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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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火车地把受战火灼烧的人载进来，收容了二十二万难民。这二十二万南斯拉夫难
民，还是德国人总难民人口的沧海一粟。
英国人和法国人当然暗地在感谢老天爷，他们国家没有一条几乎来者不拒的宽
大难民法，有烫伤力的番薯不会落在自己手中。未被烫伤的手还有余力来指责他人
不曾把事情处理好。报导德国的排外问题，不能不看这个问题在大地图上的比例。
置比例于不顾， 有时候会导致相当荒谬的诠释。 譬如不久之前在柏林举行的
“反种族主义”、“反右派极端主义”的大游行。三十多万老百姓涌上街头，向世
界表白他们反暴力、反种族歧视的立场，在同时，其他大城市也聚集了成千上万的
人，用脚步作一种和平宣言。大概有三百个极左分子藏身在群众中，欠身向前，向
德国总理丢鸡蛋、骂阵；他们计算好了，这一切都在镁光灯的焦点处进行。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全世界的媒体都凝聚在鸡蛋的混战上；全世界的人就
看见了三百人的肢体暴力，看不见三十万人的和平宣言。这三百人成功地颠覆了这
三十万人的意向，透过媒体的“合作”。
在看见鸡蛋番茄横飞、眼睛刺激而爽快的同时，有多少观者还冷静地考虑那三
百和三十万的比例？前一两年，当台北立法院中正流行摔椅子、打耳光、抓头发的
时候，媒体的镜头和笔尖也情不自禁的跟随着肢体暴力走。海岛外面的人讥笑“你
们台湾人懂什么民主”时，台湾老百姓觉得相当委屈：“你们怎么就只看那打
耳光的一面那是极少数败类我们大多数人是痛心疾首的你们不能一竿
子打翻一船的人”
那三十多万没抢上镜头的人该说什么呢？
※ ※ ※ ※ ※
把德国的仇外暴力现象放在适当的背景中来了解，并不表示事情不严重。七十
年代猖獗的左派“赤军”杀的人，还没有这一两年来右派杀的人多；到今天为止，
被烧伤、殴打至死的外国人已至十七名。可是当年德国政府剑及履及的成立反恐怖
分子特种部队，以最严厉的措施对付赤军；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对极右分子却显得束
手无策？
我想，就如谁都没预料到柏林围墙的倒塌、东德社会主义的解体，谁也没料到
光头新纳粹会成任何“气候”。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些不满二十岁的青年人，失了
业，喝醉了酒，胡乱找外人出气。极右派的暴力一般是没有组织的、没有计划的、
零星偶发的攻击事件。再说，施暴者大多数都还是未成年人，社会对他们总是宽容
一些。当年的极右运动，却是背后有组织和理论支持、连贯而持续性的暴力行为；
他们所锁定的攻击对象是代表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家和银行家，不是难民营里或酒
店里不知名的人。
两天前的纵火杀人却将右派的暴力浪潮推到了一个新的高点：被烧的不是造成
众多民怨的难民庇护所，而是一般的百姓家；这些百姓，只因为他们不是德国人，
就受到暴力摧残。这已不是酒馆里因口角而生的偶发斗殴，而是蓄意谋杀，更令德
国人震动的是，死的是妇人和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根本就生在德国。
三具焦尸，终于使举国震动。护着一星烛火的人群在每个城市的中心汇集，表
达心里的愤怒和羞耻——“作为德国人的耻辱”。也许三具焦尸终于促使德国政府
拿出当年对付赤军的决心来。对付右派的暴力。
但是作为旁观者——不论是英国人、美国人或中国人，在谴责暴力的同时，不
能忽视那三百人和三十万人的比例，否则，不但是对那持着烛火的三十万人的不公
平，同时也给了那三百人更多活动的藉口。那正是我们最不愿见到的结果。
背着包袱的驴子
三十万人手举着烛光，形成绵延数十公里长的光龙，这个场面够壮观吧？去年
底，在一个十九岁的德国青年纵火烧死了三个土耳其人之后，全德大大小小的城市
都举行了烛光之夜，人们立在寒冷的街头，也不说话，只是让闪烁的烛火表达他们
心中对死者的哀悼、对凶手的谴责。
海德堡街头，年轻的女学生把一朵一朵的白玫瑰送给过路的外国人。“白玫瑰”
