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王卢作孚 作者:胡凤亭-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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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内战升级，三大战役即将拉开序幕。国民党南京政府已是奄奄一息了。

　　一天下午，卢作孚突然回到家中。一进门，他就大声地对女儿卢国懿喊道：

　　“赶快打开收音机，听共产党广播。”

　　卢作孚聚精会神地听着听着，脸上出现了惊喜的神情。

　　这年冬天，卢作孚在香港与党组织负责人许涤新和张铁生见了面。据一份史料记载，卢作孚的秘书肖林是地下共产党员。

　　卢作孚与共产党的接触，早点可追溯到恽代英、肖楚女；稍晚些时是郭沫若。1938年在武汉时，卢作孚即通过郭沫若与党组织有了联系。

　　卢子英经常领着郭沫若到红岩村卢作孚家。郭沫若去苏联参加一个会议，还是卢作孚和卢子英秘密地赠送的差旅费。

　　卢作孚在1938年时认识了周恩来，从此与周恩来保持着联系。在重庆时，卢作孚经常去曾家岩50号——周恩来办公的地方，聆听周恩来的教诲，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1946年夏末的一天，周恩来还亲自去上海民生公司招待所看望过卢作孚。由于卢作孚后来将大部精力集中在借款造船一事上，很久没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了。

　　1949年春天转眼就来了，时局的急剧变化已越来越明朗。

　　卢作孚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区公司主要负责人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只有七八个人，他们是：副总经理兼上海区公司经理童少生，副经理宗之塘、杨成质，总公司人事室主任何酒仁

　　大家神情严肃，沉默无语。卢作孚刚刚收到一封电报，一艘油艇在镇江附近的江面上被国民党军队强行截留。

　　1949年初，长江口被国民党海军牢牢地封锁着；接着，国民党的舰艇又截断了通往华北东北的北部沿海航线。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将撤退，将退往台湾。

　　大家心里清楚，民生公司的轮船将会被掠往台湾。

　　如何保住公司的船只？卢作孚的额头拧成一个“川”字。

　　这次会议后，根据卢作孚的命令，正在太平洋上行驶的加拿大造“门”字号新轮，掉转船头，驶往香港；长江中下游轮船，除少数必需者外，一律驶往重庆、宜昌等上游地段；正在修理的轮船拆掉主要部件

　　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江防线全线崩溃

　　国民党军队为逃命，抢去了民生公司7只轮船。这批船有5只被抢到了定海。定海离上海吴淞口200余公里。

　　5月19日，王化行搭承招商局的江宁轮赶到定海，准备要回被强行截留的轮船。他在定海江面找到了被封锁在江面上的民本、民俗、渠江、怒江、龙江5只轮船。

　　王化行通过电讯，把情况向卢作孚作了汇报，然后根据卢作孚的指示，配合“民本”轮船长何志全和“民俗”轮船长海礼士，一起商量如何解决几百名船员的生活问题。当时的定海，人多如蚁，物价惊人。根据卢作孚电示，由王化行出面，以卢作孚之名义，去找国民党后勤总部的高级顾问陈地球。经反复交涉，5只轮船上全部船员的生活问题才得到解决。

　　卢作孚得知船员生活问题解决后，才放下心来制定5只轮船脱险计划。他拟了一份电报给浙江省主席，称“民本”和““民俗”两轮是行驶长江的客轮，只能走内河，不能出海，希望予以放行。

　　经王化行四处奔走，历时一个半月，方得到答复：同意“民生”、“民俗”离开定海，但只准直开台湾，下准开往其他任何口岸！

　　卢作孚收到电讯后，心想这样也好，暂时离开国民党军队的控制，到台湾后再另图他策。

　　数日后，民本、民俗两轮穿越了惊涛骇浪，抵达福州，进而驶抵基隆港。此时，国民党封锁了整个台湾海峡，没有签证，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台湾。卢作孚电示王化行，以江轮为由，向当局交涉。王化行不负期望，在陈地球的帮助下，驶离台湾，平安抵达香港。

　　两轮安全脱险，另有3艘扣在定海。卢作孚再次电示王化行赶赴定海，设法将另3艘船救出。

　　定海的国民党军事当局认为“渠江”、怒江”、“龙江”三轮乃是登陆艇，可充作军用，坚持不予放行，还扬言要扣留王化行。卢作孚得知后，电呈陈地球和国民党联勤总部副总司令何世谊，声称这3只船太小，不适宜航海之用，请他们放行。最后在陈地球的帮助下，由联勤总部派去一艘大型登陆艇去定海，这才将民生公司的三轮放了回来。不幸的是，渠江、怒江、龙江在途中遇上了飓风，龙江轮被抛上了大树岛，只得弃船救人。这只船后来被国民党军队炮火击毁。

