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肃反秘史-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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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恰诺夫的脸色顿时变成了一张白纸。他的狼狈样子使拉狄克非常满足。
“您可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吗？”拉狄克继续说道。“我在想，如果我真的向叶若夫提出这一条件，他一定很乐意接受。要知道，对于叶谨夫来讲，当问题涉及党的利益之时，一个莫尔恰诺夫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为了让象我拉狄克这样的人物答应出庭，他会一声不响地再添上顺带整治莫尔恰诺夫的指示！”
内务部领导们确信，为把拉狄克送上法庭的准备工作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了。他们强迫另一名被告人——原驻英国大使格里哥里·索柯里尼柯夫出来“感化”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屈服得很早，因为他有一个年轻的妻子和前妻留下的二十三岁的儿子，他得为他们的命运负责。他同意去见拉狄克。谈话是在审讯员的面前进行的，后来以两名被告对质的形式笔录了下来。但笔录对这次谈话的真实内容只字未提，审讯员只是写道，索柯里尼柯夫回答了他的问题，供认了一切，并指明拉狄克是同伙。
不管他俩谈了些什么，索柯里尼柯夫的态度对拉狄克后来缴械投降确实起了决定性作用。早在列宁时代，索柯里尼柯夫就成了党中央委员。作为一名政治家，他素以严肃和稳健而著称，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和在国内战争中，他从不轻率地作出决定。所以，当性格软弱、思想轻浮的拉狄克在被折磨得筋疲力尽，走投无路之时，办事稳健并敢于坚持己见的索柯里尼柯夫很容易就成了拉狄克仿效的榜样。
当然，拉狄克也非等闲之辈，要他同意出庭，就得满足他的一些要求，而且这些要求绝不能比索柯里尼柯夫提出并已得到满足的条件差。他从索柯里尼柯夫那里得知，后者曾争取得面见斯大林的机会，而且还得到了斯大林的亲口许诺。拉狄克也同样提出要保全其生命的要求，但光是内务部头头答应还不行，必须要斯大林的亲口许诺，只有在这要求得到满足后，他才同意在“供诉”上签字，并出庭受审。
可是斯大林却不愿见他拉狄克。显然，这将是一个极其难堪的场面，斯大林再是不知羞耻，也会感到难为情，尽管他很少有难为情的时候。拉狄克案件的“侦讯”工作已拖了两个多月，但他始终坚持要见“主人”一面。最后，叶诺夫只好对拉狄克说，如果他认为这样做确有必要，那就请他先给斯大林写一封信，并在信中注明他打算承认哪些罪行。拉狄克照办了，不知怎么却被叶诺夫打了回来。他只好重新写， 而且这一次是在叶若夫亲自“指导” 下写成的。我至今还弄不清楚，为什么“机关”对这封信如此看重。
又过了几天，斯大林终于驾临内务部大楼，并在叶若夫陪同下，同拉狄克做了一番长谈。谈话一结束，拉狄克就被直接带进克德罗夫的办公室，在那里恭候他的，是一份早已备好的审讯笔录。拉狄克认认真真地看完为他准备的供词，然后突然拿起笔，在上面涂抹起来。根本不理睬克德罗夫的干涉。后来，他显然为这种修改感到讨厌了，便大声说：“这些玩艺儿要不得，拿纸来，我自己写！”
于是，拉狄克亲自动笔，自己提问，自己作答，很快就炮制好一篇审讯笔录，然后潇洒地把那几页纸一扔。侦讯人员们拿过来一看，顿时喜出望外。连内务部头头们后来也没对拉狄克的“作品”做任何修改。
几天以后，拉狄克又发挥出自己的创造性，写了一份补充材料，说是他在执行托洛茨基的指令的同时，还在一次宴会上向某个德国外交官证实，反苏地下“联盟”确实授权托洛茨基去同德国政府谈判，并确实打算把托洛茨基所答应的那片国土割让给德国。
在拉狄克开口之前，所谓的“反苏阴谋”早已画好，现在，他又来添上这么几笔，害得几个主要被告人以前所作的供诉几乎全部改写。从这以后，拉狄克居然成了叶若夫的私人顾问，专门负责完善所谓反苏阴谋的神话。确实，经过他的一番努力，这一神话听起来更富有戏剧效果，措辞也更加完美了。
为了讨好斯大林，拉狄克还编造出一个细节，并作为对索柯里尼柯夫的交待的补充，献给了斯大林。根据这一杜撰，某个日本外交官曾在一次正式拜访索柯里尼柯夫时。问这位当时的外交部副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向德国提出的建议是否可靠；而索柯里尼柯夫则向这位日本外交官证实说，托洛茨基确实被授予过进行这一谈判的权力。对拉狄克的这一谎言，斯大林十分满意，索柯里尼柯夫却不得不在上面落下自己的名字。
