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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

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21部分

小说: 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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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说:“饿了一年饭,苦了一年,这个教训很深。”
  “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错误,要向你们承认错误,省委恐怕也有错误。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认识自己的错误,改正错误。你们食堂散没有散?”
  “散的多。”
  “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刘少奇斩钉截铁地说。
  乡亲们一听刘少奇支持自愿办食堂,支持没有优越性的食堂散,就很高兴地热烈讨论起来。
  刘少奇说:“食堂一散,有些社员有困难,没有锅子,铲子,坛坛罐罐,社员回家做饭怎么办?赶快去搞这些东西。”
  一散食堂就会遇到房屋问题,刘少奇指了指自己的旧居说:“还有这个房子,应退出来,纪念馆不办了,省委、县委都同意了。这个房子谁来住,欧风球、黄瑞生还有哪些人来住?有工作队主持同大队商量好,分几户到这里来住。我家的其他人不要来住。桌子、凳子、仓库、锅子、灶,一切东西都作为退赔,退给社员,只留下少数我母亲用过的几件,如纺车,都是旧的不能用了的。在这里至少可以住上10年,20年,等你们有了房子,房子比这个房子好了,你们愿意搬再搬。”
  “分散食堂,是不是就分田到户?食堂是食堂,田是田,食堂可以分散,分田到户不行,还是集体生产。荒土是不是可以包产到户?”刘少奇问。
  “包产到户要好。”
  “收入要交一点给生产队,剩下的是你自己的,社员有了就好办。”
  “为了大家的事情,可以到北京来,我出路费。成敬常、黄瑞生就来过。一个是请你们来,一个是为了大家的事,你们认为需要来,可以来。住房、吃饭我出钱,不要为办个人的私事来。”
  谈完话,刘少奇就挨家挨户地串门,察看农民们的生活情况。
  5月8日,刘少奇到炭子冲临时医院去看望正在治疗浮肿病的社员。接着,他又步行前往离炭子冲不远的赵家冲看望自己的大姐刘绍德。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人越聚越多,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刘少奇一行到了大姐刘绍德家。
  外甥女鲁新秀听说舅舅到家里来了,赶忙跑回家,连声说:“舅舅,您们请坐,我去泡茶。”
  “泡茶?你有那么多茶碗吗?”刘少奇有些纳闷。
  “碗倒是有几个,就是没得饭吃。”鲁新秀心直口快。
  “那你一天吃几两米?”
  “我吃半斤,妈妈吃七两。”
  “这是用的新秤,还是老秤?”刘少奇详细问。
  “用的是十六两秤。我们这么大的人,舅舅,您看一顿饭吃二三两米怎么吃得饱?”
  刘少奇沉思着,扭头问大姐:“姐姐!你一天吃多少,才能吃得饱哩?”
  “那一天起码要十二三两米”,刘绍德在自己当国家主席的弟弟面前没有丝毫拘束,“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哟!”
  “舅舅,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我父亲就是因为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的。”鲁新秀告诉刘少奇说。
  “唉!我很对大家不起,中央对大家不起,我们工作中有错误啊!再也不能这么搞下去了。”刘少奇一连声地向大家道歉。
  接着,刘少奇就在外甥女鲁新秀的带领下,看望了几家农民,掀开他们的盐罐罐、米坛坛,看看锅里都烧的什么饭,越看刘少奇的心情就越沉重
  11日,刘少奇就在湖南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信汇报。刘少奇在信中就农村社员的住房问题,退赔问题,巩固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制问题,在一部分乡村中建立公安派出所和巡回法庭问题,机关干部、军官和职工在乡家属问题等,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5月12日晚,刘少奇在宁乡县委会议室里听取中央工作组关于商业、手工业问题的汇报,这次汇报长达3个小时。
  汇报中,宁乡县商业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经营管理漏洞很大,账目不清,甚至无账,同1957年相比,商业人员减少了l/3以上。刘少奇听到这里,感慨地说:“本来我们是会做生意的。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那样严重的封锁,都被我们打破了,保证了必需的供应。解放初期,财政经济那么困难,我们也终于使物价稳定下来。可是过去几年的轻率决定,把好的东西搞掉了,现在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
  调查组汇报说:在农产品收购中,存在着强迫命令作风,群众反映异常强烈。当地商业部门向农民派购鸡蛋,有些农民不愿多卖,留一些自己吃,有的干部就说农民吃了鸡蛋就是吃了“社会主义”。
  刘少奇很生气,说:“你说他吃了鸡蛋就是吃了‘社会主义’,于是他就连鸡也杀掉吃了,把‘共产主义’也吃掉了。所谓‘麻不落地,户不存麻,五寸必打,片麻必收’,这是不懂生产、不懂麻的人搞的。这些口号,是破坏性的口号。这是破坏生产。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割社会主义的肉。”
  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44天的家乡调查,离开长沙回北京,因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就要召开了。他带着一个多月来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准备在这个会议上同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并准备对国民经济的现状进行调整和恢复。
  刘少奇这次回家乡调查,得到了很多的第一手材料。他觉得,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是到了非下决心、下大力气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这次回家乡,是刘少奇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回家乡,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去。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宁乡县负责人到北京开会,向刘少奇转达了炭子冲农民的要求,要刘少奇回家乡再看一看,看一看那里的变化。
  但是,这一愿望,刘少奇没能满足他们。直到逝世,刘少奇再也没能回去看一眼自己的故土。
  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同一时间作了详细的调查。
  结论是:困难。严重困难。
  下一步,就是怎样解决问题,走出困境。
  人们的头脑开始冷静了。自1960年下半年开始的调整,经过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村困难形势有所缓和,以“五风”为主要内容的“左”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并初步开始纠正。但是,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仍然处于困难之中,城市问题仍然突出:商品粮供应短缺,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依然,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仍然没有丝毫改善的迹象。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党内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和认识,还没有统一思想,对国民经济调整的一系列举措,仍然认为是“权宜之计”,而没有提高到应有的高度上来认识。这就必然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的顺利、切实的贯彻执行。
  为此,刘少奇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要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认清困难形势,切实把国民经济调整执行下去,彻底扭转困难局面。
  5月24日,刘少奇在讨论会上提出了一个可以说是全党都不敢触及的问题:反“左”。
  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已反了几年。郑州会议以后,在农村实际上是反“左”的,庐山会议前一段也谈过这个问题,不过没有提出口号。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大家可以考虑。我们党一方面是经验很丰富,一方面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如农业问题,一是大田生产,一是家庭副业把养猪、养鸡搞掉,吃了大亏,取消自留地也是个很大的错误,使生产、生活都有很大降低,对工业的影响也很大。我们全党、全体干部、全体人民都饿了饭,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31日,刘少奇主持工作会议并作总结讲话。为什么出现这种困难情况?
  刘少奇说:
  在农村里面,我们的工作有缺点、错误,也有天灾;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上面,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错误。两个方面都是高指标。农业上面的高指标高征购等等,这是从中央起要负责的。工业上面也是高指标,横直要那么多钢,那么多煤,那么多交通运输。文教也是这样。结果,把原材料和各种东西都搞到这些方面来,其他方面就没有了,势必挤了农业和轻工业。应该说,这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那么,缺点错误和成绩,哪个是主要的?成绩主要吗?缺点错误占主导地位吗?
  刘少奇果决地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首先承担了责任,同时要求全党现在要痛下决心,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顾虑。
  我们的这些缺点错误,从一方面来讲,由于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够,有些是不能避免的;从另一方面来讲,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早一点发现,早一点转,这是可能的。我们转慢了一点,问题发现得迟了一点。所以,损失比较大。但是,现在转过来还不迟。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吗?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经验教训了。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同一天,陈云在讲话中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要解决粮食供应紧张问题,必须采取四条紧急措施:一、继续调整党在农村中的基本政策;二、供应要大力支援农业;三、进口粮食;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
  陈云认为:“第一条是根本的,第二三条有时间和数量上的限制,第四条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非采取不可。”
  陈云强调说:“要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
  刘少奇非常赞成陈云的意见及提出的解决办法,更进一步地在总结讲话中强调了这些办法。
  在党内会议上,这还是第一次勇敢地明确地提出:大跃进以来的缺点错误是造成困难形势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在党内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干部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反响。
  毛泽东在会上说: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惩罚,最近3年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三瘦”不是惩罚是什么?这个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11年,现在要总结经验。
  毛泽东也肯定了刘少奇的调查研究成果。他在会议上说:我也要向少奇同志学习,亲自去做调查。
  7月,刘少奇继南下调查后,他又北上了。

