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1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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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顺序如下——
一、年底十二月，赵祯按惯例出宫到南郊举行郊祀大典；
二、长宁宫里的郭皇后突然生病；
三、阎文应带御药院的医官去看病；
四、几天之后郭皇后暴亡；
五、御药院的头儿叫阎士良，就是前面说过把陈妹妹赶出皇宫的人，也是阎文应的儿子（亲的、干的不详）。
六、赵祯回宫后才知道人死了，很悲痛，但没办法，只能再次搞出生死两皇后的把戏，追认前妻的皇后身份，以最高等级出殡发丧。
以上就是全部的事发始末，很明显，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内幕的人，就都会闪出一个念头——郭皇后是阎文应害死的，手段是趁机下毒。说不定就连最初时的得病，都是他派人做的手脚。谁让他儿子是御药院的，还就在现场。
但问题的关键是没法指证，不仅没证人，就连物证都找不到。比如说，最起码的一点，中毒啊，尸体还在，可以解剖求证嘛。可那是皇后，不管是不是前妻，都是陛下的私人产业，以为死了就可以随便谁去乱动？信不信就算宋慈早生150多年，在北宋就当上了提刑官，敢动这个念头，都得被打得满地找牙？
于是就只有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死太监逍遥法外，快乐人生那还要那么多的言官干什么？！
回头说言官，这时候御史台和知谏院都元气大伤了，孔道辅他们被赶出京城，台、谏内部大批换人，换上去的都是吕大宰相的亲信。效果非常好，基本上在上次的废皇后风波之后，直到吕夷简倒台为止，御史台、知谏院就再没找过皇帝和宰相的麻烦。
可这次是例外，这样的事都可以沉默，那么大宋的天下到底是姓赵，还是姓吕？！知谏院系统有人站了出来，是谏官姚仲孙、高若讷，他们联名弹劾阎文应，罪名是毒死前皇后，证据嘛就比较新颖，居然是一些声音。
赵祯去南郊举行郊祀大典时，有人听到阎文应在行宫里大声骂人，被骂的是御药院的。也就是说，必须得动用相当吨位的联想，才能联系到后来郭皇后的死。
——御药院的人本来没想下毒的，是被阎文应威胁的。
这就比较恶搞。试想阎文应真的要威胁，还喊到了那种分贝，是不是满行宫的人都应该听到诸如“去把这包药给郭皇后吃了，你得保证她一吃就死，不然你就去死。”之类的吼声？
那还是威胁吗？那是在向大宋朝的皇宫人员的基本智商挑战。退一万步讲，阎文应当时真的这么吼了，也有N多的人听到了，可你有留声机吗？大宋律例里声像制品可以是呈堂证据吗？这些事真是越想越烂，相信赵祯听了之后都会苦笑摇头。
恨可以，有点技术行不行？答案是不行。言官们变得声色俱厉，我们知道没证据，正因为这样，才更要不讲理。一句话，不管怎样，阎文应必须得死！但在宋朝，你想杀死一个官员，那可实在太难了。求其上而仅得其中，经过反复较量，阎文应和他的儿子阎士良都被贬职，赶出京城，到老少边穷地区去改造。
皇后死了，可凶手却不死言官们气得集体挠墙，却不料更抓狂的事情在后面。处罚下来了，可阎文应居然拒不执行，我就是赖在京城里不走，你奈我何？这可真是大太监八面威风，言官算什么，皇权又算什么？圣旨不如草纸。
谁让我上面有人？
人人都知道，那个人就坐在宫中，中书省、政事堂的头把交椅里，乃是当朝首相吕夷简。这时有个问题，吕夷简为什么要与言官为敌，甚至与皇帝作对，这样保着阎文应？这就要往回翻书，回到15年前左右，那时也有一对宫里宫外相互勾结的最佳拍档，名字叫丁谓、雷允恭。
自古权臣奸相，都少不了这个结构，尤其是和平时期。宋朝，甚至以后的明朝，不论是忠的，还是奸的，不论是这时的吕夷简、稍后的文彦博，还是几百年之后的张居正，都跑不出这个宿命——除非你不想独领朝纲，说一不二，不然都得这样过日子。
于是有一个推论在一个人的心里形成：吕夷简要保住阎文应、吕夷简还要内外勾结、吕夷简是个权臣、奸相、吕夷简必须得铲除！
这个人就是范仲淹。他很清楚，要达到上面推论的结果，就必须得回到最初的原点——搞定阎文应，先把吕夷简在皇宫里的黑手砍掉。
这实在有难度，阎文应的罪证本就模棱两可啊，也正是因为这个，阎文应才敢、吕夷简也才敢强留在京城里。但不要脸的，永远都比不了不要命的。范仲淹的本质，就是在做任何事时，都要做到一个极致。他现在要不顾一切地参倒阎文应，所使用的招数就比那些台、谏官员强悍上百倍。
