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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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返募偈哂兄泄尘暗奶ㄍ迳喜闳耸浚蚍炊哉胶蠊竦辰邮沾笤钡奶拔巯窒螅獾焦竦吃�1947 年3 月用大屠杀的手段加以镇压。几千名台湾的领导人物惨遭杀戮，这时1 少灼年迁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残余来说是个不祥的开端。在1950 年以前，美国的态度是拒绝对该岛承担责任，但继续提供经济援助而不给军援，作为我们打算从中国脱身的一部分措施。1950 年北朝鲜的侵略导致我们派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使该岛不致卷人战争并防止来自大陆的攻击。1954 年我们签署了一项同盟安全互助条约（按：即“共同防御条约”。——译者）。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被派去协助执行我们的援助计划，50 万左右的国民党军最后用征募台湾人的办法来克服士兵的老化。与此同时，流亡的国民党政府仍旧重迭地盘踞在它所控制的台湾省政府之上。国民党的改革工作与控制措施同时进行，这与同大陆继续处于作战状态和实行戒严法的情况下是容易办到的。
在经济上，台湾以前依靠食塘和大米生产来供应日本市场的情况，现在不得不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以获得更大程序的自给，同时由于人口急剧增加，也不得不推进工业化。1905 年的300 万人到1940 年接近700 万；从大陆涌进200多万人口以后，到1958 年人口共约1100 万，而到1978 年达1700 万。发展工作是在政府总的统制结构或工业垄断体制中进行的。到60年代中期为止，20 亿左右美元的美援滋育了经济的繁荣，其成就之大使台湾政府在没有我们的援助下仍然继续推进工业化，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日本投资。国民党军队按人口比例来说是世界上使国民负担最重的一支军队，它继续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虽然数量越来越少了。在国外，台北的中华民国在美国帮助下年复一年地保持着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并且到1970 年为止，它设在国外的大使馆还比北京人民共和国的多。
中美合作的一个创造性范例，是根据1948 年美国援华法案成立的农村建设联合委员会。当它于1948 年10 月在大陆开始工作时，它是想主要依靠技术援助来增加食物供应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农业专家往往争辩说，由于重新分配土地的办法不能增加土地面积，靠它来增产的希望甚少，不如在选种、培育畜种、工具、耕作技术、消灭动植物病害等方面可以做许多改进的工作。当这计划在华南和台湾开始执行时，它强调要修筑堤堰来发展灌溉，但没有把解决农民的组织问题作为动员当地资源并获得信贷以资助改良事业的一项手段。不久，经验促使联合委员会转而注意改革土地租佃关系这个实际问题，特别是把地租减到法定的占收成37？5 ％的数额，同时把租佃合同延长到一年以上，以防地主勒索。这样，以注重技术为开端的美国式发展农业办法不久就在实施过程中发现，地主和佃农的关系是亚洲农业改革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建设联合委员会既然限于在台湾开展它的工作，便取得了省政府的支持，并能依靠以前日本人组织的农民协会那样的机构进行工作。它贯彻全面减租的办法，并终于制定一项使每个农户占有其耕地的计划。这一切都是同实际示范、图书资料、生产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以及发展农村手工业的工作结合起来的。联合委员会这个机构只实施单一的行政布局，并利用原有机构而不另起炉灶，因此避开了两个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问题。它给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大有教益的榜样。台湾在冷战时期有两种面目。回顾以前，它声称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北京也同意），说内战没有结束，国民党有朝一日还要把中国人民从共产党的统治下解救出来。然而，台湾又朝前看，它加人了工商业世界，很好地利用了日本和美国的技术、贸易、投资和文化接触。在这些优势的基础上，一批有才能的中国领导人把工业化引导到类似日本人的那种可供出口的发展方向。生活水平比大陆提得高。同美国的关系也愈来愈多样化了。
第14章 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秩序
