢地站稳脚跟了，可以像约翰·温思洛普总督几个世纪前设想的那样，高兴地让“所有人都看着我们”了。
然而，前苏联及其它国家的军队解体后，美国的军队和开支虽有所减少，在国外的存在却依然规模很大，在世界军事力量和军费开支中的比例实际上仍在增加。美国在冷战期间运用过的霸权逐渐开始呈登峰造极之势。冷战期间，美国只是在同等国家中坐头把交椅。它虽然是那些五花八门的盟友的领袖，但遇事仍要通过协商才能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而今却在朝着完全听凭美国做主迈进。将美国推向这种地位的有惯性和习惯之力，有庞大的专业武装部队带来的好处，有空想社会改良家威尔逊那种美国例外论和单边政策的复活，也有1991年的海湾战争，以及经济日程表上项目的增加。
不过，失去了能与之抗衡的强国后，有些矛盾就浮现出来了。如果我们这个样板国果真那么强大，还要这么多军队和枪炮干什么呢？战略家们对这个问题最初的回答是，苏联虽然被消弱了，但它还能制造动乱和地区性冲突，而能制服它的只有美国。另外，要想保障新兴秩序朝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美军就必须保持优势状态。海湾战争的发生，更是对这种想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这种想法的背后，却有着更根本性的原因：历史结束，胜负尽显。在1997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总统曾责备中国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1998年7月，他在香港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美国已逐渐开始界定“历史正确的一边”了。用来自乔治亚州的共和党人，众议院发言人纽特·金格里奇的话说，美国目前正处于“财富、势力和机会都无以伦比”的时期，可以左右世界命运，这个机会决不能白白浪费掉。后来当上国家安全顾问的孔多利扎·赖斯对克林顿的说法表示赞成。1999年，赖斯对洛杉矶对外事务委员会说，根本问题是美国是否“承担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应负的责任。”
“历史正确的一边”主要包括全球化，消除货物、信息、货币和人员流通的一切壁垒，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商业体系。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所言，“我们既想扩大我们的价值观，也想扩大我们的比萨饼店。”按照克林顿的说法，美国的作用就是要在“各个重要的全球性网络中发挥中心作用，”这些网络要能“极大地增进我们的影响力，使我们能与他国一道为和平、人权和稳定做出努力。”按照这种说法，美国庞大的军事机器所采用的战略，就成了为达到“创造国际环境”的目的，以有助于推进“历史正确的一边”的方式进行“交战”的战略。
2000年布什总统的当选，起初还预示着要采取新的方针。竞选期间，布什曾经说过，“我们如果是个傲慢的国家，人家就会那样看我们。我们如果是个谦逊的国家，人家就会尊重我们。”另外，他还主张减少美国在国外承担的多种义务，并发出过不要搞“建国”的告诫。但是，刚一迈进新政府，他对中国的叫法就从“伙伴”变成了“战略竞争对手”，并急切地重新强调了摆脱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建立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的需要。不过，不管潜存着什么新方针的可能，肯定都被9月11日发生的事给抹掉了。9月20日在对国会发表讲话时这位总统说，“自由本身正在遭到攻击。”在2002年6月发表的西点讲话中，他谈到了要倡导我们的人类进步模式，但要“以人的尊严、法治、限制国家权力、尊重妇女、保护私有财产、言论自由，正义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对宗教的容忍这些不容协商的要求为基础。”他还说，“只要我们用对更加美好的生活的希望代替贫穷、压抑和怨恨，我们就有很好的机会推进公正的和平。”布什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样说就等于宣布自己为一方的皇帝，而对他的“承认”，用新教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话说，我们“避之惟恐不及”。
帝国的精神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命定不会有多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美国是惟一一个国名后缀有“主义”二字的国家。“崇美主义”算得上是一个熟悉的字眼（不过，听到更多的是它的反义词“反美主义”，但从来没听到过“反日主义”或“反德主义”）。其它国家一般都是遗产社会，它们的身份来自于共同的历史和遗产。美国则是建立在一系列理念之上的。一个人要想成为美国人，就得在爱默生称为“宗教经历”的过程中改信那些主张。正如英国作家G·K·切斯特顿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建立在某种信条上的国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说得更深刻，因此我们用他的话做了本节的引语。该思想体系的主要原则是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有限统治。由于美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在上帝的葡萄园里为了建立一个完美的新社会而辛勤耕作的选民，所以他们在这些价值观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信仰。他们在一切问题上，从上帝到足球，可能全都各不相同，但是却无人对这些主张的正确性和普遍性产生质疑。
“9·11”事件发生后，似乎凡是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间都挂起了美国国旗，所有的演讲都以“上帝保佑美国”告终。因为刚从国外回来，我知道这种做法会让外国人觉得多么奇怪和不悦。爱尔兰共和国军的恐怖分子在英国发动袭击，或者说，阿尔及利亚的恐怖分子在法国，奥姆真理教的恐怖分子在日本发动袭击时，这些国家并没有国旗满天飘，他们的首相或总理也没有要求上帝给予特别的保佑。难道美国人以为他们比别人神圣吗？不，但他们敢肯定，他们的理念比他人的更好、更神圣。关于这一点，布什总统表达得非常到位。他说：“遭到袭击的是自由本身”——不是世贸大厦，五角大楼或者美国，而是重要得多的东西：自由，信念，真正的信仰，惟一能为更美好的世界提供希望的东西。
美国人相信崇美主义具有普遍性，所以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更好，更神圣，就该当领导者。这种信仰的好处在于，这是一种超凡的信仰，任何人都可以加入，无论你是否有其它信仰或加入了其它团体。实际上，美国人对自己的帝国视而不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打心眼里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美国人，他们目前的国家或文化团体是一种可悲的偶然，但又是可以转化的。爱默生写道，美国将会是“人的第一个国家”——是个人的，而不是国王或各个阶层的第一个国家，但不会是最后一个。美国人认为他们是他人的引路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也想跟从。美国领导人说要在全球促进自由的传播时，他们心中想的是崇美主义的传播。
这一信念从许多方面看都无比诱人——不亚于平等的主张。在美国人的信念中，平等并不等于平等的社会地位或同等的报偿，而是同等的机会。最早到新大陆来的殖民主义者是为了致富，信念向它的信徒们预示着永远都会有同等的机会。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所言，“自从哥伦布的船队驶进新大陆那时起，美国就成了机会的代名词，美国人民则从不断扩张中找准了自己的基调。这种扩张不仅是开放性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得已的美国人旺盛的精力，将不断要求有更广阔的施展领域。在我国大部分历史上，美国一直是对新来者开放的，而且一直是才能、商业技能和辛勤工作可望得到公平（或者说更好）回报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在比较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时曾这样写过：在日本，一切都在禁止之列，除非得到特许；在美国，则是一切都允许，除非被特别禁止。这种自由，或许比政治自由更使美国对移民有吸引力，更能使美国成为全球许多人的希望之源。除了这种吸引力之外，还有我们的容忍态度和我们这个移民社会的包容性。只要你坚持这种信念，你就几乎可以心想事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你可以有信奉其它宗教的自由。尽管也有别的担忧，但开国时坚持政教分离，的确是天才之举。它保证了宗教的活力与权力。欧洲的国教和贵族统治集团与专制政府已混同一气，难分彼此，并逐渐开始消亡，美国独立的教会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