可以说是大宋三百余年里文官系统里所仅见。他绝食了。从上书弹劾阎文应那天开始，他就把自己的长子叫到了身边，告诉他家里的一切都交给你了，这次“吾不胜，必死之。”与奸相、阉党势不两立！然后绝食开始。就是要让皇帝明白。
不管有没有罪证，阎文应必须处罚，不是他死，就是我死。你看着办吧。
在这种压力下，知谏院方面的姚仲孙也同时再次上奏，才把阎文应赶出了京都。结局很奇妙，出了京城的阎大太监没走多远，就死在了路上。这似乎有点耐人寻味，说死就死，正常死亡？如果一定要再找出点发问的理由，可以参照一下阎太监的发配地点——岭南。
北宋时期的岭南可不是现在的旅游胜地，其恶劣的程度可以直接发放死亡证明。从这时起，直到北宋亡国，官员的处罚除了直接砍头之外，发配岭南就是最严重的了。
事情截止到这里，言官与范仲淹已经胜利，他们既定的所有目标都已经达到。阎文应死了，吕夷简的宫中黑手也被斩断，那么是不是应该休息一下，恢复正常工作了？就算要继续斗下去，也得讲究一下节奏，至少也要让年轻的皇帝有个喘息适应的机会吧。
赵祯也正是这样想的，他去举行郊祀大典之后，照例加恩百官，但这次有额外。他加封宰相吕夷简为申国公、参知政事王曾为沂国公。潜台词很明显，杀了阎文应朕有点抱歉，但朕还是很信任你的，吕夷简，你好好干，我很喜欢你。
这同时也是给朝臣们的一个信号，首相大人并没有失宠，这事儿结束了，再别揪着不放。别来烦我！可是这对范仲淹无效，再次重复一下前面说过的话，范仲淹不论做什么，都会达到一个极致。他已经认定了吕夷简是个奸邪，那就一定要把他扳倒，这其间绝对没什么斡旋、折扣可打，不是我死，就是他死！
但他绝不鲁莽，大宋三百余年间第一人做事是超级严谨、细致、入微、有理有据的。他要花巨大的精力来做一件事，这件事完成后，任何一个稍有理智的人都会赞同他，那时就是吕夷简势力崩溃，身败名裂之时。
《百官图》，这是范仲淹精心绘制的，详细记载着近年以来，吕夷简当政之后，文武百官的升、迁、降、谪之路的列表。其中一一指出，哪些官员的升迁是正常的，哪些是吕大宰相一手遮天，强升暗降的。真是以事实为依据，以大宋律法为准绳，清楚明白地挑明了一切。
陛下，只要您认字，只要您稍有一点点的公道之心，就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再不采取措施，就得“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了！”到底是姓赵，还是姓吕？这个没有谋策定国之功如赵普、也没有挽危局扭乾坤重立江山之功如寇准的小小太平宰相，居然嚣张到了这步田地，陛下您不废了他，还等什么？
如上所说，完全成立，范仲淹百分之百地深信，只要这张图递上去，让皇帝看上十分钟，吕夷简的死期就到了。
但事实永远都出人意料，这样的重量级作品呈交了上去，只换回来了吕大宰相的八个字：“仲淹迂阔，务名无实。”范仲淹这个小同志，是个只讲大话，不通世务，不切实际，只想搏出位争名利的人。之后这个《百官图》就不了了之了。
不、了、了、之！范仲淹气得都快爆炸了，我们设身处地地为他想一下，这个《百官图》是容易做出来的吗？先说一下得有怎样的心胸和抱负才会想做这件事，这几乎把现有的官场完全涵盖，把每一个同僚都扯了进来，揭老底、报出身，从根子上分出来三六九等，这得得罪多少人？！而且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得罪，还有办法再挽回吗？
这是决心，再说具体工作量，想一下范仲淹才刚刚回京，他就算已经到开封府上班了，可以充分利用手边的资源来了解官场，解剖官员，把每一个人的履历都弄到手，但那又得需要多少个工作时？最后还得咬紧牙关，拼着一身剐，才敢于把它交上去。
试想这一步步，是多么的不易、艰辛、勇敢、华丽，而且还那么的影视啊。联想一下现代，我们每个人都看过了太多的反腐败、反黑恶的电影电视剧，那么多的黑帮、赃官不都是这样覆没的吗？比如，某个涉黑犯恶的大集团，多年横行霸道，没人敢管，终于有一位铁肩担道义的英模人物费尽心机收集证据，上交中央，然后黑恶势力曝光，就此完蛋。于是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各级领导泪花盈盈走上前来，对英模说，好样的，继续做，我们永远支持你不都是这样的吗？为什么轮到范仲淹就不行了呢？！
为什么呢？范仲淹百思不得其解，越想越愤怒，越想越悲哀，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世界太黑暗，吕夷简太厚黑！而皇帝陛下还没有清醒，那么他就得再去做。