是二次大战期间反纳粹的地下学生组织，事发后，学生领袖全被处死。海德堡的女
学生选择了白玫瑰，这个充满历史回忆的象征，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反法西斯的立场。
我接过一支白玫瑰，想到当年那些为了反抗政治暴力而牺牲自己的热血青年。
不觉黯然。这一朵脆弱的白玫瑰，面对今天的暴力，又有多少力量？
三个星期前，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放了一把火，烧死了五个土耳其妇女和小孩。
烛光没有了，白玫瑰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个派别的混混冲上街头打砸商店、
纵火烧车、群殴混斗。
烛光和白玫瑰的存在， 表示社会大众对自己的力量还有信心， 认为平常虽是
“沉默的大多数”，但当这个“大多数”站出来的时候，那少数的害群之马就会望
风而逃。五月这场大火，是给社会“大多数”一记响亮的耳光。烛光和白玫瑰除了
使“大多数”自我感觉良好之外，得不到实际的效果。无力感油然而生，像一片黑
云，压着人心。
该怎么看待德国的排外风潮？
首先就是焦距的问题。接二连三的纵火事件之后，各国媒体反应不同。英法国
内排外事件不断，所以媒体对德国也较为平淡，只谈个案，不加太多评语。在美国
媒体的呈现中，事态就严重得多，好像新纳粹主义有成为社会主流的可能。以色列
媒体更是情绪激昂，将德国和南非相比，要求联合国对德国采取经济制裁。而德国
媒体本身，则典型地充斥着一片自我检讨的声音。
欧美各国对德国都有一个特别的历史情结。几乎在五月纵火杀人事件的同时，
法国有两个土耳其人的工厂被人纵火夷为平地，后者却不会成为国际大新闻，因为
德国是现代的该隐，额上烙着杀人的印记，她的举动不得不受人特别看待。而在六
八年以前，德国人对自己历史的态度，和今天的日本人差不多：回避、躲闪。六八
年，年轻一代起而反抗旧有的制度和价值，德国才逐渐地走上反省和自我批判的道
路。到八十年代，对纳粹历史的全盘否定和批判遂成为盖棺论定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在自我批判和否定成为绝对标准的同时，一个新的禁忌Tabu也形成了——就是
对纳粹主义的任何同情或谅解。活过纳粹时期的父母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去，在学校
里被教过“万恶的纳粹”的子女也不愿、或不忍，追问上一代的过去。一种集体罪
恶感这个禁忌，到九十年代还像一个发炎的肿处，碰不得，一碰就起全身痉挛。
这个发炎的肿块是德国特有的历史包袱，使德国人特别显得紧张。在任何国家，
甚至包括犹太势力强大的美国，你都可以想象在一个社交场合上，某个大嘴巴开始
讲犹太人的笑话，以取得哄然一笑的效果。在德国，别说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大嘴
巴，就是找到了，笑话出口之后，他看见的可能是一张一张铁青的脸。
这个历史包袱，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太重了一点，所以才有科尔总理的名言：
“后生者无罪”，为下一代减轻负担。可是他没有办法防止人去触犯那个禁忌——
那个禁忌目标也太大了。
失业的、失学的、没有家庭温暖的、心里朦胧着反抗冲动的少年和青年，找寻
发泄的目标。他怎么样可以轰轰烈烈地干一下，让全世界为他震动？有什么东西，
在这个社会里，是绝对绝对碰不得的，一碰就要天崩地裂？答案太清楚了。在德国，
强奸、放火、杀人、抢劫，和任何其他社会一样，都只是一般社会新闻，连乱伦、
杀父杀母，都只是犯罪学家和社会学者关怀的小领域。在这个国家，只有一件事能
造成轰轰烈烈的效果：那就是杀人，而且必须是杀外国人。
只要杀的是外国人，肯定上的是第一版头条新闻，而且不只是国内新闻的焦点，
也是国际媒体的宠儿：街头巷尾，莫不谈论，举国为之震动。
牵涉到排外事件的德国人，百分之七十是二十一岁以下的青少年。这些青少年，
和极左的赤军不同，没有组织的带领也没有政治理念的支持。他们多半来自低收入
阶层，失业，失学，酗酒。去年纵火杀人的十九岁青年拉尔斯，来自一个破碎的家
庭，母亲在他九岁那年自杀死亡，他就在扶养中心长大，一向是个问题儿童。五月
犯案的是十六岁的克里斯强，没有父亲，母亲常换伴侣。他解释自己恨外国人的动
