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全书·挺经-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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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子路正在行走，遇到一个扛着除草工具的老农，说：“你看见我的老师了吗？”老农说：“你们这些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你的老师我怎么知道。”说完除起草来。子路把这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这是位隐士啊。”再去找时，老农已经走了。
孔子移居蔡国后的第三年，吴国讨伐陈国。楚国救援陈国，军队驻扎在城父。听说孔子住在陈、蔡之间，楚国就派人去请孔子。孔子准备前去答谢，陈、蔡两国的大夫谋划说：“孔子是个贤人，他所讥讽的都能切中诸侯的弊端。如今他久居陈、蔡之间，大夫们的所作所为都不合他的意思。现在的楚国是个大国，前来请孔子了。如果孔子受到楚国的重用，那么陈、蔡两国掌权的大夫就危险了。”于是就一起派遣服劳役的徒众把孔子围困在野外。孔子无法前往，又断粮，随从的弟子都生病，个个无精打采。孔子却仍然不停地给他们讲学诵诗、弹琴唱歌。子路面带怒色来见孔子说：“君子也有窘困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遇到窘困仍能坚守节操，小人遇到窘困就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子贡气得脸色都变了，孔子说：“赐啊，你认为我是博学多识的人吗？”子贡说：“是的，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的，我只是用一个基本原则来贯穿所有的知识。”
孔子知道弟子们心中恼怒，就召来子路问道：“《诗》中讲‘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在旷野上徘徊’。难道我的学说不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境地呢？”子路说：“想必是我们的仁德不够吧？所以别人不相信我们。想必是我们的智谋还不够吧？所以人家不放我们走。”孔子说：“有这样的道理吗？仲由，假如有仁德的人必定受人信任，哪会有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呢？如果有智谋的人必定能畅行无阻，怎么会有比干被剖心呢？”
子路出来，子贡进去见孔子。孔子说：“赐啊，《诗》中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在旷野中徘徊’。难道我们的学说不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境地？”子贡说：“因为先生的学说太博大了，所以天下诸侯没有哪个能容纳先生的。先生何不稍微降低迁就一点呢？”孔子说：“赐啊，好的农夫虽然善于播种庄稼，但却不能保证一定有收获，能工巧匠制造的器具也未必能使所有人都称心。君子能够研究并提出自己的学说，能用一定的方法规范社会，按照一定的次序管理国家，但不一定能被社会容纳。如今你不勤修自己的学说，却想降低标准、迁就别人以希求别人容纳。赐啊，你的志向不远大啊！”
子贡出来，颜回进去见孔子。孔子说：“回啊，《诗》中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在旷野中徘徊’。难道我的学说不对吗？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境地？”颜回说：“先生的学说极其博大，所以天下诸侯都不能容纳，尽管如此，先生还是坚持不懈地推行自己的学说。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关系呢？正因为不被流俗所容纳，所以才显示出不苟且、不迁就的君子风范。不能研修和完善自己的学说，这才是我们的耻辱。博大精深的学说已经非常完备却不被采用，这是国家统治者的耻辱。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被容纳，更能显示出不随流俗的君子风范！”孔子高兴地笑道：“是这样啊，颜家的孩子！要是你有很多财产，我愿意做你的管家。”
孔子于是派子贡前往楚国，楚昭王派军队迎接孔子，然后他们才得以脱身。
第三部分：坚忍周室衰微 礼乐废坏
昭王打算把有户籍登记的七百里土地封给孔子。楚国的令尹子西说：“大王派往诸侯国的使者有像子贡这样的吗？”楚王说：“没有。”子西问：“大王的辅相有像颜回这样的吗？”楚王答：“没有。”子西又问：“大王的将领有像子路这样的吗？”楚王说：“没有。”子西又问：“大王的主管官员有像宰予这样的吗？”楚王说：“没有。”子西说：“况且楚国的祖先受封于周朝，爵号只是子男，封地只有五十里。如今孔丘论述三皇五帝的治国之法，阐明周公、召公辅助周天子的功业，大王如果采用这些主张，那么楚国又怎能保证世世代代统治方圆几千里的土地呢？想当年文王在丰，武王在镐，从统治百里土地的君长最终称王天下。如今孔丘要是拥有封地，再加上贤能弟子的辅佐，这对楚国来讲不是好事。”昭王于是作罢。这年秋天，楚昭王在城父去世。