  刘少奇在东北林区调查(1)

  刘少奇在东北林区调查,毛泽东会见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你的继 承人是谁?”毛泽东肯定地对蒙哥马利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1961年7月至8月,刘少奇轻装简从,深入东北、内蒙古大小兴安岭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深入调查。
  7月16日,刘少奇组织了一个小型调查组,由林业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等的工作人员以及王光美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组成,乘火车离开北京,于18日抵达哈尔滨。
  在哈尔滨,刘少奇为进一步地深入了解林业情况,就约请了技术专家,东北林学院的教授周重光同行。
  7月20日,刘少奇一行离开哈尔滨,乘林区专用的窄轨森林小火车进入小兴安岭林区。刘少奇就在这列小火车上办公、休息,同时还与林业专家、林区工人座谈。
  林区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7月的林区,虽然凉爽,但时时有毛毛细雨或是滂沱大雨,还有成群的蚊虫小咬。但是,刘少奇顾不了这许多,同其他人一样身穿雨衣、雨靴,在泥泞的无路的林区里穿行。刘少奇兴致极高,根本不像是一个63岁高龄的老人,精神抖擞地翻越了一山又一山。
  7月22日,刘少奇视察了小兴安岭带岭林业实验局胜利林场。他观看了刚刚伐倒的一棵红松,已有200年的树龄了,而从另外一棵红松上取下的样本明白看出这棵红松虽仅仅20多厘米的直径,却整整生长了150年。
  刘少奇仰起头,深情地望着一棵棵参天的树木,不无担心地说:“百年之后,这里还能不能有这参天的红松呵?我们这一代人把它采光了,下一代人怎么办?不但要后继有人,而且要后继有林啊!”停了一下,他转身对随行人员说:“我们国家的森林资源相对而言并不丰富,如果这些森林被我们采伐光了,不仅后代没有木材用,而且还改变了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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