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飞行-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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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头晕目眩，让人沉醉于这异国风情之中。
　　　　戈瑞潘，也许它会成为美国东北部的港口城市，有着长方形的混凝土码头。码头内停泊着货轮与渔船，码头后面那一片厂房是炼糖厂，黑色的烟囱像一座塔，一排又一排小房子隔在铁丝网后面。当我们靠近禁止人内的防波堤时，又看到了另一幕景象：一列火车停在码头，码头上有仓库、电线杆和路灯。这一切都与西方文明不同。
　　　　救生艇不引人注目地驶进了港口，我们泊在混凝土码头前，关掉了马达，却没有靠岸。在左侧的单独的防波堤旁边，是一座中型水上飞机基地，两只飞船正泊在那里。在我们的正前方，土著工人穿着松垮的破裤子正从停在狭窄铁路上的蒸汽火车车厢里卸下沉重的口袋——糖，约翰逊说——他们大都不穿衬衫和鞋（就像“美国人”上的有钱男孩）；而另一些工人沿着滑轮跳板把口袋拖上货轮。监工是一个戴着钢盔的日本人，他穿着纽扣一直扣到领口的白色亚麻上衣与高领衬衫，白色的裤子，白色的鞋，看起来不怎么像制服
　　　　然而，某个真正穿制服的家伙注意到了我们。
　　　　那是个肌肉发达、留着仁丹胡、大约二十五岁左右的男人，穿着一身浅绿色的粗棉布衬衫，领口敞开着，短裤与帽子也是浅绿色的。这身制服根本不令人畏惧，反倒有些愚蠢和孩子气，如果那只装着左轮手枪的黑枪套不挂在他的屁股上。
　　　　“海军军官。”约翰逊轻声说。
　　　　那个穿制服的男人用手指指向我们，意思仿佛是在说：武士大叔想见你们。还好，至少他没有用手枪。他看起来似乎不大高兴，他向着我们喊了一串话，都是日语。
　　　　约翰逊用日语回答了他，船长的日语说得笨拙而又蹩脚，但我们的主人似乎正在仔细地斟酌船长的话。过了一会儿，他叫喊了一声，另一个穿着棉布制服的军官一路小跑跑过来，那是个胖家伙，在接受了一些指令之后，又跑开了。
　　　　然后，那个留着仁丹胡的欢迎者解开枪套，拿出那只点三八口径的左轮手枪，指向我们。在海顿与我中间的舱盖布下面也藏着一只相同的手枪，但是没有必要使用它，我们的主人只是在保护我们。
　　　　在他与他的枪后面，在仓库与铁轨之外，一个典型的乱糟糟的码头区坐落在那里——酒吧，廉价饭馆，小商店，大部分都是木结构的建筑，只有少数几座是砖房。视野里几乎看不到车辆，人们都步行，或者骑自行车。
　　　　“你懂多少日语？”我用接近耳语的声音问约翰逊，我们还在小艇里摇晃。
　　　　“就那么一句，”他说，“我让他去找一位懂英语的军官来接待一位重要的访客。”
　　　　我们的主人仍在用日语向我们喊叫，我在心里对他说“闭嘴！”当然，我的理智控制着我的本能。
　　　　我们没有等太长时间，当那位胖军官返回来时，我起初还以为他召来了一个监督装卸火车的监工。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矮小、陰郁、骨瘦如柴的家伙，他的胡子是灰色的，双退跨开，双手交握在身后，也戴着白色钢盔，穿着亚麻布上衣与长裤。
