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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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今次希望通过报章把其余曾被强迫去建死亡铁路的工人集合在一起，通过吡叻马华公共投诉局主席温政喜的协助，将有关死亡铁路资料，呈给马华中央公共投诉局主任张天赐与巫青团洽商后，呈交给日本政府，要求给予死亡铁路合理适当的赔偿。
8． （1） 1993年8月22日（星期日）《新明日报》： 《谈到日本赔偿想起死亡铁路》
我国各界人士多年来不时重提日本蝗军在山下奉文将军指挥策划下，“进出”东南亚时，在铁蹄下、刺刀下、检证下、汉奸走狗出卖下余生者的惨痛追忆，特别是集体屠杀的残局，主要是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而且提醒世人，不要再掀起血雨腥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来亚人民除了被屠杀，也被日本蝗军强拐到泰缅边境兴建“死亡铁路”。
修“死亡铁路”的大约七万余名大马人或他们的家属，据说将与其他遭屠杀者的家属一样，有望获得日本政府的赔偿。
这是一项天大的好消息。但是，何时能够落实还是一个未知数。最重要的是，这还要看日本政府如何作出妥善的赔偿安排。
实际上，这些人士早就应该获得赔偿，只是过去的日本政府没有在这方面答应作出赔偿而已。
如今，日本新首相细川护熙宣布，日本政府准备设立一个1万亿日圆（约马币250亿元）的基金，作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的赔偿，“死亡铁路”受影响者要求赔偿的机会，也因此露出曙光。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抬头，为了落实“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于是进行侵略他人的国家，结果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马华人最大受害者
日本蝗军侵略马来亚时，不但到处滥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更强迫大批年轻力壮的各族青年（以华裔青年居多），前往泰国建筑泰缅铁路，以利日本当局扩展他们的军事行动。
为了建造这条全长415公里的铁路以及建筑桂河桥，蝗军害死了11万条人命，而在我国，共有6800多位各族人民被捉去当“苦力”，其中75巴仙一去不回头，客死异乡。
根据各方面的讲述和记载，当这条铁路完成时，共有11万余名劳工和盟军战俘因抵受不住日军的虐待和各种疾病的侵袭，而曝尸荒野，使得后人至今无处祭拜先人。
1941年12月，侵入中国多年的日军，扩大其野心向美国、英国和荷兰等国宣战，然后，迅速占领了泰国、缅甸、马来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
预防供应网被切
1942年中旬，日本军事家认为应巩固他们在上述地区的力量，以及派出更大军力去抵抗盟军（美、英、中和荷兰等国）的反攻。
当时，前往缅甸的最佳通道是利用海路经过新加坡和马六甲海峡抵达仰光，再从这里进攻印度。但是日本军事家担心盟军的海军实力将会切断这条重要的输送网。于是，日军总部决定建造一条新的轨道，衔接泰国和缅甸之间的铁路。
日军总部在1942年初策划建造新铁路，到了当年6月，始发出训令，不惜花费大量金钱和动员大批人力来迅速完成铁路工程。
第一批来自新加坡的战俘于1942年6月被运抵曼谷附近NONG PLADAK，开始兴建铁路的工程，另一批盟军战俘则被送到缅甸的THENBYUZAZAT，展开延向泰国的铁路工程。
艰苦工程完成苦力死亡枕藉
上述两段铁路是在泰缅边界的三塔峡谷附近交接，在泰境内的轨道全长263公里，在缅甸境内的轨道全长152公里，这条泰缅铁路的全部工程于1943年8月完成，9月份，日军开始全面使用它来装运军火。
建造上述铁路时，由于其中大部分轨道经过KWAE NOI河边的森林和悬崖，因此困难重重。尤其是要建造桂河桥时，更面对河水冲击的危险和水涨的艰苦。结果，无数的劳工和战俘相继死去。
（2） 1993年8月22日（星期日）《新明日报》： 《4百公里轨道沾血泪11万无辜异域化白骨》
根据一些战俘和日军的记载，当年，日军曾俘虏了大约6800余名战俘和征召大约20万名来自东南亚国家等地的劳工，强迫他们建造死亡铁路。
