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全记录第二卷－中原逐鹿-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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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机构及税收机关（在我党有力人员监督指挥之下），以大体上的累进方法征粮，惟免除赤贫人口负担，方能解决大军给养。国民党人员未逃跑者除极坏分子外，均可利用，逐步过渡到人民政权。
（四）如皮定均旅一时调来不及，请考虑以赵纵使用于大别山。该纵由潼洛渡河后直趋大别山。陈谢则使用三十八军于豫西建立根据地。
（五）如你们决定直起大别山，决心不要后方，亦应使陈谢建立此种决心。如陈谢于八月下旬渡河，可能争取一个月时间，在豫西立住脚跟。胡军主力由靖边、横山线南调，估计至少须一个月行程，该敌十分疲劳。“
毛泽东认为，进军大别山不能像北伐战争时期那样逐城逐地推进，而必须采取独特的史无前例的进攻样子：决心不要后方，一举跃进到敌人后方去，先占领广大乡村，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再夺城市。
同时，毛泽东既充分估计到跃进大别山的有利条件，也充分估计到在外线作战的各种困难。他提醒刘邓：进军大别山，可能有三种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要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前途。
直趋大别山的行动方针刚刚下定，一进入8 月，刘邓大军便面临一个又一个险情。
先是险恶的敌情。
就在毛泽东和刘邓运筹直趋大别山的时候，蒋介石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一进入8 月就改变了原来的作战计划，暂缓山东方向的进攻，改集大军于鲁西南，欲与刘邓大军进行决战。羊山集兵败使这位国民党最高统帅恼羞成怒，他的眼睛盯住了我刘邓大军。他准备了两把刀，一把是硬的，一把是软的。
他仓促地从山东、洛阳、郑州、西安等战场抽调大批精锐力量，与鲁西南原有部队编成5 个集团共28个旅共30万人，云集徐州、商丘、开封之线，企图乘刘邓所部连续作战疲惫之时，用重兵分五路向刘邓大军猛扑过来，准备用他10多年前“围剿”红军的所谓“分进合击”老战术，迫使刘邓持续作战。背水作战，把刘邓大军就地歼灭或逐回黄河以北，以堵住刘邓在南线中央已经打开的战略缺口。
这是蒋的硬刀。
蒋介石还准备了一把“软刀，9 年前他就使用过。那就是他准备像1938年6 月黄河决堤阻挡日本侵略者一样，再用滔滔黄河水淹没刘邓大军。他准备由开封决开黄河大坝，把刘邓赶回黄河以北。
蒋介石机关算尽，想借天功！养育华夏子孙的黄河竟然变成了他蒋介石一件可以随意移挪的战争武器。
但蒋介石一定没有忘记，9 年前，他派军队在河南境内的花园口炸开了黄河大堤，不仅没能阻挡住日军侵华的步伐，反而造成黄河北移改道，在中原大地人为地制造了一片连年灾荒的黄泛区，一场涂炭生灵的大灾难。
而这一次，一旦决堤开坝，这几十万解放军，这河边数百万人民群众怎么办？
险恶的敌情像浓浓阴云罩在刘邓首长的心头，而天公似乎也在与刘邓大军作对。自刘邓大军南渡黄河以来，阴雨不断的老天，一进入8 月就像撕开一道口子似的，突然间暴雨如注，下个不停。
水火无情，黄河水猛涨，进入8 月的第M 天，黄河渡口水位便由叨米增至30。3米，每秒流量达2034立方米。
水情逼人！
从来不叫苦的刘伯承此时说出一句话：“忧心如焚！”40多年后，邓小平谈起这段往事，感慨万千地说：“我这一生，这一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军情紧急令身经百战的刘伯承、邓小平忧心如焚！水情逼人使刘邓忧心如焚，而更让他们担心的事还在后边。
这时一直在陕北带着一部兵力与蒋介石重兵集团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周旋的毛泽东，突然发来一个由他亲自起草的注有三个“A 级”的特急绝密电报，只有简短的一句话：“陕北情况甚为困难。”
毛泽东任何时候都不愿让他的战友们为他的安全担忧。1946年去重庆人虎穴与蒋介石谈判，他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这次为留在陕北，他又不知费了多少口舌，他从不愿因为个人安危而影响大局，可是分布在各战场的高级将领，无时不在为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危着想。接到这样的电报，一向镇定自若的刘邓首长坐不住了。关于这一点，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有一段十分感人的描述：父亲告诉我们：“毛主席的电报很简单，就是‘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只有我和刘伯承看了这份电报，看完后立即烧毁了。当时，我们真是困难哪，但是，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中央，说十天后行动。用十天作千里跃进的准备，时间已经很短了，但我们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了。”说完后，父亲又重复了一句：“当时，真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