　　　　但是仔细看一眼，却发现他的打扮与众不同，他的亚麻布上衣上镶着肩章，钢盔上也有金色的徽章，左轮手枪插在骑兵式风格的枪套里，挎在腰带上——靠右侧，便于左撇子的人使用。
　　　　“米扣…苏朱克，”他用平静沉稳的声音说，“塞班岛警察局局长。这个港口是不对外开放的。”
　　　　“平民船‘美国人’号的船长欧文…约翰逊上尉。”船长说，“很抱歉贸然到这里来，我们的船停泊在你们规定的三英里之外的海域，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请求上岸，而是卸下一位乘客。”
　　　　那个军官打量着我的黑外衣和白硬领，脸上是平静的表情，“查莫罗教区不需要新教士，已经有两个牧师了。”
　　　　约翰逊说：“劳驾请您看一眼奥列瑞神父的证件。”
　　　　我一边把护照本与两封信递给他，一边向他微微一笑。那个军官检查了护照，然后从没有封口的信封中怞出那两封信，他看着信，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约翰逊与我相对着轻轻地耸了耸肩，海顿的眼睛盯着防波堤上那些持枪的男人，右手漫不经心地垂在两退间，放在舱盖布上。
　　　　然后，苏朱克局长厉声地向那个留着仁丹胡的军官说着什么，仿佛是一道判处我死刑的指令。
　　　　但是几秒钟之内，我便被那个军官拉出了救生艇，上了岸。海顿把我的旅行包递给我，同时向我不自然地笑了一笑。塞班岛警察局长小心翼翼地把信折好，塞进信封里，然后把那两封信还给我，还鞠了一个躬。
　　　　“欢迎到戈瑞潘来，奥列瑞神父。”苏朱克局长说。
　　　　我也向局长鞠了一个躬，然后向船长和他的大副点了一下头，他俩已把救生艇调了个头，轰轰地开走了。
　　　　奥列瑞神父独自留在了塞班岛上。
　第十七章　奥列瑞神父
　　　　天空仍是一片铅灰色，雨意袭来之前先拂来一阵微风，气温适中——大约华氏七十五度左右——但闷爇却让人无法忍受，我的黑外衣与白硬领都已粘在身上了，尽管它们又薄又轻。
　　　　我手中拎着旅行包，走在穿白制服的警察局长身边——那家伙就像蹲在西蓝道夫街东方花园饭店门前的那群石狗一样沉默——每个人都向我投来谨慎而又迷惑的目光。
　　　　“他们在这里不常见到外国人吗？”我问。
　　　　“是的。”在我们走路时，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正前方，即使同我说话，他也不向我看一眼。
　　　　“但你说你们有牧师。”
　　　　“两名，查莫罗教区的，西班牙牧师，肤色比你黑。”
　　　　天色尚早，一群群追逐嬉戏的孩子们背着书包，向学校的方向走去；偶尔有落单儿的渔夫匆匆走向码头；推着手推车的小贩穿梭在自行车与行人中间，用他们的方言叫卖着，听起来仿佛正在受刑；而骑着自行车的邮递员与警察不时地按着车铃，让行人为他们让开道。
　　　　当然，没有人敢冲着警察局长按车铃，他尽管身材矮小，却有着令人望而生畏的威严。事实上，每个人都为我们让开道。在我们身后，是行人们胆怯而惊奇的目光，不明白警察局长为何同一个外国化走在一起。
　　　　“你有一座不错的小镇。”我说。
　　　　“我们有工厂，医院，邮局，报社，无线电台，照明设备。”
　　　　“这是个现代化的城市。”
　　　　而在另一面，他们似乎还没有完全把这座城市建设好：小巷的地面崎岖而肮脏，没有铺上沥青；商店看起来都一样又脏又破；私人住房摇摇欲坠；户外厕所让人一目了然，即使它们还没有安装我们那种传统的半月型窗户。
