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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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约规定的新体制下，西方文明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好的和坏的东西。鸦片贸易在1858 年合法化以后，给英属印度提供了5 ％或15 ％的财政收人，同时基督教的传教运动由西方虔诚信徒团体积少成多的捐款来维持。19 世纪30 年代，英美基督教会开始发现现代医药在中国比圣经的作用大。教会办的医院立即设法防抬疾病，包括戒治鸦片烟瘾在内。在中国人看来，办医院这件事比起基督教教义和帝国主义行径之间大的差距来，还不是那么不正常的。
根据最惠国待遇条款（19 世纪最美妙的外交手段），列强都可以分享任何一个外国从中国勒索到的权利。随着清朝气运的日趋衰微，条约体系不断增长它的势力。清廷愈来愈需要依靠英国在行政上和外交上的支持。因此，在实行条约体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民经受了逐渐加速的、加重的并且往往是剧烈的变革过程。以中外合办的交易形式开始的鸦片买卖传到了内地。19 世纪80 年代以后，中国土产鸦片开始代替印度产品，后者在1917 年停止了进口。西方人的活动范围和货物从沿江沿海的各通商口岸伸展到内地，而在偏远的腹地，则由中国内地教会中那样的热心传教士从中加以帮助。基督教为中国人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开辟了道路，随后这种新的价值观完全打乱了旧的秩序。
在条约体系下的一个世纪里，西方的商品、方法和思想源源不绝地涌人中国。中国爱国人士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为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按情况分别谴责为军事的、商业的、财经的或文化的帝国主义。事实上，这一时期所有中外的接触，现在几乎毫无例外地一概被称为“帝国主义”的性质，因此“帝国主义”这个词对什么都可适用，从而对于分析事理不再有多少意义。例如，教会办的医院被列为“文化上的帝国主义”。但是，这样笼统地使用“帝国主义”这个词来中伤哪怕是动机最高尚的西方慈善事业，倒使我们想起了这样一项基本事实：是西方扩张到中国来的，而不是中国扩张到西方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外国人即使在他们最有善意的时候也是侵略的；他们是变革的因素，从而对于旧的秩序带有破坏性。今天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是被技术进步迅猛地推向前去的，因此只有他们的祖先才应对此负责；然而，中国人可以责备外界把近代的变革强加于他们身上，并以某种方式越姐代危。由此可见，当时外人怎样把变革强加于中国，就成为目前争论的问题。
签约列强对中国的损害和剥削究竟多么严重，对于政治活动家和笃信他们自己那一套的人来说，是不成其为问题的，然而历史学家却会争论不休。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它涉及客观事实和主观感受，并且哪一方面也不能单独说明问题。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人受了一定程度的屈辱，虽然今天回顾起来它比当时实际身受的屈辱似乎还要厉害。但条约体制下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这方面我们面对着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提出的新证据，它可能会改变中国遭受损害的情景。这种新的看法是从中国、台湾、日本、美国和英国的研究工作中获得的。它强调指出规模巨大、经过长期发展业已成熟的中国国内贸易和明代及清初商人阶级的势力日益增长的情况，而这种势力在正式的档案中只间接予以承认。正如罗兹？ 墨菲所指出的，连亚当？ 斯密也能察觉到中国的“国内市场”和“欧洲各国合在一起”的市场一样大。各省之间广泛的贸易说明中国已经是高度商业化的国家，并且一向是自给自足的。例如兰开夏的纺织品未能畅销中国市场，只是因为中国手工织成的棉布质地更好，大体上价格也比较便宜，适合当地使用。直到1930 年那么晚的时期，手工织成的棉布仍供应了华北的大部分需要。在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斗争来“打开”中国市场之后，给中国大众消费的主要西方进口货却是石油，而这种产品之所以能够进口，并非由于西方工业先进，而多半是地质条件所致。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地区的现代经济，凡是确已发展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中国人手里。