1949 年以来的中国革命，从其牵涉到的人数或从其变革的广度和速度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对世界外部地区来说，这也是现代一次最少为外人所知的事件。在从6 亿增到10 亿的人口中，已经经历了阵阵狂热的豪情奔放和仇恨怒火的喷发、有组织的努力和自我牺牲、极度的恐怖和劳累、长期的失望、热情的自我锻炼以及新的希望和自豪。然而，在1972 年以前这一引人注目的巨大事件只是由驻北京的外交人员、香港的新闻记者和少数旅游者从远处略有所见。所有的广播节目和出版物都来自政府这一渠道，但它在60 年代基本上停止了发表统计数字，在1966年之后的10 年间还停刊了专业性或学术性的杂志。私人方面的言论主要来自难民。甚至那些阅读受控制的中文报纸的外国人在全世界也只有几千人。对于那么许多人中间发生的这样一些大事，观察和研究的人竟然寥寥无几。
无知引起推侧和偏见。见年代亲共扩张主义和反共扩张主义之阿的冷战，影响了每个人对中国的看法。今天，谁要是认为他完全没有偏见（就他的见解极不全面这个意义来说），那他显然是个蠢人。然而，对中国革命抱的偏见有种种不同的表现方式。这种偏见范围有两极，有的会一味热情颂扬毛提供给全人类的激励人心的启示，有的会卑怯地害怕它那警察国家的专制主义。万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理解中国人民的经验，不管可以产生什么结果。这就意味着既要同情又要作出客观的评价，既要统观全局又要有批判精神，以便力求了解真实的情况。不同的观察者仍然可能对那里的同一事件看到不同的真相；然而我们必须真心实意地追求“真理”； 因为我们所能接触的现实总是由若干具体的事实构成的；概括性的判断是我们自己作出的，而这些判断需要不断进行核查。当然，人是能够根据道德原则作出解释的动物，但不假思索的说教是太容易、太主观、太偏重估计和太受平素教养的束缚了。
中国的变化离我们这样远和这样难以观察，因此我们想了解它的时候首先必须以某些设想为依据。第一，千百年来中国历代政府由于力求在一个广阔而多样化的次大陆上维持一个统一的国家和统一的文化，成了善于实行中央控制和大规模官僚统治的政府；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从北京进行统一治理的这个伟大传统。正像过去那些熟谙孔孟之道，以地方主动精神代表皇帝管理地方的士大夫官员一样，远处的党员也能大致按照他们所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训练水平，为中共有效地进行工作。
第二，1949 年后出现的中央政权的组成部分是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它不仅有中共掌权前28 年的经验，也有全中国人民的经验。长期的军阀统治和国民革命，接着是八年日本侵略和四年内战，使全国人民渴望有中央权威、坚强的领导、和平与秩序。新秩序的形式和方法也已经积累起来了：两党都运用的列宁式的一党专政制；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和19 世纪90 年代维新运动时期即已开创的青年学生组织；改善农村物质条件的种种技术措施——娠济灾荒、公共卫生措施、扑灭苍蝇、挖井、植树、改良作物，建设农村的整套规划，都可追溯到19 世纪基督教会开始做的一些工作和大众教育运动时代。同时，激励人们运用这些新方法的，是高于一切的献身国家的精神，其中包括例如梁启超所拥护的公民理想、孙逸仙所提倡的为“人民”谋福利，以及一度由蒋介石体现出来的国家统一。
在流入中国革命大熔炉的一些浪潮中，大部分外界观察者所重视的是马列主义和苏联对意识形态、组织和政策的影响，这一点需要我们经常加以注意。但在这些公开的现象背后，同样重要的是深深扎根于普通人民中间的中国民间传统，这是大部分未经探索过的非儒家的生活方式。这一往往由于未受教育的民众因袭下来的民间传说和风俗，比旧中国统治阶级的传统还要丰富多彩。它像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一样，是革命发展的基础。
这样一些看法可以提醒我们，北京新政权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铁板一块，也不像它自称那样是纯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产物。它的成就并不是创造了新秩序的所有部分，而是以只有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才能做到的空前集中的指导方式，把各个部分综合起来，无论如何，其所得的结果是中国人以前完全没有体验到的。下面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中共用以管理国家和人民的种种想法和途径，然后再来看看它是怎样来改造国家和人民的。这两个过程虽是齐头并进的，但改造首先有赖于管理。
政治体制
军事接管过程历时一年半，从1948 年11 月1 日沈阳被攻克和1949 年1 月平津陷落起，到1950 年5 月整个大陆被占领为止。在这过程中的1949 年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接管工作让大多数地方行政人员保持原职。在外表上，共产党干部给予这一过程以节日气氛，街上扭秧歌，宣告和平与解放。部队一般都严守纪律。这是一段充满希望的蜜月时期，人们致力于在军事上扫荡残敌，经济上恢复活力和政治上加强组织。
联合政府。这一时期的政策是毛在1949 年1 月制订并在3 月由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它的纲领是剔除国民党，代之以联合政府，重整中国的军队，改革外交关系和经济制度。为了动员广泛的支持基础，联合政府规定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着手组织，这个会议的名称使人回想起马歇尔将军调处时期举行的那次由多党参加的会议，但成员却不同了。