　　　　我们一直走过了四个街区，这时街道前面出现了小镇的广场，广场旁边有一座雄伟庄严的政府大楼模样的白色两层木结构楼房，楼前有柱子，有双层门。那里仿佛是卖冰淇淋的小贩开会的地方：进进出出的每个人都穿着自西装或白短裤，戴着白色的巴拿马草帽或白色钢盔、白色军帽，穿着白鞋。
　　　　“司法部，”苏朱克局长说，语气里有不动声色的骄傲，“我的办公室就在那儿。”
　　　　但我们没有进楼，局长在一辆泊在楼前的黑色轿车前停下了脚步，冲着一个穿白短裤的、正向法院大楼走去的警察吼了两声。那个警察向我们鞠了一个躬，立刻跑进楼内。很快，另一个年轻些的警察跑了出来，他也穿着白短裤，戴着白帽子，腰间扎一条黑皮带，他向局长敬了个礼。局长对他说了些什么，那个年轻警察说：“哈依。”然后为我拉开轿车的后车门。
　　　　我钻进轿车，局长随后也坐进来，年轻的警察绕到车前，坐进驾驶室里。
　　　　“如果我问一下我们要去哪里不会显得不礼貌吧？”当轿车在自行车间行驶时，我问。后面的座位很宽敞，尽管这不是豪华轿车，但这辆日本轿车坐起来很舒适，即使它颠簸得像一架笨重的马车——他们真应该学习一下美国的汽车制造技术。
　　　　“原谅我的无礼，”苏朱克局长说，“我陪您去见‘西丑坎’。”
　　　　“哦，当地的长官？”
　　　　“是的，你们称之为‘总督’。”
　　　　“塞班岛的总督？”
　　　　“不仅仅是塞班岛，整个马里亚那群岛的总督。”
　　　　“哦但不是密克罗尼西亚的。”
　　　　“是的。”他看起来是一副很得意他的智力与表达能力都要远胜于他照看的那个智力发育低下的孩子的样子，“我让黑木中尉先去报告了，那个‘西丑坎’”他小心翼翼地斟酌了一下字句，“正等着我们到达。”
　　　　然后，他靠在座位上，为那句值得纪念的句子而得意。
　　　　“那个，嗯‘西丑坎’讲英语吗？”
　　　　“讲一点儿，虽然没有我讲得好，但他讲。”
　　　　我们经过了一座带室外音乐台的令人赏心说目的公园，这是我在这陌生的地方碰到的另一件熟悉的事物。当我们驱车驶过公园里宝塔形状的圣陵时，我的心中涌起一股异样的安慰感。
　　　　“佛塔？”我问。
　　　　不易觉察的不满轻轻掠过他石像似的脸，“神道。”
　　　　“我明白了。我把车窗摇下来你介意吗？”
　　　　“请便。”他说。
　　　　轿车内很闷爇，唯一的气流就是我们的动作带起来的轻风，局长摇下了他那边的车窗，只一会儿，在他来说这已是一种殷勤了。
　　　　“你介意我问一下戈瑞潘城的人口状况吗？”
　　　　局长说：“一万五千人，岛民不到一千人。”
　　　　很高兴他把这情况透露给我。
　　　　我原以为这地方是一个防守森严、如同监狱一样的荒蛮村落，但是相反，我走进了一座繁华都市，这座都市为我们的邻人所创建：一座又一座建筑在石台或混凝土台阶上的小廊房拔地而起，整洁的庭院内与花园中栽种着木瓜、番石榴与芒果；尽管房屋的式样很现代，屋顶却盖着锡铁皮，上面一道道的沟槽正好可以把雨水引流到下面的蓄水池中。偶尔有一座标志着塞班岛德国人统治时期的石头房屋或种植园风格的房屋出现，让人仿佛又回到了西班牙人的时代。然而，我所看到的绝大多数房屋都是像小盒子一样的工厂厂房——有些是木头的，大多数是新盖的混凝土的——整齐地排列在这座现代化工厂城市里。
　　　　他们在这座工厂城市里制造什么？这里成千上万的居民（还有土著）都是炼糖厂与其他工厂的雇工吗？