“说这话时，一向不大流露感情的父亲，声音都略带哽塞了”
刘邓打过黄河，一是实现战略反攻，一是吸引和歼灭敌人，更重要的就是减轻陕北、中央和毛主席的困难处境。
黄河涨水，没什么可怕，蒋介石要决堤放水，也吓不倒刘邓。本来，刘邓还考虑再打几仗，再就地歼灭一些敌人。但是，中央困难，刘邓便义无反顾地不顾任何困难地提前尽早地出击了。为了使准备做得更充分，8 月6 日，刘邓充分发扬军事民主，集思广益，打破常规，吸收基层指挥员和各部门干部参加作战准备会议，慎重对待，正确处理，正式下达预备命令，决心提前结束休整，立即执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同时，刘邓请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说：“我决心提前于8 月7 日全军开始战略跃进！”他们还致电陈毅：“顷，我们决心转至外线。”
就在刘邓做出立即跃进大别山这一重大决定之前，毛泽东于8 月5 日至7 日三天，连续致电刘邓、陈粟等人，对刘邓跃进作了具体指示。
21．当机立断，迅速出击
8 月6 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起草了四封给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电报。
第一封电报对刘邓出动后对敌之对策进行充分估计，认为敌人可能采取两种或三种办法对付刘邓大军，“第一种办法，迅速组织进攻，使你们不能立足。”“第二种办法，宁可给我以立足机会，不急于尾我进攻。”“第三种办法，即同时采用上述两种办法，即以十二个旅左右分数路迅速进攻，又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用于长江方面。”
毛泽东提出的对策是：“你们必须同时准备对付这几种办法，而主要准备对付第一种法，即用全副精神注意于运动中大批歼灭敌人，一切依靠打胜仗。”
第二封电报，毛泽东规定了刘邓出动的时间：你们仍争取到8 月15日以后出动，最快8 月10日以后出动，不要太急。并提醒刘、邓：“你们南出前不要企图再打一仗，南出后在沙河以北亦以避免打大仗为宜。”
第三封电报中，毛泽东对中原敌我形势作出判断，认为：“目前整个形势对我有利，敌已分散，我已集中。”“你们全军可以安全休整十天内外，鼓励士气，整顿队势，以利争取新胜利。”他在电报中关切地对刘邓、陈粟等将领说：“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并问全军将士安好。”
第四封电报，毛泽东再次催促陈粟，要粟裕“应速西去，愈快愈好。”以策应刘邓行动。
这一天，在中原前线，邓小平再次乘吉普车来到黄河大堤勘察水情。
回到野战司令部，邓小平看到桌子上刘伯承的墨迹—一“忧心如焚”。
邓小平在桌前站住了，刘伯承看到他，忙问：“堤上情况怎么样？”
“不好。险情不减”
10万大军面临抉择。
毛泽东的心情极不平静；刘邓的心情极不平静。
在陕北，“前有黄河，后有追兵”；在中原，“前有淮河，后有追兵”。刘邓大军的处境像党中央在陕北一样十分险恶。国民党第48师、第7 师、第58师、第10师、第3 师、第65师、第52师、骑1 旅等19个旅，紧紧追赶着刘邓大军，敌65师的先头部队距刘邓大军只有30多里，而前面却是波涛汹涌的淮河——千里跃进大别山征途中的最后一道险关。
刘邓立即召开会议，打破常规，除各纵队领导外，司。政、后机关各部处的领导也都请来了。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室内，东、西、北三面墙壁从上到下，全部订满了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图上除用红蓝两色标出各战场敌我态势之外，醒目的标出了陇海路和扬子江。会议开了一上午，刘、邓认真听着大家的发言，偶尔插上一两句话。会议没有结果。
下午，刘伯承驻足于作战室的地图前，先是用放大镜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移动，不时用拇指和中指比量着陇海线至长江边、津浦路到平汉线的距离，最后他的目光停在了陇海路、黄泛区、汝河、淮河一线，自言自语道：“机之未至，不可以先；机之已至，不可以后，全局得势，譬之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
统帅的决心是统帅的智慧、谋略和意志的体现，是统帅运用其渊博学识、丰富经验，发挥其预见性和洞察力的产物。即便是再伟大、再高明的统帅，定下决心的过程也是高度紧张的过程，也可以说是痛苦的过程，犹如胎儿躁动于母腹之中。刘伯承叫人把邓政委找来。
“我考虑停止休整，马上行动！”刘伯承向刚刚走进作战室的邓小平说。
