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2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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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旧党的一边。
问题严重了,这个结果相当于哲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的施政方向刚出炉就被否定,让天下人怎么看,让他下一步的工作怎么展开?没别的办法,面对反抗,必须打压下去。哲宗宣布这次考试作废,还是原来的题目,重新考。
这一次换了考官,终于选出了熙宁新党的追随者。
哲宗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信息传出去了,相信影响很快就会波及全国,同时京城里的政治气候也会随之改变。新党新政,当年的盛况终于要重现了他高兴得有点早,他把事儿挑明了说,仍然有人敢反对他。
苏辙。
这位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乖乖宝、沉默好人的小苏同志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写了两份奏章,第一份的内容太彪悍了,就算司马光从坟墓里爬出来都别想猜到。
他说,我看到了这次的考题,实在是太让人惊讶了,捣毁元祐政事,要恢复熙宁新法。这样做您错了,您不知道神宗的真正理想,我们在元祐年间做的,都是神宗的遗愿,都是为国为民为先皇为陛下,半点错都没有。
这是总前提,下面是核心。
——“至于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
这句话彻底颠覆了历史,之前司马光之所以敢废除新法,是在“以母改子”的理由下进行的。哪怕是牵强,毕竟抬出了长辈。可苏辙这时说,政治上有错误,哪朝哪代都出现过,父亲做错了,儿子来补救,这是圣人提倡的孝道,是崇高的品德。
崇高你个眉山猪!哲宗气得要爆炸了,苏辙把这九年里高滔滔、元祐党人做过的事都扣到了他的头上,是他废除的新法,毁了神宗的业绩,居然是他!
这世界还有天理吗?堂堂的副宰相、大文豪居然当面撒谎,把满世界都知道的真相让受害者承担,这实在太匪夷所思了吧。
写到这里,还只是这份奏章里的一部分。为了让自己的理论生动形象,苏辙接下来举了个例子。他说当年汉武帝对外开战,大修宫殿,把父祖两代积攒的国库都花光了。于是把盐、铁、茶等国民命脉收归国有,弄得民不聊生,差点动乱。
他的儿子汉昭帝任用霍光,把苛政废除了,天下才重新安定。
言下之意,宋神宗就是汉武帝,同样对外开战,对内剥削,搞国家垄断,压榨民脂民膏,幸亏死得早。现在哲宗登基,好比是汉昭帝,事实检验真理,废除苛政是唯一出路。
而且您已经这样做了当然,不管是不是摄政王高滔滔的具体实施,都记在您的名下。现在盛世已经来到,长达九年的内外平安,千万不要破坏它!
文章到此结束,宋哲宗已经说不出话来。一个人要有多大的才华、怎样的胆魄,才能一次性地否定两位政绩卓越功在千秋的进取型皇帝呢,尤其是能逼着现任皇帝去否定、去更改、去补救自己父亲的“失德失政”。
苏辙,这个在文艺世界里一直保持着高瘦、沉默、文雅、温和形象的世外高人,在官场上完全是另一副截然相反的形象。在元祐时代的九年里,他是旧党里对敌人最凶狠最彻底最无情尽一切可能打压的人。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
第一件,蔡确被旧党围攻贬过岭南,某一天高滔滔出宫,车驾行进中,突然从一辆驮轿里传出一个老妇人的喊声:“太皇万岁,臣妾有表。”
这是蔡确的母亲明氏,她和高滔滔有过一面之识,为了救儿子,她冒险拦驾求情。这是宋朝前所没有的事,有宋一代善待士大夫,从不以文字之罪杀人,现在堂堂国家首相的母亲被逼到了这份儿上,从情理上说,为了舆论上好听点,也得饶蔡确一命了。
不,高滔滔一定要蔡确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把同情心杀死,她不惜赤裸裸地说出真相,把之前公开定案的理由推翻。她说,蔡确的罪不在那几首诗上,而是他对国家利益有害。为了公益,他必须死。接着她问在场的顶级大佬,爱卿们,这事儿关系重大,你们怎么看?
当时在场的是刘挚、吕大防、苏辙。朔党元首先表了态,刘挚一脸的不屑,说这都是蔡家人看到吕惠卿贬职两年就换了地方,也想捡便宜。白日做梦,不必理会。
吕大防沉默。
苏辙第二个发言,一句话就定性了——“惠卿量移时,未有刑部三年之法。”这句话说出去,高滔滔的脸皮微微发红。什么叫水平,既做了事,还不露痕迹,一切都推到法律上。蔡太夫人,不是我们不给你儿子活路,此一时彼一时,他和吕惠卿没法比,法律变了。
哪像高滔滔、刘挚那样穷凶极恶、剑拔弩张的。
第二件事,朔党独大时,是新党被打压得最狠的时候。得意之中,吕大防、刘挚有点心里没底,私下里商量了下,准备给新党一点甜头,稍微升点官,缓和下矛盾。上报之后,高滔滔也有点犹豫,也许之前真的太狠了,那就缓和点?