楚国装疯的贤士接舆唱着歌从孔子旁边经过，说：“凤凰啊凤凰啊，你的德行为什么如此不受重视！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但未来的还可以补救！算了算了，如今从政的人都很危险啊！”孔子下车，想跟他交谈，他快步而去，没能跟他交谈。
于是孔子从楚国返回卫国。这一年，孔子六十三岁，正是鲁哀公六年。
第二年，吴国和鲁国在缯会盟，吴国向鲁国索要一百套祭祀用的牲畜。吴国太宰伯召见季康子，季康子派子贡前往，然后吴国才放弃了无礼要求。
孔子说：“鲁、卫两国的政事，就像兄弟一样相似。”当时，卫君辄的父亲蒯聩不能继位，在外地流亡，诸侯对此多次指责。而孔子的很多弟子都在卫国做官，卫君想让孔子执掌政事。子路说：“卫君等着让先生执政，先生将从哪里先入手呢？”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的吗？先生太迂阔了！有什么可正的呢？”孔子说：“鲁莽啊，仲由！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理；说话不顺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制度就不可能兴盛；礼乐制度不能兴盛，刑罚就不能公平准确；刑罚不能公平准确，那么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君子办事一定要合乎名分，说出来的话一定要切实可行。君子对于自己所说的话，必须毫不苟且才行。”
又过了一年，冉有为季氏统率军队，与齐军在郎地作战，打败了齐军。季康子说：“先生的军事才能，是学来的呢？还是天生的呢？”冉有说：“是从孔子那里学来的。”季康子说：“孔子是怎么样的人呢？”
冉有回答说：“孔子办事情有正当的名分，然后才向百姓传播，即使在鬼神面前进行验证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如果让孔子像我一样去打仗，即使封给他千社，他也不会动心的。”季康子说：“我想召他回来，可以吗？”冉有回答说：“如果想召他回来，就不能让小人从中阻碍他，这样才可以。”这时卫国的孔文子想要攻打太叔，向孔子请教计策。孔子推辞说不知道，回去后就吩咐备车离开卫国，说：“鸟能选择树木栖息，树木怎么能选择鸟呢？”孔文子竭力挽留他。正逢季康子派遗公华、公宾、公林，带着厚礼前来迎接孔子，孔子这才返回鲁国。
孔子离开鲁国共计十四年才返回鲁国。
鲁哀公询问孔子为政之道，孔子回答说：“治理政事的重点在于选择大臣。”季康子忧虑盗贼，孔子说：“如果你自己没有贪欲，那么即使是给予奖赏也不会去偷盗。”然而鲁国最终没能重用孔子，孔子也不请求做官。
孔子生活的时期，周室衰微，礼乐废坏，《诗》、《书》残缺不全。孔子追溯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制度，重新编次《尚书》，上起唐尧、虞舜之际，下至秦穆公时期，按顺序排列史事，说：“夏朝的礼制我还能讲述，只是杞国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来证实这些制度。殷朝的礼制我还能讲述，只是宋国没有留下足以证明这些制度的文献资料。如果文献充足的话，那么我就能很充分地证实这些制度了。”考察了夏殷以来礼制增减的情况后，他说：“从那以后即使经过了一百代，礼制增减的情况也是可以知道的，因为不外乎文彩和质朴的相互交替。周朝借鉴夏、殷两朝的礼制而确定自己的礼仪制度，真是丰富多彩啊。我遵从周朝的礼制。”所以《尚书》、《礼记》都是出自孔子的编定。
孔子对鲁国的乐官太师说：“音乐的规律应该是可以通晓的。刚开始演奏时，要协调五音，接下来节奏必须和谐，声音必须清晰，做到循环紧凑、连续不断，这样整首乐曲才能完成。”“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才订正了诗乐，使《雅》、《颂》都能和原来的曲调相配。”
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有三千多篇，到了孔子，删去重复的部分，选取可以用于礼仪教化的篇章，上采自殷代的始祖契、周代的始祖后稷，中间述说殷、周两代的盛世，下至周幽王、周厉王时期的政治缺失，起始于叙述男女夫妇感情和家庭关系的诗篇，所以说“《关雎》是《风》的首篇，《鹿鸣》是《小雅》的首篇，《文王》是《大雅》的首篇。《清庙》是《颂》的首篇”。三百零五篇诗孔子都配上乐曲歌唱，以求符合《韶》、《武》、《雅》、《颂》等乐舞的音调。礼乐制度从此才得以称述，使得王道完备，六艺齐全。
孔子晚年喜好《易》经，对《彖》、《系》、《象》、《说卦》、《文言》等篇都详加叙说。他研读《易》的时候，把串联竹简的皮绳磨断了三次，说：“再让我多活几年，如果真能这样，我对《易》的文辞和义理就能充分掌握了。”