有进无退，就事论事。不是说我迂阔、无实吗？好，我就要让你们都看到我到底怎样。范仲淹连夜赶写了一篇奏疏，里面具体论事，集中在四点上。一、论帝王好尚；二、论选贤任能；三、论近名；四、论推诿。完全与现实朝政挂钩，与当时人物联系，直言无讳，让天下人都看到，我范仲淹不仅有胆，更有见识，一点都不迂阔。
而且在最末尾，他还加上了这样一句：“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
这是个典故，发生在西汉。张禹是成帝的宰相，非常得宠，可以在家里办公，得病了皇帝都要登门慰问。成帝的妈妈叫王政君（注意，与王昭君无关），汉朝的外戚权柄极大，从刘邦的吕皇后开始直到东汉末期的何太后，哪个都让自己的儿子、孙子发抖。其中这位王政君的抖动量超大，因为她的娘家侄儿就叫王莽。
王莽在几十年后崛起，篡夺汉朝江山，就是张禹做的好事。此人力保王家忠诚，在汉成帝期间，封王太后的哥哥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位列三公以上，并且把他的兄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五人同日封侯，史称“五侯”。王家就这样坐大，再也没法控制。
范仲淹举出这个例子来，用意非常明显。吕夷简就是宋朝的张禹，他现在不讲原则，胡乱任命，说不定哪里就藏着王莽，早晚有一天会血洗赵氏，毁掉宋朝天下！
这就没办法了，他已经不留后路，把吕夷简往死路里推，同时把自己也扔上了悬崖。你死我活，看来只有这个结果了。但是这次的结果更加出人意料，上次是《百官图》，这次是四项原则，哪一个都条条是道，有理有据，要想驳倒看来得花上八项原则，十六项原则那样的规模。
但郁闷的是吕夷简只回了12个字——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你说的那些我统统抹杀，拒不回答，因为你这样说话本身就错了。“越职言事”，你现在是开封府尹，不是知谏院的右司谏，朝廷有规矩，乱讲遭雷劈，先认清你自己的错误！
范仲淹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自己有什么错，相反吕夷简在他心里面变得加倍恶劣。他看清了，这就是个政治流氓。对自己所提出的真材实料的证据完全避而不答，前后只用了20个字的官腔，就想把这些罪恶都遮过去。想得美，门都没有！
他再次拿起了笔，保持自己严肃认真的好素质，就事论事，根据吕夷简这次的12个字继续上书答辩。我是对的，道理、甚至真理都在我这边，我就是一个一个的澄清，就算有人不懂，我也要把他们教育懂了。
这就是范仲淹的行为和他的想法。多么的坚贞、倔强、可爱，但又幼稚啊。其实一句话就足以看到他的结局——你不是在课堂上，你是在官场上。这是谁说得对，谁就会胜利的地方吗？就是争一块豆腐，也是斗争，而要斗争就要有势力。
不过要说明的是，这时的范仲淹已经有他的势力了。那就是他的力量之源——道德人心。这个事必须得仔细地说明一下，范仲淹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引领了一个潮流。更准确地说，他是让一些问题尖锐化、表面化的导火索。那就是宋朝文官们的平静中的分流。
宋朝的文官太幸福，从宋太宗开始就泡在蜜水里长大，而且水里的甜分还不断地增加，幸福啊，过了度就产生了副作用。文官们、士子们中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追求更大的甜分，皇帝说怎样就怎样，宰相说怎样就怎样，一点出格过分的事和话都不说不做，一切只为了得到更大的好处；另一派就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向往着精神方面的崇高伟大，一切的言行思维，都向远古时代的无比清高的绝种人类靠拢，即“君子”们。
严格地说来，这些君子的向往者、跟随者们也要钱，至少是不拒绝钱，但他们把一些东西看得更高。比如，国家的兴旺要比个人的幸福优先，民众的思想教育要比个人的声色娱乐优先，甚至皇帝的品德操守、工作态度，要比自己的性命、全家全族的性命优先！
也就是为国为民，不惜任何代价。按理说，这的确是好的，没有异议的好。但有一点，怎样才能界定国家的兴旺、民众的思想、还有皇帝的品德是否优秀呢？“君子”们的标准就真的是绝对正确的吗？
这是个尖锐、实际的问题。简单点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世上真有个不变的、永恒的尺度吗？你真的相信自己永远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