　　至此，陷在定海的5只轮船，除龙江轮损失外，全部脱险。

　　此时，民生公司还有一只重要轮船陷在台湾，就是行驶上海至台北的“民众”轮。这条船当时正在台湾修理。为营救它，卢作孚密电基隆分公司，要他们以开辟台湾到香港的客货运航线为理由，将“民众”轮驶离台湾。

　　基隆分公司根据卢作孚这一密示，很快就把事情办成了。

　　民生公司被国民党派往黄海和东海打差的“太湖”、“宁远”、“定远”等轮船，也先后设法脱离了控制，平安抵达香港。至此，全部营救轮船的工作告一段落。这次长达9个月的营救行动，在港集中了19艘轮船。直到1949年7月，卢作孚才由香港回到重庆。

　　1949年9月2日，祸从天降，一把大火从重庆朝天门冲天而起。霎时又刮起了大风，只一个时辰，熊熊大火掠过朝天门，路经信义街，横扫字水街、大河顺城街，逼向小什字。

　　浓烟滚滚，遮天蔽日。

　　大火所经之地，瞬间化作一片废墟。这次特大火灾，造成了37条街道成了断墙残壁，市民死伤无计，灾民多达4万余人。

　　民生公司办事处、物产部以及轮船和港口设施都在这里——200万银元的资产付之一炬。

　　45名职工殉难！

　　55名家属身亡！

　　这场奇怪的大火燃起时，水厂突然停水，消防队迟迟不肯露面。国民党出动的陆、空部队官员，却被警备司令挡驾了！

　　没人知道卢作孚是怀着何种悲痛的心情回到重庆的。

　　在善后会上，卢作孚双手支撑着头，闭着眼睛，静静地听取汇报。

　　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卢作孚赶忙拿起报纸，挡住脸。

　　模糊的视线依然能看清报上的黑体字。这是昨天的报纸——《民生公司薛萨生襄理因抢运炸弹竟以身殉职》。报载：

　　“民生公司襄理薛萨生，他也是这次大火惨死的一个。然而他一人的死却救活了数万人的生命。据该公司随他一道而幸免逃出的工友述说：薛襄理本是可以不死的，他在甲级囤船上指挥着抢运物资与人。在朝天门泊着两条船，是装小型炸弹的，薛襄理便用拖轮把两个装炸弹的船拖到南岸去，所以当拖轮第三次回到码头时，甲级囤船已经着火。薛襄理就在这时下水被淹死。他虽然死了，但他却救活了数万人。如果两船炸弹不拖走，燃烧爆炸，当时挤在朝天门的几万人都要全部炸死。”

　　在这场大火面前，民生公司其他遇难的职工，没有一人在危险面前逃避。他们在个人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时，为公司财产、为民众的安全而挺身赴难！

　　会上，卢作孚决心举行公祭。时间定于9月21日，在罗汉寺举行“民生公司为重庆市‘九二’火灾罹难员工及员工眷属追悼会”。他哽咽道：“不有公祭，何慰幽灵？不表哀情，何送忠魂！”

　　民生公司制定了4条善后处理措施：

　　一、逃出的职工，每人借支薪水半月；

　　二、受伤者之医药费用由公司全部支付；

　　三、遭焚死淹死者，由公司找寻打捞并埋葬，家属给以抚恤；

　　四、凡房舍财产受灾的员工家属，由公司供给伙食3日，有愿回老家者，由公司派船送回。

　　善后处理用去2万多个大洋，火灾损失200万大洋，这对于负债累累的民生公司来说，作出那些决定该是多么不易！

　　此外，国内银行该还本付息了；国外银行还债期限迫近卢作孚心力交瘁。

　　“九二”火灾提醒了卢作孚，必须尽快疏散上百只轮船。在公司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卢作孚决定：为防止国民党军队破坏轮船、囤船，快速将船疏散到沿江不通邮路的地方。

　　11月15日，贵阳解放，重庆指日可下，国民党军队在重庆开始大肆撤退，他们一边撤退，一边进行毁灭性的破坏。幸亏卢作孚及时将船疏散出去，否则，洗劫在所难免。

　　卢作孚是11月初离开重庆来到香港的。与往常一样，他仍住在新宁招待所，这是中国旅行社经营的一个旅馆，客房虽然简朴，但环境清幽。

　　最初，卢作孚并没打算离开重庆，但架不住亲朋好友的劝阻。由于国统区一直受着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还并不全面地真正了解。许许多多的爱国知名人士纷纷离开重庆，前往香港。在10月底的时候，卢作孚就已接到国民政府的通知：要他立即准备去台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暂避香港。更何况香港还有十几艘轮船泊在港湾，那些都是民生公司的主力船。