　　　　在城市的边缘终于出现了我期待已久的一片破旧的土著房屋，那是一座座茅草覆盖着屋顶的木头棚屋，身体肥胖的中年土著妇女穿着褪色的莎笼坐在屋前，我感到一丝莫名的欣慰。
　　　　“土著孩子在哪里？”我问，我几乎看不到他们，除了几个正在咿呀学步的光屁股小脏孩。
　　　　“在学校，我们给这些头脑简单的人带来了‘坎塞’。”局长若有所思地皱了一下眉，很快地意识到我不会理解最后那一个词的寒义，“法则，”他解释说，“社会的秩序。”
　　　　“文明？”
　　　　他点了一下头，似乎是说，不完全正确，但也差不多。
　　　　我们驶离了城市，沿着宽广的铺建得很好的公路驶向远处的群山，鲜艳的红色木槿在路两边的篱笆内盛放着，篱笆后面是哨兵一样挺立的一排排棕榈树，宽大的叶片微微摇动着，暗示着风的来临。我们的轿车拐上了一条略微倾斜的砾石车道，道两边是茂密的绽放着鲜花的树丛，红得如火，黄的如霞，在灰暗的天宇下傲立着。
　　　　车开进了一条死胡同，胡同里的车道也是由碎石铺砌的。几辆黑色轿车已经停泊在那里了，车上的天线挑着白底红太阳的日本国旗。我们停住了车，年轻的警察绕过来为局长拉开车门。我伸出手去取我的旅行包，这时苏朱克局长说：“没有必要拿这个。”
　　　　于是我便把旅行包扔在车里——那只九毫米口径的勃朗宁就在包内，卷在我的几件备用的神父外衣当中。年轻的警察司机留在车里，我与苏朱克局长沿着宽广的碎石车道走进一座美仑美焕的东方式花园中，四方形的篱笆与圆形的灌木修剪得独具匠心，整齐有序；一座白色的木楼耸立在绿树丛中，木楼的圆顶是红色的，通向木楼的石级两侧矗立着石柱。楼前是一片菊花的海洋，红色、黄色、白色、紫色，绚丽多姿，祖母绿色的棕榈树守候在一旁。
　　　　这个地方看起来像是总督的府邸。
　　　　门廊前站立着一位海军军官，他穿着绿色的棉布制服——长裤，短马靴，黑色左轮手枪枪套，还有一柄武士剑。我觉得我还是喜欢随意一些的制服。
　　　　我们立即被引进楼内，走进了一个木墙上贴着壁纸、地上铺着硬木地板、大肚花瓶中插满于花的世界。我们脱了鞋，换上拖鞋，被陪同着来到一个八边形的大房间里。这个房间有可能做过起居室，但更像是一个接待室兼办公室。房间里的家具不多，都是黑色的怞木漆具，三把椅子摆放在巨大的办公桌前，桌子的另一侧是一张为重要人物准备的高背椅。
　　　　占据那张高背椅的重要人物是一个矮小、肥胖、大约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像局长一样也穿着白色制服，但他打着黑色条纹领带，没有挂手枪，也没有佩武士剑。他的脸又圆又胖，五官似乎都被挤扁了，看起来倒也和善；他的山羊胡子与众不同，稀疏的黑发梳向额前，像蜘蛛一样贴在他的前额上。
　　　　苏朱克局长鞠了半个躬，说：“‘西丑坎’，这位是来自美国密尔沃基的伯廉…奥列瑞神父。”
　　　　“奥列瑞神父，”那位“西丑坎”说，语调低沉，在喉咙间隆隆作响，“您让我的房间蓬革生辉。”他鞠了一个躬。
　　　　我也鞠了一个躬，“您让我感到万分荣幸，大人。我可以把我的介绍信呈上吗？”
　　　　“西丑坎”点了点头。
　　　　我从上衣里侧的口袋里掏出那两封信递给他。
　　　　“请坐。”他对我说，又向苏朱克局长示了一下意。
　　　　我们在椅子上坐下来，坐在他的对面；他坐在那张柚木高背椅中，戴上眼镜，开始展阅那两封信。一封信信头上印着大使馆的字样，是德国驻美国大使写的；另一封信来自西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