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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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坏账进一步增加。现在日本的国债是世界上最高的，而且仍在上升。日本现已陷入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之中，惟一的解决办法是采取大幅度通货膨胀的措施，但这有可能影响到家庭财富；抑或可以来一场20世纪30年代式的经济大萧条，肯定也会达到同样的效果。
在这当中美国都起了什么作用呢？自民党是美国的产物。1955至1958年间任中央情报局负责东亚地区活动的艾尔弗雷德·C·小厄尔默，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里担任情报与研究部门领导的罗杰·希尔斯曼，以及1966至1969年任驻日大使的U·阿历克西斯·约翰逊，均承认1955至1972年间曾向自民党行贿。另外，中央情报局与自民党以及“野寇崽”（即日本的黑手党）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结束对日本的占领到现在，华盛顿在日本一直支持自民党，因为它一向反对共产主义，向美国提供基地，而且在外交政策上一直追随美国。许久以来，美日之间一直有个交易：美国负责日本的安全，并可使用日本的基地；作为回报，美国支持日本，至少要接受日本的经济政策。近年来，美国与日本在结构和金融上如此盘根错节，以至于对日本的经济政策与其说是接受，倒不如说是几乎无能为力。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在日本的弊病，尤其是在其压制真正的民主的弊病中，美国一直是一个重要病因（但远非惟一的病因，甚至也不是最大的病因）。
美国还以其它重要方式使日本畸形发展。东京战争罪行审判把讨论日本天皇作用的问题排除在外了（由于美国认为需要通过天皇来统治日本），因此日本人一直认为，这些审判不过是胜利者惯常的审判，日本从未认真对待过这段战争历史。总的来说，日本在学校里也基本不讲授这段历史。这就使日本在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上无法结束战争。近年来，日本首相不断参拜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着日本的战争亡灵，包括被判刑的战争罪犯的亡灵），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愤慨。而这种愤慨令许多日本人费解，他们认为参拜靖国神社与拜谒美国的阿林顿国家公墓没有什么两样。除此之外，美国就像在欧洲一样，在日本也创造了一种幻境：日本在保卫石油通道或在亚洲整体战略事务上没有承担真正的责任，它既可以肆意享有很低的国防开支——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又可以避免应付棘手的问题。（有趣的是，美国现在不再抱怨日本国防开支的水平低，虽然日本比欧洲少得多。）驻日美军的地位给日本当局带来的实际司法权问题，其实比给韩国带来的还要多，但问题的实质是一样的。日本是受美国保护的国家，也是其附属国。在有关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方面，美国也没有充分同日本协商，尽管日本肯定也会成为朝鲜导弹的靶子。
以上所有这些都没有引起日本产生像韩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反美情绪，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是与美国经济关系较大的受益国，部分原因是因为日本的民主没有韩国发展得那么好，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日本人不那么外向的缘故。但是也有些重要的信号值得注意。例如，近年来，日本轰动一时的电影大片之一是《骄傲》，这是一部颂扬东条英机将军的片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领导之下，后来他被判有罪并作为战争罪犯被处死了。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加濑秀明目前正在写一本有关神风敢死队飞行员的书。他说，“东条过去是个超级明星，现在仍然是。”另外，最近在东京喝咖啡时，日本最受欢迎的漫画家小林善纪告诉我，对日本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把亚洲从西方殖民化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战争。最重要的是身为小说家兼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他与索尼公司的前总裁盛田昭夫一起写过一部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石原是个外向的民族主义者，他的观点虽说微妙深奥，但有点儿鼓吹沙文主义的味道。在该书中，他建议日本中断对美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以此来回答美国对日本贸易壁垒的抱怨。在一个厌恶腐败并对美国支持下的连思想都表述不清的自民党领导早已厌倦的国家来说，他现在成了全国惟一最受欢迎的政治领袖，一直有人作为可能的首相人选提到他的名字。假如他当选，他很有可能加入韩国人的行列，提议把美军赶走。（我曾经在日本的电视节目里与他辩论，他没有忘记强调他反对美军使用日本基地。）即便没有他的那番言论，日本要求减少美军规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日本外相川口顺子2003年2月2日宣布，日本政府将努力减少在冲绳的美军人数。