但拉狄克对侦讯工作所做出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协助审讯人员说服了尼古拉·穆拉洛夫。后者曾是托洛茨基的私人朋友，也是国内战争中的名将。在拉狄克的蛊惑下，他也不得不为诬告托洛茨基做了伪供。
从素质上看，拉秋克绝对成不了一个真正的阴谋家，但他却最适合在斯大林的法庭上扮演一个阴谋家。为了演好这一角色，他真可谓广取博览，掌握了极其丰富的材料。作为一个天才的煽动家，他历来就认为真理和谎言都是用来达到目的而不可少的手段。诡辩和雄辩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过去就经常玩弄魔术大师的幻术，巧妙地把白的说成黑的，或把黑的说成白的。现在，当他表面上是“为了党的利益”而实质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而答应斯大林到法庭上去撒谎之后，就决心更加积极地，以一个优秀运动员的拼劲去履行自己的“义务”。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要出风头，这本是他的典型作风，现在，他又想到法庭上去独占鳌头了。甚至连扮演一个可悲的波告人，一个被指控的杀人犯和间谍，也被他视为一种出人头地的机会，一种同其他被告人，甚至同检察长展开精神竞争的机会。
在法庭上，拉狄克的表演是那么精彩，演技是那么完美，以致许多不明真象的人都相信了他的鬼话。其他被告人在向法庭交待罪行时，一个个有气无力，惨兮兮的，活象在念诵一篇早被遗忘的古代史讲稿一样。而拉狄克简直把戏演活了。他力图把真正的激情注入自己所讲的一切之中，似乎他讲的完全是事实，而且刚刚才发生不久。
作为一个天才演员和出类拔萃的心理学家，他在开始陈述时，避口不谈那些据说是与其他被告人一块密谋过的罪行，也不讲所谓托洛茨基给他的密信的内容。真的，他确实没谈这些，而是首先向法庭罗列出一大堆使他困惑的疑问，令他揪心的痛苦。他说，这些疑问和痛苦，早在“党内斗争学说”将他一步步引向不能自拔的犯罪泥坑之时，他就感觉到了。
当着整个法庭里的听众，他声嘶力竭地表号，毫不留情地痛骂自己。他现在总算明白了：他所干的一切，完全是丧失了理智他所使用的手段，根本不能使他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早就意识到，即使他和他的同伙帮助希特勒取得了胜利，希特勒也绝不会让他们上台．只会把他们象“被挤干的柠檬”一样扔掉
拉狄克向法官们诉说，国家在斯大林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给了他拉狄克很大的影响，使他认识到自己在托洛茨基怂恿下犯了滔天大罪。他愤怒地高喊：
“难道为了托洛茨基那双漂亮的眼睛，国家就应该回到资本主义去吗？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拉狄克还谴责说，正是托洛茨基的罪恶指令，把他和其他的阴谋集团头头推上了绝路。他们这些曾忠心耿耿地为革命工作过几十年的老布尔什维克，现在怎么突然成了反苏地下组织的阴谋家呢？如何去向反对派的成员们解释，说他们现在应该为法西斯德国战胜苏联人民而奋斗呢？啊，这完全是丧失了理智。执行托洛茨基的指令，其结果只能激怒组织的一般成员，促使他们向内务部揭发整个阴谋
“我觉得自己好象置身于一家疯入院中！”拉狄克说。
“那您采取过什么解脱措施吗？”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插进来问道。
“唯一的出路应该是去找党中央，坦白罪行，交待出全部参与者。可我没这样做。我没去找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却找到了我。”
“这一坦白很有说服力！”维辛斯基回应道。
“这一坦白也很痛苦，”拉狄克明确地说。
为了保命，拉狄克不仅完成了，而且超额完成了斯大林的指令。可是维辛斯基对此还不满足。他认为，检察长的任务，就是要在法庭上向已经被打倒在地并叩头求饶的被告人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致命打击。维辛斯基巧妙地提醒拉狄克：可别忘了，你曾经拒绝主动地交待罪行和供出同伙，而且，被捕后三个多月一直否认自己参加过阴谋集团。
“试问，难道您的这些抗拒行为能让我们把您刚才说的那些‘疑问’和‘痛苦’当真吗？”
维辛斯基的这一挑衅激怒了拉秋克，他立即反唇相讥：
“是的，如果您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您所得知的阴谋行动计划和托洛茨基的密令都是出自我一个人之口，那您当然可以不把我的那些话当真”