　　卢作孚把家眷一一作了安排：妻子和两个孙儿送到北碚，由卢子英照顾；长子卢国纪回天府煤矿工作；次子卢国维继续留在重庆上学；自己带着小女儿国仪飞到香港。

　　民生公司的19艘轮船泊在基湾和荔枝角等港口。如何保证这些船只的安全和1000多名船员吃饭的问题？卢作孚苦苦寻思。

　　毫无疑问，国民党的旧旗帜必须换掉。那么，在香港这个英属殖民地悬挂新中国的旗帜是否合适？经反复考虑，卢作孚决定暂时改挂第三国旗。他电令位蒙特利尔的王世均与加拿大政府协商：在加拿大新造的“门”字号轮船改挂加拿大国旗，其它轮船按海洋大国惯例改挂巴拿马旗，在巴拿马注册。

　　根据加拿大航业法规，挂加拿大旗的轮船，高级船员必须聘用加拿大人或英国人。

　　民生公司自己船员的生计都成问题，哪里拿得出那么多外汇来支付外国高级船员的高薪！卢作孚一口拒绝。

　　加拿大政府让步了，内阁会议决定，同意民生公司在港轮船易帜。加拿大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孟西斯在报告这一决定后，感慨地说：“加拿大依照这样的条件准许外国商船改挂加旗，确属有史以来第一次。”

　　接着，卢作孚又采取开源节流等各种措施，解决了香港船员的生活问题。

　　稍晚些时候，卢作孚迎来了老朋友张群。张群劝他去台湾看看，被卢作孚婉言拒绝了。

　　谁知张群前脚刚走，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长来了，还有上海市市长俞鸿钧、财政厅长任显群、刘湘、刘航琛等。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卢作孚去台湾，因为国民政府还在为加拿大借款担保！其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现在没功夫谈这些，等等再说。”卢作孚一一拒绝了。

　　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人就是胡子昂。每次他们都在轮船上谈很长时间。这件事情只有林文裕等少数几个人知道。

　　1950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卢作孚正惊喜交加。加拿大政府外交部长皮尔逊来到香港，多次与卢作孚会面，其意是加拿大政府担保的借款，如民生公司违约，加拿大政府就要赔偿3家银行的损失。当然他的话里也透露出如果民生公司违约，他们将扣留在香港的7艘“门”字号加拿大制造的轮船，另2艘船也不能交付。此时，一个秘密计划正在进行。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何囗仁专程从北京赴香港与香港党组织负责人张铁生研究卢作孚先生全家和民生公司船只安全离开香港问题。为了不打草惊蛇，这件事情一直在秘密中进行。

　　这年春天，何囗仁两度赴港，向卢作孚传达中央意见，希望卢作孚在6月中旬前回到北京，届时将欢迎他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1950年6月10日，卢作孚秘密离开香港。15日，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的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据载：毛泽东曾两次接见了卢作孚，毛泽东为工商界人士和西南地区爱国民主人士两次举行便宴，卢作孚均与毛泽东同席而坐。

　　毛泽东微笑着，希望卢作孚早日归来。

　　周恩来、陈云曾多次约见卢作孚，就新中国的建设问题，尤其其是交通航运问题以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等问题进行了时间的交谈。

　　刘伯承由渝到京后，也专门设宴款待他。聂荣臻、张澜、黄炎培等都曾亲自到民生公司设在北京的临时办事处看望他。

　　卢作孚在北京停留了3个月之久，直到10月初才离京前往重庆。

　　西南军政委员会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及各界人士代表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

　　很快他又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不久，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1年春，卢作孚决定将停留在香港的船只秘密驶回新中国的怀抱。他的这一计划直到1952年春天才实现。在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撤回了在港的18艘主力船。

　　1951年冬，卢作孚接到通知进京开会，同中央最后商定公私合营问题。卢作孚没多寻思，就带着张祥麟上路了。

　　在北京，他“原来的意见是希望中央同意将民生公司收归国有，向周总理一再恳切提出。周总理只同意考虑公私合营”。

　　一个多月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一切都进展得异常顺利。公私合营的问题商定后，周总理在再次与卢作孚见面时，重申了中央的意见，希望卢作孚到交通部担任负责工作，不要再回重庆，直接留下来，在北京的住处都已安排好了。卢作孚感到民生公司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去亲自安排、处理，答应先回重庆，处理完从香港撤回广州的轮船，然后再赴任。

　　1952年1月初，卢作孚离京返渝。然而，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