孔子用《诗》、《书》、《礼》、《乐》作为教学内容，弟子大约有三千人，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像颜浊邹之类多方面受过孔子教诲但没有登堂入室的弟子也很多。
孔子享年七十三岁，于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日去世。
第三部分：坚忍建大事者 不忌小怨
哀公致悼辞说：“苍天太不公平，不肯留下这位老人，使他丢下我一个人在位，孤零零的我伤痛不已。啊，多么悲痛！尼父，我顾不得用礼法约束自己了！”子贡说：“国君大概不能终老于鲁国了吧！先生曾说：‘礼法丧失就会昏乱，名分丧失就会产生过失。丧失意志就会昏乱，失去所宜就会产生过失’。生前不能重用他，死后才来悼念他，这不符合礼法。身为诸侯，却自称‘余一人’，这不符合名分。”
太史公说：《诗》中有这样的话：“像高山一样令人瞻仰，像大道一样使人遵循。”我虽然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但在内心却十分向往。我读了孔子的书，可以想像得到他的为人。到鲁地去的时候，我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和礼器，儒生们都按时在孔子旧居演习礼仪，我在那里内心由衷敬仰，留恋徘徊不愿离去。天下的君王乃至贤人实在太多了，活着的时候都很荣耀显赫，一旦死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孔子只是个平民，他的名声和学说却流传了十几代，学者们仍然推崇他为宗师。从天子到侯王，凡是中国讲论六经道艺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说当作是判断和衡量的最高准则，孔子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处处高扬坚韧卓绝的品行，这似乎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其父司马谈，学识渊博，任太史令。曾打算撰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可未曾动笔便去世了。司马迁很有志气，决心完成父亲的遗愿。
司马迁自幼便学习刻苦，从二十岁开始出游各地，以增长自己的知识和见识，积累素材，为写书作准备。后来，他继任太史令，有机会查阅大量皇家图书。从四十二岁起，司马迁开始撰写这部史书。在尚未完成的时候，却因为替李陵辩解，而被夺职入狱。李陵是汉初名将李广的孙子，也是一员骁勇能战的猛将。他因李广利的陷害，仅率五千步兵深入到匈奴领地，与大批匈奴部队力战十余日后，因寡不敌众，被匈奴俘获，不得已投降了匈奴。司马迁认为李陵是有功之人，投降乃是不得已而为，将来一定会将功折过，报答汉朝的。可汉武帝却认为司马迁是在诋毁李广利，将他处以宫刑。司马迁本想一死，但为完成父亲的遗志和自己的抱负，忍处宫刑，承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出狱之后，他将自己的满腔不平和愤慨，全部倾注于笔端，经过多年不辍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不光是勾践通过忍成就了大事，许多开国之主都是从这条路上走出来的，让我们来看看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事。地皇四年（公元23年），起义军各路将领为了要扩大队伍，增加号召力，认为应立一刘氏宗室作皇帝。他们看中了生性懦弱、又无兵权、便于控制的刘玄，让他即皇帝位，建立“更始”政权。在攻克宛城和昆阳之战中，刘和刘秀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起义军中声威大震。刘虽然没有公开争夺皇帝的宝座，他的部将却都为他没能当上皇帝而愤愤不平。因而在刘玄称帝时，刘稷就气愤地说：“此次起兵图谋复汉大事的，本是刘 、刘秀兄弟，今天称帝的这位可又干了些什么？”刘玄因此怀恨在心，任刘稷为抗威将军，以示惩戒。刘稷不肯受命，刘玄即下令逮捕。当要诛杀刘稷时，刘站出来表示反对，并为之争辩。一些贤嫉妒能的将领早就主张除掉刘，这时趁机劝刘玄杀刘，正中刘玄下怀。于是，刘与刘稷同一天惨遭杀害。
当消息传到刘秀耳中时，尽管他内心悲愤异常，但表面上却显得异常镇定。他清楚地知道，此时自己只要稍有问题，就会遭杀身之祸。于是，他立即前去朝见更始帝，向他谢罪。而对自己在昆阳所立的战功，却从来不向别人提起。他也不为刘服丧，吃喝谈笑一如往常，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发生杀兄之事一样。刘秀的泰然神情，终于使更始帝等人解除了猜忌，也使得更始帝觉得对不起刘氏兄弟，便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终于避免了杀身之祸。三个月后，刘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到了河北，镇慰州郡，网罗人才，招兵买马，开始了统一中国的事业。
刘秀曾说：“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