中国买办当然早已掌管了中国境内所有外国人的生意。现在看来，通商口岸名义上由外国人开设的企业，大部分不过是便于掩护中国企业家进行投资的商行罢了。同时，星罗棋布的各地郊区市镇及其周围农村，仍然进行着中国人民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商业生活。在这一层的活动范围里，外国人、他们的商品和投资是无法进行竞争的，也是不能起多大作用的。1911 年以后，由于许多原因，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陷于危机状态，直到1949 年之后才进行挽救，但外来的影响和通商口岸不过是导致这一危机的一个因素。这种新的情况不适合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框框，虽然它很适合毛主席为包围城市而强调的中国农村的自给自足。
人口问题上的灾祸
中国在19 世纪和2O 世纪的祸患，因两个过程的不幸配合而更为加剧。这两个过程是西方的侵略和朝代的改换。在西方的接触开始破坏儒家社会秩序的同时，堆积如山的国内问题使政府日益削弱。从18 世纪末起，在位达150 年之久的满人已开始感受到促使过去各朝代菠亡的种种困境。特别是，和平与繁荣已使人口空前增长，其增长之猛使它本身形成了几乎是一种新的危机，对民生、行政管理和公众情绪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今天，正如何炳棣所说的，“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个世界问题”。
公元2 年的全国户籍册登录的人口数是5900万，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居住在长江以南的较少。在其后1500 年间，这些数字几乎没有什么增加。据1651 年清朝户口记录，全国共1000万户，估计每户6 人。但我们知道，历代官方的人口估计数是偏少的。这是因为每一行政区应缴的赋税有一部分是按所估人口总数来定的。这就使人民和负责上缴赋款的地方当局都想少报。过去中国根本没有现代形式的真正统计数字：在一定日期记录的年龄和性别的分类数字、婚姻状况、迁居情况以及其他为科学分析必必需的各种细节。相反，中国的统计数字是根据政府工作需要而登记和估算出来的，比方说为了要查明能够耕地的人数、从事公共建设、服兵役或纳税的人数。进行统计时并不指望公众予以合作。整批整类的人数会漏而不计。根本没有划一的表格、准确的地图和受过训练的统计人员。估计的数字往往是官样文章的产物。例如，在19 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河南省呈报每隔一年增加1000人。
我们可以猜测宋代的中国人口约为8000万。到1600年可能接近1。5 亿。从1741 年起到1851 年爆发大起义期间，每年人数逐步有可观的增长，从1。43 亿增至4。32 亿。如果我们承认这些总数，那么我们看到，中国人口在1790到1840 年的50 年间增加了一倍。如果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假定18 世纪初的人口总数是2 亿，而到1850 年只有4 亿，我们仍然面对一个可惊的事实：在与西方的接触、对外贸易和工业化能够产生很大影响之前的一个世纪里，庞大的中国人口大约加了一倍。
要解释人口的这种突然增长，我们不能指出中国社会中常有的因素，不过必须找出这段时期内刚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各种因素的组合。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原因，是18 世纪清朝统治下所保持的几乎是完全的和平。当时通过广州的对外贸易有所增加，并且帝国内部的运输工作也可能有些改进。但最为重要的是粮食供应状况。经济学家面对着许许多多不可靠的数字，只好把1368 年以来以600年间的人口记载数，与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总数进行比较。德怀特？ 拍金斯假定中国在1400年的人口约为8000万，因此断定，它的人口所以能在20 世纪的年代增加到7 亿或更多，是因为粮食供应逐年有所增加（在1400到1800年之间显然增加了5 倍或6 倍，而在1800年至今又增加了50 ％ ）。粮食供应的这种增加，可能一半是由于耕地面积增多，特别是由于有很多人移居到中部和西部各省，一半是由于生产率提高，农民能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种出更多的庄稼。这一技术上的进展采取了多种形式：最重要的是不断从南方引进早熟稻种，使双季收获成为可能。此外从南北美洲也引进了新的作物，如玉米、甜薯以及花生和烟草。例如玉米可种植在华北的干早土地和边缘山地上，用来作为主食，燃料和饲料，占当地所产食物能量的1/7光景。甜薯可长在沙地里，其单位面积所提供的食物能量高于其他作物，它在华南许多产稻地区成为穷人的食粮。农业生产率又由于灌溉工程、农具、耕畜、人粪肥方面的资本投资而有所促进，更不必说人口的增长了，因为它同耕地面积增长得一样快，又增加了一半，从而增加了单位面积土地上的人手数和可供使用的人粪肥数量。这样，不断增加的人口靠更为细致的耕作、靠在土地上施加更多的劳力和肥料来养育。