结果，总共有大约1800名战俘和大约10万名劳工，由于各种疾病、饥饿、意外和操劳过度等因素，先后毙命。
蝗军无仁火葬残病者
最令人切齿痛恨的是，许多劳工和战俘在进行建造铁路时，不只死在铁路旁的荒野上，无人埋葬，成为孤魂野鬼，而在变迁工作地点时，一些病重的病人，甚至被放火烧死。
此外，盟军为了阻止死亡铁路的连贯完成，曾经十次派出战机由印度的基地出发，载着大批炸弹偷袭和轰炸正在建筑中的桂河桥，企图击溃日军有意攻打印度的野心。结果，轰炸行动造成许多无辜的劳工和战俘被活活炸死，也使到桂河桥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才能完成。
当日军建造桂河桥之前，首先在大约100尺外建起一座临时木桥，方便运送各种建筑材料（来自马来亚和印尼）和其他必需品等，然后才开始兴建坚固的桂河桥。
（3） 1993年8月22日（星期日）《新明日报》： 《蝗军放火烧病患陈北水锯烂脚变终生残废》
陈北水终生残疾，孤苦一生。
另一位老铁人为现年66岁的陈北水，他来自马六甲野新岭叻地区，在讲述他的际遇时，他说，他在死亡铁路工作期间，由于左脚患上烂脚症，加上无法获得医药照顾，结果只好锯断了小腿，过后也失去了工作能力，以致一直来都没有结婚。
他说，日本占领我国时期，他只有15岁。他与母亲及弟弟一起住在柔佛令金拉央路的园丘，以割胶为业。
1942年，大约是7月或8月，该园丘负责人通知工友，由于接到日本军官的命令，训示所有居住在园丘的居民，每一户至少派出一人到指定的地点集会，以便由当局运送到泰国充当建筑铁路的劳工。任何人如果违背命令，必会遭受日本蝗军的对付。
当时该园丘内共有35人（年龄约由14—15岁不等），在报到后就被安排乘火车前往吉隆坡，然后与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士一起再乘火车前往泰国，坐了两天的火车，终于到达泰国的“万邦”，接着再乘军车向名叫“高岭”的森林地带前进。到了目的地后，又再步行三天的路程，总算到达深山野岭的工作地点。
在那儿工作，大都居住在简陋的宿舍里。他是负责锄泥的工作，将高地锄低，其他的一些则用“鸡公车”推泥，以便把低地填平，前后曾换过几个工作地点。当搬迁工作地点时，有一些患病者无法步行离开，日军又不负责运载，于是放一把火将旧宿舍连病人一起烧掉了。这种毫无同情心、赶尽杀绝的手法的确残忍无比。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4）
当时虽然有白米饭吃，也吃番薯干，不过不曾吃过鲜鱼和肉类，只有一些普通的菜和咸鱼等佐饭。
从工作开始一直到离开为止，他都没有拿过一分钱薪金。带去的衣服穿破了，也没有得到当局供应新衣，只有以烂布遮住下体。
他是到了泰国一年多之后，不知何故患上了烂脚症，由于得不到药物医治，加上情况越来越不妙，后来被送去“万邦”，只好任由日本军医将烂脚的部分（连小腿一起）锯掉，以保住性命。也有一些工友，由于烂脚的程度严重，大多数都是在异国不治身亡。因此，同去的35人中，只有5人能活着回来。
陈北水的脚锯了之后，由于不能再工作，便一直在“万邦”居留。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他们才由英军安排坐船从泰国回到新加坡。当时他不能走，必须由英军背着上船和下船。
回马之后，因为残疾不适合工作，他只好依靠弟弟生活，后来在亲友的协助下，安了一只简单的义脚，以利步行。一直以来，他都是协助弟弟处理一些简单的家务，他迄今还没有结婚。
大战结束了，虽然号称“马来亚之虎”的山下奉文将军被正了法，后来日本政府也赔了三艘商船表示“赎罪”，但50年后的今天，还是有人年年重提蝗军的罪行，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日本必须对50年前的大悲剧全面负责，而50年后的今天，相信只有赔偿才是还我公道的最佳解决方案。
（参见本节案例98）
9． 1993年12月10日（星期五）《星州日报》： 《死亡铁路拣回命辛酸经历难忘记——两“老铁人”要日本赔偿》
“老铁人” 廖昌华痛斥蝗军的残酷不仁
（芙蓉8日讯）泰国“死亡铁路”的兴建过程令许多“老铁人”留下深烙不灭的痛苦回忆和说不完的伤悲。芙蓉的二位“老铁人”陈德文和廖昌华同样经历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悲痛往事。
陈德文（81岁）和廖昌华（66岁）今日前来本报叙述他们被日本蝗军强迫前往泰缅一带兴建“死亡铁路”的经历。