在这里，拉狄克故意放出个危险的信号，用“出自我一个人之口”这句话威胁维李斯基：无论是内务部还是您这个国家公诉人，除了我的口供，就再无任何可以指控我拉狄克和其他被告人的证据了！
拉狄克有充分的理由证明，所谓“托洛茨基的指令”的著作权，非他莫属。要知道，在所有的被告人中，只有他一个人推翻了审讯员克德罗夫为他预备的“口供”，并亲笔在纸上“创作”出有关“指令”的新说法，当然，这是在同斯大林单独谈话之后。拉狄克的这一突然发怒和有关自己为全案立下的特殊功劳的暗示，搞得法庭和检察长万分恐慌，手足无措。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审判长马尔利赫赶紧宣布休庭。
拉狄克向斯大林卑躬屈膝，在法庭上又竭力帮助检察长，从而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他已完全堕落成不知廉耻的小人，根本不在乎外界将他说成怎样。然而，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拉秋克在法庭上的讲话，就不难发现，在他这种疯狂的自我揭发后面，却隐藏着一个相反的目的：让全世界意识到，起诉是毫无根据的，法庭缺乏任何可以证明被告有罪的真实证据。
直到这场审判闹据终结，它的导演们似乎也没察觉出狡猾的拉狄克的真实意图。他一直在用自我诽谤和对托洛茨基的激烈攻评迎合和麻痹检察长和法官，不让他们发现他那掩饰得很巧妙的，然而却是危险的，足以推翻整个指控的“夹带”。
直到作最后陈述时，拉狄克才终于轻撩帷幕，暴露了一点自己的鬼把戏。在陈述开始时，他仍然毫不含糊地认罪不讳：
“一个具有理智的成年人犯了叛国罪，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他开脱的。我曾试图寻找减轻情节为自己开脱，结果徒劳无益。一个投身工人运动三十五年的人，既然承认自己背叛了祖国，就不可能再用什么方法来为自己的罪行辩解了。我甚至不能说，是托洛茨基把我拖下了水，这不是什么理由，要知道，当我认识托洛茨基的时候，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已经具有完全定了型的信念。”
就这样，拉狄克按把答应过侦讯人员的供词献了上去，从而麻痹了检察长的警惕性。他玩弄了一种战术，为自己赢得了机会，使自己有可能大声讲出一些完全出乎审判组织者意料之外的东西。拉狄克接着就向法庭宣布，尽管他同意检察长指控的主要罪名，但对维辛斯基把被告们都说成是货真价实的匪徒这一意图，他还是要表示抗议。
“检察长说，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些人纯系匪徒和间谍，我对此提出抗议！现有两个人提供的证据，一是我本人的交待，我承认自己收到过托洛茨基的指令和信件（遗憾的是我把它们都烧了）；二是皮达科夫的．他承认自己同托洛茨基谈过话。其他被告人的供认全是根据我们两人的口供作出的。既然同您打交道的全是货真价实的匪徒和间谍，那么访问，您凭什么确信我们说的都是真话呢？”
拉狄克的这席话，无异于给了斯大林一记响亮的耳光。
但是，尽管有过这样一些短促而有力的攻击，拉狄克毕竟还是为斯大林策划这一审判闹剧立下了难以估价的汗马功劳。总的来看，他还是圆满地完成了斯大林交给他的任务。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凌晨，拉狄克同自己的同志们一道，从被告席上站起来听候判决。在乌尔利赫宣读判决书时，所有被告人全部专注得连呼吸都停止了。在念完判决书上的定罪部份后， 乌尔利赫开始依次宣布对每个被告人判处的刑罚：“死刑，”“死刑”。当念到拉狄克时，他宣布“剥夺自由十年。”
拉狄克顿时眉开眼笑。宣判完毕之后，他转身向其他被告人耸了耸肩，负疚地笑了笑，似乎为自己的成功有点不好意思。他向听众们送去的，也是这种负疚的笑容。
第十八章 揭露
当斯大林得知有关皮达科夫飞往奥斯陆会见托洛茨基的拙劣谎言被截破后，他立即意识到。他精心策划的审判闹剧将不可避免地失去欺骗性，今后，无论他再说什么，再采用什么手段来捏造托派分子的罪行，世界都不会相信他了，也不会相信内务部了。
但斯大林又想，如果能让资本主义国家的警方也起来揭发托派分子为法西斯德国充当间谍的罪行，那么，莫斯科审判的坏名声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补救。
因此，不等第二次莫斯科审判（皮达科夫飞去见托洛茨基的神话就是在这次审判中出笼的）收场，斯大林就命令叶若夫，通知当时正在捷克斯洛伐克执行任务的内务部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让他务必在当地的托派分子中间制造一宗间谍案件，然后诱使捷克斯洛伐克警方去加以揭露。
内务部驻布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