这一路线是毛在1949 年7 月1 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制定的。他仿效列宁“工农民主专政”的说法，提出了与列宁主义颇为不同的观点，认为新政府应当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联合政府，同时又是对各反动阶级即“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手段。这样，“人民民主专政”是要以统一战线的形式为现政权争取尽可能广泛的支持，同时在中国境内消灭它的敌人。按照起义，“人民”由四个阶级组成：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农民至少暂时可以保持土地私有权，资产阶级可以保持一部分私营工业。这就实现了原来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想法。
由于任何个人都可能被大笔一挥划进反动派或人民敌人的范畴，这个政纲是非常灵活的，可以用来把人口中持不同政见的分子筛除出去。阶级归属权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它可以宣布一个改造好了的“反动派”是“人民”的一分子。毛泽东起初没有把这套手段施展出来，在这使全国人民充满希望和如释重负的时候，号召他们迈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去扫除国内的敌人和挫败外来的敌人，在不依靠苏联以外的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但也向各方学习，以改造中国的社会。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49 年6 月在北京成立了名义上代表23 个党派的“人民政协筹备委员会”。“人民政协”本身是在9 月召开会议的，一共开了10 天，出席代表662名。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这是宣布组织新联合政府的宗旨的一般性文件，但其中没有提到阶级斗争。会议又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工人阶级是共和国的领导阶级。由于中共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就表明政府将成为它的行政助手。新政府具有以集中制为基础的完整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设立了大约30 个部或类似的机构，其中15个是同经济事务有关的乞在最高政务委员会的56 席中，共产党人占了31 席。周恩来当了总理（一直担任到他在1976 年去世时为止）。
这个按共产党意愿组成的强有力的专制政权允许有8 个小党派存在（尽管他们没有多少支持者），并给予非共产党人以显要的职位，来实现联合政府的想法：必须利用全体人民的才干以建设新社会。上层阶级的大部分人从来不是共产党人，但是有必要利用他们的专业训练和能力。于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就有了用武之地，被授予高位，而在新设立的各部也插进了一些党员，他们虽缺乏专业能力，但更守纪律。（这使人想起夷狄征服者利用汉族行政官员的情形。）大部分曾留学西方（包括留学美国）的学者似乎就属于这一类自由知识分子。作为爱国者，他们是诚心诚意为他们国家的前途努力工作的。？他们早就同国民党疏远，非如此没有其他出路。而共产党拢络和利用自由知识分子而发展其统一战线的方法也由来已久。
党政军结构。共产党像国民党那样设立了权力的鼎足机构——党政军各自形成不同的组织系统，但在统一领导下结合起来。1947 年党员人数增至270 万，1953 年到610 万，1959 年到1400万，1961 年到1700 万。在1 肠2 年，中央委员会有94 名中央委员和93 名候补中央委员，但行使权力的是政治局的19 名委员和6 名候补委员（后者可以参加讨论但不参加表决），而最终行使权力的，是7 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之下的党组织大致有8 层，主要是6 个地区局；28 个省、市、自治区级的委员会；258 个地方专区委员会；22 加个县级或类似级别的委员会；1958 年后的约2 ； 6 万个公社委员会；以及农村、工厂、学校等100 万个以上的支部。这些众多的委员会行使了党在领导、监督、优抚、控制等方面的权力。
党政机构是平行的，其人员也互相穿插。共产党政府远比旧国民党政府深人到下层。类似俄国苏维埃的人民代表大会设在行政乡（1958 年以后是公社）、县、省这主要的三级，都隶属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会第一次会议是在1954 年召集的。这些政府代表大会每年集会一次，通过预算，选举委员会，而委员会则每月开会一两次，行使行政任务。这种结构给人民大众提供了参加“民主集中制”的活动场所，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