“我也在这么想。”邓小平与刘伯承想到一起去了。经过一番初步准备，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野战军领导以及各纵队负责人和冀鲁豫、豫皖苏军区负责人等再次汇聚到野司作战室开会。大家坐定后，刘伯承便开门见山地严肃宣布：“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要当即立断，抓紧时间，行动越早、越快越好，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接着，他具体分析了敌情我情，阐明了下定决心的依据和理由。他说，我和邓政委一致认为，“我军南下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这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的一切考虑，都必须服从这一战略全局。再打几仗固然可以甩掉包袱，但‘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守于境内不如战于境外，我们一刀插到蒋介石的胸口上去！蒋介石的注意力在鲁西南，摆开架势要跟我们决战。在陇海路南直到长江北岸的广大地区，敌人兵力薄弱，后方空虚，而且他们还错误地判断我军连战疲惫，要‘窜返’黄河以北，三路兵力正在尾追佯动的11纵。如果我军立即南下，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发挥战略突然性的奇特效果。”他还分析说：“从敌人的作战企图来说，蒋介石‘饭馆子’战术，‘葡萄’战术，鲁西南战役我们消灭他9 个半旅，他又从山东、平汉南端、陕南等地调来20多个旅，妄图迫我背水作战。蒋介石好像是开‘饭馆子’。送‘葡萄’的，上顿你吃了他许多好菜好饭好水果‘葡萄’，他又送来好多桌‘美味佳餐’，许多串好吃的葡萄，来喂我们，想要我们吃得走不动，甚至把我们胀死在鲁西南。我们对‘委员长’送来的‘好饭好菜’是要吃的，但要看时机，还要量力适度，不能把肚皮胀破。我们在内线再歼敌几个旅，敌人还可能抽调兵力，阻我南下。因此，如果我们留恋于内线继续作战，这正是上了蒋介石的当。我们决不能上这个当。”接着，刘伯承又分析了战略形势，他说：“现在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已开始由被动转入主动，在北线的东北和华北战场，我军正在发动攻势，在南线敌人重点进攻所造成的哑铃形战略态势，越来越对敌不利，东西两翼的所谓重点进攻，在山东和陕北我军的严重打击下，敌人已陷人欲胜不能、进退维谷的困难境地，其联系东西两个战场的中央晋冀鲁豫战场，已被我军突破。我军应该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迅速实施战略进攻，扩张战果，这是战略利益的需要。而敌人当前兵力集中在郑州。开封、徐州及陇海路沿线，注意力集中在鲁西南，妄图在鲁西南同我决战。陇海路南，直到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敌人兵力薄弱，后方空虚。并且敌人还错误地判断我连战疲惫，要‘窜返黄河以北’。在这种情况下，我军立即南下，实施战略进攻，可发挥战略突然性的奇特效果。当然，南下作战会有若干困难，但是我们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全国各战场的有力配合，有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刘伯承一口气讲完了他的决心，深深地感染着在坐的每个人，不禁心潮激荡，热血沸腾。邓小平立即表示赞同：“刘司令员的决心和部署方案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我们要立即南下，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捣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把战线从黄河边向南推进到长江边。古人说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我们的战略反攻，必然迫使蒋介石调兵回援，这样我们就能配合全国各战场的兄弟部队，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彻底扭转全国战局，加速蒋家王朝的灭亡。”
稍作停顿后，他又说：“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战略任务，我再强调三点。第一，一切工作要服从战略进攻任务的要求，要教育各级干部和广大战士，这是一个极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我军战争史上的创举，要准备为实现这一伟大战略决策做出贡献，付出代价。要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第二，在我进军途中，敌人必然北追、南堵、东西截击，我军在淮河以北主要是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要力避与敌主力纠缠和作战，千方百计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第三，要教育部队，进入新区作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政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参谋长李达和副政委张际春也表示赞同。
刘伯承下命令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