日本对美军及其基地作用的看法与大多数美国人的看法大相径庭，明白这一点十分重要。美国人认为他们是在保卫日本，日本人应该感激才是；而日本人把他们为维护基地所提供的资金称作“同情预算”。在日本，政治领袖们并不把这项拨款当作一个盟友应当对关键性联合任务所做的贡献，而是将其视为对美国的一份恩赐或礼物，以使他们得以满足自己的霸权野心。我想再说一遍，观察问题的视角至关重要。日本人喜欢美国人。所有的民意调查结果以及我与日本长达40年的接触可以证实这一点。然而我们不应该忽视我的一位日本朋友——前任驻泰国大使的那种观点。他曾对我说，“美国需要冲突来维持其经济的运行。”日本不会明天就背弃美国，或许永远都不会。但是，美国政府里那些坚持认为日本是美国“战略伙伴”的人，也许会发现自己非常失望。
中国
美国今天与中国的关系，如同与俄罗斯的一样，比“9·11”以前明显为好。自从1972年尼克松“向中国敞开大门”以来，美中关系一直呈上下波动之势。在里根政府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在遏制苏联方面的共同利益，曾把两国拉在一起。作为里根政府的一位官员，我参加了一些与中国的早期经济谈判，可以证明美国工商界对中国市场有极大的兴趣。然而冷战的结束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使两国关系冷淡下来了；而老布什政府迫于工商业界的压力以及出于更广泛的战略利益考虑，又使两国关系得到了恢复。1992年竞选总统期间，比尔·克林顿曾指责布什政府“纵容”中国人，并许诺采取更为强硬的路线。作为总统，在人权及其它一些问题上，他起初的确态度强硬，但不久便屈从了经济发展逻辑，首先提出了“接触政策”，并称中国为“战略伙伴”。此举激怒了一些日本人和共和党内许多右翼人士，前者认为日本才是“战略伙伴”，后者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仍怀有宿仇。
2001年，随着小布什政府的上台，美国实行的路线又一次强硬起来。中国被贴上了“战略竞争对手”的标签，美国对中国的军事监视也有所加强。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美国似乎需要一个替代苏联的敌人，它选择了中国。
奥萨马·本·拉丹的出现似乎令北京喜出望外，他们迅速表示同情并主动提出与华盛顿合作，此后两国关系大大升温。然而，中国人仍旧担心，一旦恐怖威胁得到控制，他们有可能再次成为美国敌视的目标。
台湾是中美关系难题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如前文所述，对大陆上的中国人来说，把台湾置于中国的旗帜下，意味着中国最终重新获得了在19世纪鸦片战争中被西方殖民主义掠去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完全被视为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除了美国有意要削弱和遏制中国之外，此举根本无法解释。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每当台湾领导人会见美国领导人，以及每当布什总统说“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卫台湾一类的话时，就是要鼓励台湾领导人抵抗中国旨在重新统一的努力，从而给北京的领导层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其采取更为强硬的路线。中国人曾对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讲过（大多数专家都相信他们的话），有一点几乎肯定会引起战争，那就是台湾宣布独立。美国人认为，中国在台湾对面增加兵力部署会构成威胁，迫使美国做出反应；而中国人的观点恰似其翻版。他们认为，除了对美国支持台湾的姿态所构成的威胁做出反应之外，别无其它选择。在他们看来，是美国首先制造了台湾问题，他们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视为企图遏制和破坏中国日益提高的国力及影响力这一更大目标的一部分。
这就涉及到中美关系的第二个难题——霸权的争夺。有位中国教授所说的话，不管真实与否，却十分说明问题。他评论说，“中国曾经有过150年不幸的岁月，但如今我们复兴了。”一旦不可避免的台湾问题讨论过后，中国上层人士心目中的第二个主要话题，就是该国光明的前景以及重返各国前列的问题。不是中国人，你也许无法完全理解上个世纪的忧患给中国人带来的深深的历史耻辱感。然而，中国当前的成功所带来的愉悦和期望感却很容易感受得到。不过，中国目前也有一种焦虑，他们认为，美国害怕中国成功，并想对其加以限制。