苏辙突然出现。停!都太不专业了,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斗争。“君子与小人势同冰炭,两处必争。”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一定要把批判进行到底。
有可能出现的历史拐点,就这样被苏辙掐断了。
回到现实,经过回忆,哲宗明白了苏辙的本质,事情会变得简单了。哪怕面对再大的挑衅,为了目标的顺利达成,也要忍住。他选择了继续沉默,他绝不想像元祐年间那些大臣们隔着帘子和高滔滔互吼,在吼叫中事情会变得越来越邪门。
但是他想静,苏辙却不想,第二封奏章紧接着就到了。苏辙要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把哲宗的新政之梦打碎。这封奏章是这么写的。
——要是皇帝您觉得神宗的政策不能更改,那么请走正规程序,把问题交给我们宰相来讨论。现在我们做宰相的什么都没听到,您忽然间授意科考出了这次的题目,这是成心让天下人心烦。回首过往,元祐更化也是经过各级职能部门讨论的,现在想改,也不能凭谁一个人说了算。臣提请陛下颁布正式公文,大家在公开场合集体讨论,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办。
图穷匕见,一定要分出死活了。很好,哲宗这次终于打破了沉默。明天朝会大集群臣,给苏辙这个机会!
第二天,苏辙带着必胜的信心走进了大殿。在朝会上展开辩论这是他最擅长的事了,在过去的九年里,他的成功率在元祐大臣中以绝对优势排名第一。
他准备得很充分,根据经验,在未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将和小皇帝好好讨论一下过往30年间的政治形势。其实那都是假的,一切都会迅速地归入到形而上的层面,各种代表实际意义的数字,比如说国民收入总值、各项支出费用,都没意义。
王何必言利。
所以要讨论的是,哪些利益是君子所推崇的,除了这种特定的范畴之外,其余的都是非法所得,都是小人所为。到了这一步,苏辙有信心必胜。这也是他们每每和高滔滔隔帘互吼总能占些便宜的原因所在。
名词解释,君子是什么?这是个圆周率问题,小数点后有无尽的余数,可以任由儒家弟子们发挥,今天、明后、后天,君主们永远只有乖乖听课的份儿。
贤德如仁宗如此,英锐如神宗如此,粗暴凶残的高滔滔如此,难道才满18岁的小皇帝是例外?
很不幸,哲宗真的就是那个例外。他上殿之后,把苏辙叫出来,第一句话问的是:“你怎么能把汉武帝与先帝相比?”
苏辙愣了,哲宗这句话立即划定了界限,今天追究的是苏辙本人的错误,根本就不给往政治辩论上靠的机会。怎么办,皇帝的话必须回答,他只能见招拆招。
“汉武帝是明君。”他努力镇定,这样回答。
却不料立即掉进了坑里,哲宗等的就是他这句。“明君,你是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下罪己诏,这都是明君的意思?”
苏辙蒙了,他突然发现这个坑能摔死他,穷兵黩武、罪己诏,这两样宋神宗也都做过。从习惯上,人们对下罪己诏的皇帝很钦佩,认为有理性有担当有自检功能,可在严格意义上,犯过错误的人哪怕浪子回头也有不良记录。
下过罪己诏的皇帝绝对称不起明君。
苏辙被绕进去了,作为一个资深政斗人员,他很清醒,这时无论说什么,再怎么说,都只会越描越黑。危急中,他展现出元祐大臣里最冷静最缜密的人的特质,他什么都不再说,慢慢地从议政大殿靠近御座的宰执区离开,向后退去。
看到这个举动,全殿的人都明白苏辙认输且认命了。这是一个官方特定动作,叫“下殿待罪”。做出这个动作就像举起了白旗,宣布认输。
苏辙开始绝望,准确地说,他感到了陌生。之前他全想错了,现在看来,元祐年间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是因为遇到的是高滔滔。这女人固执、凶狠、粗暴,但头脑简单,总会跟着大臣的思路走。可年轻的哲宗不一样,他牢牢地握住了皇帝的特权。
领导者不仅有决定权,更有选择权。皇帝可以随时决定从哪件事的哪个阶段谈起,比如说现在哲宗就漠视了苏辙整篇奏章里的其他内容,直接揪出来汉武帝与宋神宗对比的例子,只要叫准了这一点,苏辙就是罪人。
罪人有资格参与国家大事吗?