从这比较概括的观点来看，过去600年间平均每年人口增长率约为绷沁，总的说来并不太快。然而，18 世纪和19 世纪早期中国人口数的一再加倍，有点类似同时代欧洲部分地由于各处播种土豆而引起的人口爆炸。这种情况给清廷带来了灾难。整个经济增长了，但政府税率不能齐步并进。贸易随着人口增加，但清政府落后了。统治阶级几百年来为维持社会稳定而精心设计的一切办法（如K？C？萧所描述的）都变得人员配备不足而且不那么有效了：各户登记，邻里互相监视的瞥察控制制度，即所谓保甲制；按登记定额征用强迫劳力和征收农税；官仓储粮备荒；由当地讲解员阐释皇上关于教化的圣谕；由官署表扬善人并谴责异端邪说的著作来进行思想控制——由于政府跟不上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步伐，这一切都削弱了。在整个19 世纪，随着中国政治体制的大规模膨胀，没有解决的问题却不断增加，如官吏的贪污、地方上的动乱和遍及全国的人心思变。这普遍的危机大大加剧了通常在朝代式微、叛乱四起和重新统一时所出现的困难。人口的压力也已危及整个经济现代化的工作。在别处，工业化通常引起人口的急剧增加。但中国的人口在工业化以前就大大膨胀了。这就在人们面前提出了空前严重的人口问题。今天的人民共和国就面临着这个问题。1953…1954 年的登记，虽然还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人口普查，却已列出了大陆中国人口的庞大惊人的总数：5。86 亿。以每年净增2 ％这个并非不可能的速率计算，中国人的总数到1957 年约为6。3 亿，到1970 年为8。2 亿，到1974 年为8。8 亿。即使增长率降到每年1。5 ％甚或1 ％ ，中国到2O 世纪80年代的人口仍将超过10 亿。
第07章 叛乱与复辟
中国旧的生活方式怎样崩溃，新的生活方式怎样建立，是现代外界知道得最少的事，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之一。这在过去100 年间是以一系列阶段作为标志的，在每个阶段，某些旧的形式发生崩溃，新的形式出现。如果把那些大的变革时期当作单独一个革命过程来看，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两大阶段：按传统方式进行反朝廷的叛乱并按传统形式被镇压下去的时期，以及汇合成革命的改良和西化时期。事实上，反叛、改良和革命是混杂进行的，而把革命过程分为若干阶段仅仅是为了便于分析，以说明在过去100 年里中国社会的诸因素是怎样重新改造、怎样重新组织的。在这一切因素后面，有两类变革在发生作用：一类是周期性的，另一类是持久性的。
所谓周期性变革是指钟摆式的变动，例如从统一到分裂，再回到统一。这种变革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其表现的形式为朝代的兴起和衰落，并在许多朝代的末期出现由官吏的贪污激起的大叛乱，还有就是各地军阀互相内战，最后由另一个强有力的朝代创建人来重新统一全国。我们可以从清代的衰落和覆灭、随后的军阀时期（1916 一1928 年），以及相继而起的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政权，来看出这一过程。
持久性的变革是指由于似乎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改变了中国生活的过程，如妇女的解放，由政党而不是由朝代来建立的新政府，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的现象，以及新思想的传播。
这里让我们简单地回忆一下，在一个世纪前现代革命开始时，旧中国依然是含有两大阶层的社会：懂文识字的上层阶级和农民大众。士绅家族包含了当地大多数有科举功名的士人。他们中有些人的儿子成了读书文士，有些则成了官员。办理政府事务的官僚主要选自有文化的上层阶级，他们从经书里吸收来的儒家思想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于是一个专制君主政府就这样在华夏文化所及的世界帝国里统治了多少个世纪。但是，它的基础是精耕细作制，而从事这项工作的，是束缚在土地上的、并不参与政治和艺术方面较高生活的农民。旧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仍然分别受官僚专制主义、地主糯家伦理道德的支配。
革命过程的第一阶段是按传统方式从下层掀起叛乱，反抗当地权贵和外来的满清王朝。可是这次反叛的狂热的宗教领袖在思想意识上是反孔的，因而未能取得儒生的支持，反而使他们支持传统政权的复辟。19 世纪末改良运动的领导者是些文人，他们想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谋求富国强兵。但这些改良派文人力求通过皇帝从上到下来实行变革，而没有想到要争取农民的支持。
共和革命运动是留学西方的人所领导、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