因：母亲从前有个情人，他很喜欢。那个人经营的加油站有次被人抢了，据说是被
外国人抢了。克里斯强被警方逮捕时，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看德国的排外风潮，必须有这么一个历史焦距：在对纳粹历史进行自我批判的
过程中，德国文化形成了一个绝对的禁忌。对禁忌挑战，不管是理性的或盲目的，
其实是青少年阶层的特色。九十年代由青少年主导的反外风潮，究竟有多少是属于
法西斯理念的推动？有多少是属于青少年对一个庞大禁忌的盲目反抗？还等时间来
澄清。不考虑这个禁忌形成的历史背景而遽下断语：日尔曼民族主义复苏、希特勒
精神复活、纳粹主义横行德国等等，恐怕都是未经深思的危言耸听之辞。
值得担心的是，危言耸听造成影响，将原来已经森严的禁忌再加几道锁，而导
致更强的反弹。每次事件发生，就有人提议将所有极右党派指定为非法集团，以杜
绝影响。真那么做了，无非使地上活动转流地下，更难监督和控制。禁忌不化解而
增强，犹如在发炎的肿块上涂辣椒水，恐怕只能诱使青少年更想狠狠咬它一口。
以“平常心”看待德国的排右暴力？欧美各国尚做不到，德国人自己也做不到。
事件发生，德国正派媒体极少自我辩护说，他们英国美国法国种族问题一样严重云
云．反倒只是不断地自我鞭策，讨论如何让外国人可拥有双重国籍、如何给予外国
人投票权、如何教育下一代更宽容这种“好孩子”的反应举止，也和那个禁忌
有关——德国人必须做个世界村里的好孩子，他必须被打不还手，被骂不回嘴，理
性而自制。
任何心理学家都可以告诉你，在这么强大的制约压力之下，那个好孩子不变成
问题儿童才怪！事实上，杀人放火的拉尔斯和克里斯强就是九十年代的德国问题儿
童。就欧美其他各国来说，德国人的集体罪恶感或许是驴背上一个包袱，压着不让
它乱蹦，可是包袱太重，驴要反抗闹病的。
写到这儿有不舒服的感觉：这么说，日本那头驴子可更理直气壮地不驮它该驮
的包袱了！？
国破山河在
——知识分子的心灵流亡
1
4年了！ 你怀念那个从地图上消失了的国家吗？“选择西德或是东德，”东柏
林长大的作家史勒辛格说，“就譬如要我选择霍乱或是鼠疫，选择一个豪华的或是
普通的大黑坑”东德不值得怀念，统一更不值得庆祝。只是每当电视上西德人
将东德说得如此不堪，好像30年的人生都是一场不好笑的笑话，他就觉得彻底的受
不了。
“西德和东德只是金钱的结合， 新婚夜或许有几度性高潮，接下来的4年却是
夜夜强暴。老实说，我并不在乎东西德的结合，只是头痛怎么结合了就无法再退出！”
2
东德时代炙手可热的作协领导康特说：我不跟你虚伪，坦白地说吧！对，我不
得不怀念那被抹掉的国家，而且一丁点儿也不后悔曾经为她投入一切。
当年康特的书风行一时，东欧各国争着翻译抢印，还是全国莘莘学子的必读作
品；现在，书绝版，没有人愿意再印。
不是由于言论箝制，而是，改朝换代之后，人的价值观和品味也翻个了，没有
人还认得出作品的意义。
他所怀念的，其实不尽是独裁政治或共产制度，而是他自己的意义和重量；可
是他自己的意义和重量，只有在独裁政治和共产制度中才能浮现出来。
3
反资、反美、反霸权、反跨国公司、反殖民主义、反消费主义、认同第三世界
．
你在说陈映真吗？
不是， 我在说海涅·穆勒（Heiner Muller），东德时代首屈一指的剧作家。
身为东德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精英，他曾经反资、反美、反霸权现在，那个
主义国家从他脚底下被抽走，他仍旧反资、反美、反霸权只是，现在，所有他
反对的东西：资本主义、美国、霸权、跨国公司、殖民侵略全部化身为德国的
统一。对穆勒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栽培出来的精英而言，德国的统一，是以美国为
主导的西方国家扩展霸权、推广殖民的策略运作的结果。
1989年革命前夕，就有作家发出警告：“我们输了，就要被麦当劳吞掉！”东
德的主义果然“输”了，诗人遂发出叹息：
社会主义走了，约翰走路来了！
Sozialismus geht，Johnny Walker Kommt！
约翰走路代表了西方所有的罪恶。而这充满罪恶的西方文明（文明，注意，不
是文化），却要吞噬掉远远比它优越的德东文化。
究竟什么是德东文化呢？东柏林的精英告诉你：德东文化是质朴自然的、生机
活泼的、开放诚恳的、重精神不重物质、讲合作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