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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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责难是那样的气势汹汹,连篇累牍,龙应台不得已也针锋相对地坚决回应。
她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举办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剖明了自己所从事的社会批
评的特点和价值:“至于社会批评,我们的社会常常只说好不说坏,只褒而不贬,
这种态度从好的方面说是‘隐恶扬善’,但真实说来是‘粉饰太平’而已,更不客
气地说则是‘自欺欺人’”。“一个有自尊的民族就应该人人有批评的勇气,才能
使社会进步。而且社会批评无所谓专家,无论市井小民或贩夫走卒只要肯于主动地
对一件事物以理性的态度去表达、去批评,都是社会批评家。”“如果社会大众,
都有自决自立的能力,去做客观的批评,社会自然能够日新永进了。”龙应台的结
论是“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批评!”
承续中国知识分子“感时忧民”的传统,龙应台把一己投入社会变革的大潮中
去。她极坦率地自白:“我之所以越过我森森的学院门墙,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这
些‘琐事’,是因为对我而言,台湾的环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道德环境—
—已经恶劣到了一个生死的关头。我,没有办法去继续做一个冷眼旁观的高级知识
分子。”这不由使我们联想到巴人对鲁迅的一番评价:他一直面着现实,时时在观
察现实,掘发现实,分析现实。他那种对社会现实的关心,是在他那“热到发冷的
热情”(鲁迅评陀思妥也夫斯基语)的笔调中可以看得出来的。犀利、冷峻的字里
行间,跃动着炎黄子孙的拳拳之心,龙应台无愧为大写的“人”。
非议者还一再贬斥龙应台“哗众取宠”。以虚浮之辞“哗众”谈何容易!龙应
台杂文以其特有的魅力征服千百万读者。一位法律教授不胜感慨地说:“龙应台最
大的优点是以文学批评家的笔法批评社会问题,落笔率直,且能以大众化、浅白的
笔触突破过去的禁忌,获得大多数读者的支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
换言之,感性的文学和理性的思考的交融,为文学性和政论性的统一,为大众化的
实际效果创造了基本条件。
龙应台常常针对一种社会现象,一类具体事物,甚至于一个人、一句话、一件
事,给予无情的透视和直接的批评,马上让人心有戚戚焉。这些事,就发生在周围,
看得见,摸得着,那么具体、实在、确切;而内中的缘由、涵义、影响、作用,常
人似乎无所感,一经点破;立时豁然开朗。
按照鲁迅的看法,杂文的主要内容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但批评不完全等同
于杂文。“言之无文,其行不远。”杂文离不开议论,但这种议论只有具备“理趣
化”、“抒情化”和“形象化”的特点,才有艺术感染力。龙应台相当讲究素材的
剪裁,结构的营造,语言的锻炼;她的杂文,融知、情、理为一体,议中含情,情
议相偕。
综观龙应台的杂文,无一不是缘起于具体事物,有感而发;但无一仅仅局限于
某一事物,就事论事。始终着眼于观念的探讨——作者和读者,肯定意见和批评意
见,都十分明了这一点。
龙应台认为,人和乌龟一样,背着巨大的壳,即观念上的框框。她的杂文警策
人们重新审视背上那个习为以常、见怪不怪的观念的壳,“观每一篇大致都在
设法传播一种开放、自由、容忍,与理性的对事态度”。出版者对龙应台的良苦用
心也体悟得很透彻:“长久以来的歌功颂德,已使大多数人失去了批评建议的勇气,
传统文化的因循,促使一般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龙应台努力点燃的,正是
独立思考、勇敢质疑、热心参与的新观念。”无怪乎,对着名原子科学家孙观汉所
说的“小脚观念”、“小脚行为”,她的揭示是那么尖锐,那么严峻,那么不遗余
力。客观上,这是对鲁迅先生改造国民性、倡导人道主义的历史贡献的继承和延续。
新文学运动后,白话文兴起,杂文勃然盛行,名家辈出,佳作如涌。这三四十
年间,杂文在台湾也久盛不衰。论其指向,大体分为社会批评和人生杂谈两大类。
前者,率直、尖锐地揭穿社会缺陷,立懦敦薄,以促进社会改革。后者,由社会批
评衍生而来,可能有较严肃的议论文学,也可能是幽默地闲谈人生琐事,但无不以
议论的方式出现,以人类日常生活为主题。以社会批评见长者,柏杨、李敖等凌然
卓立。以人生杂谈专擅者,当然首推林语堂、梁实秋,台静农《龙坡杂文》的多数
作品评说人生,娓娓道来,平实中见深沉。而龙应台不落窠臼,独步健行,开了一
条新路。“龙卷风”终究要随时而逝,然而,龙应台在中国当代杂文史上书写下的
锦文华章永远不会失却它的光彩。
一九八八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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