陈德文对建筑“死亡铁路”的那段日子仍存有阴影
在1942年的10月，日军在森州一带的胶厂贴通告，强迫所有胶工前往泰缅兴建铁路。当时住在波德申石古洞的陈德文与25名华人和75名印华裔前往泰国；而正值15年少的廖昌华与另50名弄边胶工则坐火车前往新加坡，然后乘火车辗辗转转的到达西贡。
在那段辛酸有加的经历里，他俩的遭遇也不尽相同。他们这一批人被安排在一间大宿舍里，挤“沙丁鱼”似的打地铺；在吃方面更令人心酸，在“大锅饭”里除了有番薯干、盐鱼干、咖喱水之外，还有“加料小食”——一不知名的小虫搀杂其中。
他俩仍心有余悸的说，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惟有与其他人一样闭起眼睛“咕鲁”一声吞下去。
在这恶劣的生活环境里，他们还要长途跋涉的经过遥望无际的沼泽地带和弯弯曲曲的小山，六七天后才到达“死亡铁路”的工作地点。
他俩说，在路途中有许多无法承受疾病的侵袭或被蝗军残酷刺毙的发臭尸体。日军没几天便挖一深坑埋去堆积如山的尸体，令人毛骨悚然。廖氏表示，他们除了要在日晒雨淋之下干粗活外，还要面对日军粗暴的殴打，有的更残暴的便一枪刺死毫无反抗能力的人民。
在这苦不堪言的三年多里，他们终于在联军的协助下，脱离这痛不欲生的苦难日子，回到怀念已久的家乡，与家人重聚。
如今，他们要求日本政府以仁道立场赔偿他们当年所承受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并作出适当的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100、101）
10． 1992年11月7日（星期二）《新明日报》森甲新闻，陈逸平： 《蝗军掳壮男当奴隶老铁人细说辛酸史》
（庇朥16日讯）日本蝗军占领我国期间，曾经到处掳掠壮健男人，送到泰缅边境充当建筑“死亡铁路”的劳工，其中以华裔占多数，当时一批一批的劳工被载到荒山野岭进行艰苦的劳力工作，过着奴隶般的困苦生活，甚至有不少人在缺乏医药照顾的情况下而客死异乡。日本军投降后，有机会安返家园的只剩下数目极少的幸运儿。
目前居住在淡边普罗士邦门牌4232号的退休警探罗汉辉（66岁），昨天在瓜拉庇朥向新闻界追述他当年担任“死亡铁路”劳工的一段辛酸经历。
这名老铁人当年16岁，原是居住在马六甲新29碑甘榜邦洛巴浪，平日踏脚车到乡村地区收破旧胶鞋，赚取一点生活费。
送往建死亡铁路
有一天，当他与他姐夫的弟弟陈妙（26岁）一起在野新镇上出现时，被一位陌生人叫去警察局，到了那里被记录了个人资料后，对方便告之要带他们去泰国建筑铁路，每天除了可得3元日薪之外，另外还会将1元工资交给他们的母亲。
后来他们便被载去马六甲过了一夜，第二天才到淡边乘火车北上，经过四天四夜的时间，才到泰国的“万邦”，接着又从曼谷转搭火车前往“干布里”，下火车后，改乘罗里进入森林地带，罗里驶到路的尽头，又再步行一日一夜才到达工作地点。
当时他们共有约200人一起被送到目的地，然后又分为100人一个营地，每25人便有一位工头负责管理工人。
罗氏当时在森林中的工作是几人合力拉树桐铺设铁路，有时也担任铺铁路的工作，负责的日本兵很凶，若见到工人偷懒便会加以鞭打。
他说，在森林的工地里，由于缺乏药物，许多患上霍乱症的工人都相继去世。有人病了，便被送到较简单的“医院”，睡在竹片做成的病床上，与病魔搏斗，也有一些人因病重被锯断脚，过后也被送回我国。
陈妙因为病了，乘机会从“医院”逃了出来，后来去了曼谷。
200人去仅20人回
日本投降后，他们仍继续在该处工作，大约在三个月后，英军才将他们送回我国，他能平安回来，可说是万分幸运，因为同去的200人，有机会回来的只有20人左右。
右起黎金、林三、罗汉辉、黎鸿、陈金生、陈高升与孙建成（左）合影。
罗汉辉回国后是任职胶工，直到1949年，他才加入警察部队服务。
昨天在孙建成的安排下，另有五名在日治时期被蝗军杀害的蒙难者后裔，向新闻界讲述他们亲人的遭遇。
黎金，现年54岁，目前是居住在波申石古洞园丘。
日治时期，他只有3岁，一家六口居住在马口双溪雷，被日军杀害者是他的父亲黎仲，母亲甘氏，以及三位哥哥共五人。当时他是被一位好心的妇人抱走，一起跳进粪坑中，才避开日本兵的屠杀。
蝗军离开后，该妇女将他交给住在双溪雷菜园的叔父，由叔父养他到五六岁，后来才由堂嫂李英把他养大成人。
黎鸿，现年51岁，目前是住在芙蓉芭尾新村门牌50号。
当年他们是居住在双溪雷菜园，1942年7月31日，当日军展开大屠杀那天，由于他的父亲黎灿水与兄长黎华刚好前往双溪雷镇，结果就这样被杀害。惨案发生后，其母亲李英，便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