前文所说的美国观点的翻版又一次在起作用。例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2001年初美国一架EP…3型电子监视飞机在海南岛迫降的那次事件。美国人视其为一次无故敌对行为，叫嚷这又一次证明美国为什么必须当心中国。然而，中国人则问，为什么美国飞机要不断在他们的沿海巡逻，故意触发中国的国防通信系统以便监视中国的防卫能力？中国指出，他们不仅没有这样的飞机，而且也没有在美国沿海或亚洲周边国家沿海巡逻。在他们看来，美国从充当霸权大国中获益，并且谋求保持这种霸权地位，甚至不惜通过强行阻止对手崛起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美国的所作所为，当然还有总统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以及其他官员要求进行预防性战争及防止任何竞争势力崛起的言论，大大增强了这种感觉。从北京来看世界，中国人看到了美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部署军队和舰队，将先进的美国武器送往台湾，美国与俄罗斯缓和关系，因阿富汗冲突之故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几个与中国临界的中亚非民主国家驻扎美军。他们看到了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努力，表面上这是针对北朝鲜一类的“无赖国家”，但也是在消除中国核弹的威慑力；他们看到了美国在没有联合国的支持下在伊拉克采取单方面行动；还看到了它那无比先进和强大的军火库。所有这些构成了一幅令中国人惊恐的画面。这一画面向他们表明，美国人认为他们是威胁。中国坚持说，它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扩张主义大国，除了对美国构成经济竞争之外，并不构成任何威胁，而经济竞争美国又说它是欢迎的。实际上，他们是说美国的姿态迫使他们在国防上浪费资源，这些资源他们宁可投入到经济发展中去。许多人怀疑，美国的威胁是其企图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中美关系难题中的第三个因素是自豪、尊严、文化撞击和最终意向。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对美国最具矛盾心理的人。如果你在中国的一所大学做一次讲座，作为一个美国人，你会受到尖锐的提问，并遭到有关美国霸权主义、军国主义以及介入台湾事物的尖锐批评。可是讲座结束之后，一半的学生会围过来询问他们怎样去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就读，或者是如何在美国得到一份工作。他们对美国的技术，它的工业和生产力，以及它的民主政府和民主精神都无限迷恋。中国人还发现，美国人与他们自己一样不拘泥形式、善于表达和易于交谈。然而，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也有极强的自豪感，并深信中国的管理方式必须不同于美国的，但中国的方式必须融入全球化的框架之中。对于美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方式或称西方方式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最好方式这一点，中国的官员、学者和学生一次次表现出愤慨。他们一再坚持说，世界不能只按照美国的标准运作，必须要把中国的标准也结合在内。在这种讨论中，他们坚持认为，中国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他们也不想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任何人。
这种说法在亚洲其它地区引起的反应是喜忧参半。一方面，除台湾以外，亚洲没有什么人担心中国会发动武装进攻。另一方面，许多人告诉我说，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中国的等级和权威制度将会重新调整全球的结构这一点，使他们感到有威胁。这些人觉得附近也有美国存在才更为放心。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想的一个原因，可以通过我2002年春天与清华大学师生和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次长谈中看出来。在他们为美国的蛮横及西方标准的缺陷问题斥责了我许久之后，我问他们是否可以确切地告诉我，到底什么是中国的标准或未来的政治体系及地缘政治架构，他们诚实地承认自己也说不清楚。
那么，主要问题就在这里。中国想成为一个大国，并渴望得到美国的承认和尊重，这是一种会给我们造成很大潜在影响的愿望。可是，中国还没有能够以可以肯定的系统方式来应对变化的机构，这是一个不可避免地含有危险因素的事实。中国今天肯定不是美国的敌手，然而，在它按照自己的解释对我们的行动做出反应时，它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换句话说，我们有可能使中国的敌意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因此，我们应三思而后行，以确保中国继续沿着发展与自由化的道路迈进，这件事最为重要。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中美关系难题的最后一个因素：经济。自从1982年我执行那次早期贸易谈判任务以来，中国的变化令人吃惊。它并不完全是市场经济，但正朝着那一方向高速发展，而且这一发展已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尽管它远不是个民主政体，但对普通人来说，今日的中国是个也许比已往任何时候都自由得多的地方。这一发展得到了美国政府和美国工业界通过巨额投资和技术转让的强有力的推进。这一趋势是未来中美和平、友好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