这一刻宋朝满殿的大臣和苏辙一样,看向哲宗的目光显得陌生,这个在九年里一直沉默的少年皇帝实在是个狠角色,很懂得怎样整人。
意识到这一点,满殿的大臣们更加决心把沉默进行到底。很明显小皇帝是想杀一儆百,拿苏辙开刀立威,这种时刻谁出头谁倒霉,绝无例外。
例外总会有一个的,有一个人从元祐更化开始,直到宋朝在哲宗之后又换了一个皇帝,在无数的政治风暴中始终保持了独立的人格,从不因为形势去妥协。他的一生,无愧于自己那位高贵的父亲。
范纯仁。
他走了出来,从容地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苏辙拿来比喻先帝,并不是诽谤。现在陛下刚刚亲政,进退大臣之间,不应该呵斥奴仆。”
哲宗犹豫,就算他有再大的怨气,也不想对范纯仁发作。这是一池泥垢中难得的青莲,是他在旧党中难得认可的几个人之一。
“可是,人们都把秦皇汉武并称,秦始皇是暴君。”想了想,哲宗还是追究了下去,苏辙是第一个跳出来叫板的,怎么样都不能轻飘飘地放过去。
范纯仁继续解释:“苏辙说的是事件和背景,并不是指具体的人。”
哲宗的神色缓和了下来,他看出来了,范纯仁会一直解释下去,那样会很被动。毕竟就这样定了苏辙的罪,跟文字狱也一个性质了,亲政之初,他不想定下这种基调。
当天苏辙平安地回到了家里,第二天上交了辞职信,主动要求外调。哲宗批准了。由此,基调确定,不管之前九年间遭遇了多少不平事,哲宗本人还是希望温和处理。
毕竟这是他自己的江山,他要追随父亲当年的脚步,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有这样的抱负,九年恩怨不过是鸡虫之争。
可惜的是,别人不像他这样想。他是皇帝,在至高无上不容丝毫怠慢的心态下,他遭遇的那些是怨怒是愤恨,一旦他亲政,真正手握皇权了,回首时却很难再保持住当年的怨毒。
尽管仍旧意难平。
但在真正受迫害的那群人里,就是另一回事了。九年间每一个新党人都对旧党恨之入骨。败坏天下危害民族,手段卑劣杀害大臣,旧党以君子之名做出了多少罪恶,有一些已经是永远无法挽回的。
蔡确死了。
这位前首相没能等到哲宗亲政,他死在了元祐八年,仅仅只差几个月,没能看到新党的黎明。他的死讯从岭南传过长江,传进京城,一路上让每一个听到的官员都瑟瑟发抖,从心底最深处感到了寒冷。不管他们是新党还是旧党,都意识到了一件事。
宋朝终于有一位顶级大臣死在了党争之中,这不再是官场游戏,而是生死大仇。很多旧党人后悔了,比如朔党的党魁刘挚,多年以后当他走到生命尽头时,回忆一生的经历,他长叹一声,这辈子没什么懊恼的事,只是蔡持正(蔡确字)的事做得不对啊。
可惜晚了,蔡确的死点燃了新党集团的怒火,他们仅存的一点点平和心态也消失了。本就是一群锐意进取的人,怎能不快意恩仇!
拉开复仇序幕的人名叫张商英,他是第一批返回京城的新党要员,被安插进台谏部门当言官。在哲宗的思路里,做事之前要统一思想,调回新党人当言官,可以创造出重新改革的有利气氛,就像新科考题一样,把自己的意志尽快地广传天下。
但是事情失控了,事后来看,无论选谁第一批回京当言官都比张商英合适。张商英性格太激烈了,完全和哲宗的温和大方向相反。
第十七章 何以清算,唯有凶残
张商英,字天觉,四川新津人。本是个地方小官,按步骤发展的话,很可能终生都迈不过长江。之所以能名扬天下,就是由于脾气性格的原因。
他很牛,首先长得帅,“长身伟然,姿采如峙玉”。在普遍矮小些的四川人中鹤立鸡群,与众不同;第二,他才华高脾气大,负气倜傥,豪视一世,尽管官很小,只是通州主簿,可整个四川官场都对他发怵,说不过更骂不过,谁想谁头痛。
不过也有用。
往回翻历史,到章惇平荆蛮的时候,章大人沿江直下,把一窝一窝的蛮人搅得鸡犬不宁,捎带着把各级地方官也修理得七上八下。每到一地,不仅考核业务,更要谈论学问,要知道章惇能和苏轼交朋友,边走边玩边聊天,这个过程需要庞大的知识、敏捷的文思才能让友谊之花盛开不败。这种水平和接近岭南地区的地方小官接触,能愉快才见鬼了。
不愉快,章大人就会让对方加倍地不愉快。章惇一路轰鸣着碾过蛮区官场,嬉笑怒骂肆意张扬,大伙儿终于受不了了,一致决定,关门,放张商英。
两个都很牛的人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见面的。张商英那天穿着道士服,随随便便来见荆蛮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