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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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是在德东一连串的反外暴力事件。
在德东大城小镇，年轻人，光头、皮靴，成群结队地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外国
人，用汽油弹和石块攻击外国难民收容所，甚至于纵火焚烧难民营。
到今年八月为止，对外国人的攻击事件高达四百件，但这种暴力不仅限于德东；
在四百件中，一百八十件在西边发生，只是德东通常较为暴烈，上个月有两名非洲
人被杀，一名越南人在街上被打得不成人形。
原因？
德东人说，求政治庇护的外国人夺走本地人的工作机会，使失业问题恶化。这
自然是非理智的找代罪羔羊的心理。外国人只占德东人口的百分之一。
对外国人的暴力，只是快速统一的后遗症之一。在东德的社会制度中，东德人
与外界隔绝（人民没有旅行自由），基本上，今天的德东人还是一个封闭的、没有
国际视野和经验的人民。统一，使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所有以前习惯的安全
和依靠，更失去了自尊——统一使他们沦为大德国的二等公民。
气，就出在比他们更弱的外籍难民身上。
今年的统一庆典，德国想必也不会大张旗鼓地庆祝。去年的沉静，是因为德国
人顾忌别人对自己民族主义的猜疑。今年的沉静，是因为，统一的路途坎坷，德国
人实事求是的性格使他们无法放松自己。
辑三 大陆印象
吵 架
一个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滨，可以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可以去非
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丛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样，回家——回台湾那个
家。
但是我决定去北京；我想用一个月的时间粗浅地体验一下那既是祖国又是外国
的地方。我只需要借一辆单车，行囊里塞着一本《万历十五年》，就可以亲近北京。
在走之前，我这个因“生气”而出了名的中国人就一再给自己作心理教育：到
了北京不要生气；第一，你一个人带着两个稚龄的孩子，没有那个力气。第二，那
是别人的地方，你没有充分的发言权。第三，如果你寻找的是干净、秩序、效率、
礼貌和谐，那你就该留在欧洲——到北京，你显然有别的需求，不是吗？
是的，我不生气。
到了北京机场，孩子和我夹在涌动的人潮里——因为是德航班机，乘客多半是
德国人。人潮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马上
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
“你！”她用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
手指穿过人群指着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我乖乖地挤过去，牵着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她说话的
这种声调、这种气势，好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没注意到，一旁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了。
“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宇。
递上证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缓下来，她没想到我是个“台湾同胞”，
不是个她可以颐指气使的自己人。
我们对看一眼。一言不发地，我拉着孩子继续往前走。检查护照的关口列着一
条一条的队伍，我们开始排队等待。飞了十多个小时，三岁半的飞飞倦怠地倚着母
亲的腿。安安扯扯母亲的手臂，我这才注意到他忧愁的脸庞。“怎么啦安安？”
他垂着眼睑，看着自己的脚尖：“妈妈，刚刚那个女人为什么那样对你说话？
我好怕。”
哦——我觉得事态有点儿严重。这个在德国成长但是和我讲中文的孩子，一辈
子还没听过那样凌厉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搂过来，尽量放轻松地说，“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可能因
为人太多，她紧张了，所以那样说话。”
“在德国没有人那样说话，对不对，妈妈？”安安抬起头来，“就是工作紧张
也没有人那样对人说话，对不对？”
随着队伍挪动，我说：“不对，安安，这不是中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你记得
吗？以前还有东德的时候，东德边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样凶的”
“可是西德人没有那样的，”孩子边思考边说，“台湾人也没有那样的。”
哦！孩子，你碰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快要轮到我们的时候，安安眼睛望着高台后坐着的警察，更靠近我，怯怯地说：
“妈妈，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呢？”
我想了想，亲了一下他的头发：“因为北京也是妈妈的一种家吧。”
※ ※ ※ ※ ※
到停车场，得穿过马路，一辆大型面包车和行人抢路，“吱”的一声紧急煞车，
差点撞着孩子的手臂。来接机的德国朋友怒气冲冲地对司机——一个戴着墨镜、穿
着时髦的年轻女郎——大喊：“有小孩你没看见吗？”
时髦女郎眉毛一挑，满脸不屑，也大声地回答：“没看见。”
走吧走吧，不要生气！你的车子停在哪里？
行李非常沉，朋友艰难地推着，我紧紧牵着孩子的手，然后就听到那如刀片的
声音——“喂——你——过来过来——”
又是我吗？
“就是你——怎么不听呢？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真是冲着我来的！又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推车不能过去！回来回来！”
孩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为什么不能？”
“不能就是不能，你给我回来！”
“您要我带着两个孩子，用手拎着三只大皮箱走过去？”
我开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问题！”女人干脆地说。
“我会把车再推回来——”
“谁相信哪！”她打断我，“谁都这么说！”
“你为什么对人这么不信任——”我提高了声音，朋友来拉我，走吧走吧，不
要生气！把推车还她。
好，不怪她！许多机场都不让推车进入停车场的、而且我的难题确实不是她的
问题，走吧走吧！
我们连推带拉、举步维艰地终于把行李和孩子带到了车边。
※ ※ ※ ※ ※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场，走着逛着，看摊子摆出来的蔬菜水果，
听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语音。上海来的表姐指着一样蔬菜：
“同志，这叫什么菜呀？”
同志，是个穿着汗衫的年轻男人，头也不抬地瞄我们一眼，冷冷地说：
“哪儿来的？这个菜都不认识！”
“我们上海没这个菜呀！”表姐微笑着。
同志抬头，冷笑着：
“上海人就不是中国人啦？”
我再仔细看着这个年轻的男人——他为什么一肚子气？
日坛市场可热闹了。孩子们忙着看玩具，我忙着看衣服、看俄国倒爷、看北京
的脸谱。
“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
“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一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挑衅地问。
这表姐，就因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负吗？
“那该怎么称呼呢？”表姐细声细气地。
“学了再来！”胖子说，“学会了再开口！”
我放开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说：
“请您现在就告诉我，该怎么称呼您？”
胖子有点儿吃惊，逞强地说：
“学了再来。”
“我现在就跟您学习，您请说。”我固执地站着。
旁边已经围了一圈的人，透着看热闹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该说什么好，半晌，眼睛注视别的地方，说：
“你晚上来，我教你。”
旁边的人吃吃地笑，看着我。
我弯下腰，和胖子平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还不够资格。”
牵回孩子的手，继续往前走，想想，又回头对胖子说：
“这样子对待外地人，您真丢北京人的脸！”
然后又是一个明亮的早晨，我兴高采烈地对安安说：
“跟我去市场吗？”
好一会儿没声音。
“咦，不想去？”
安安憋着什么，犹豫了半晌，皱着眉说：
“我很想去，可是，”他结结巴巴地，“妈妈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不吵架？”
吵架？我惊愕地看着他，没想到这两天的旅程如此深刻地震撼了这小小的人。
“安安，”我捧着他纤弱的脸庞，“妈妈只有在不公平的时候才吵架。”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安安满腹委屈地说，“不公平也不吵架？”
电梯小姐
电梯小姐将钥匙插进孔里，电梯就晃荡晃荡地上升。五楼？
您好。麻烦您。是五楼。谢谢。再见。
一把行李拖进公寓，再出来，我傻了。这不是自动电梯，我得按钮，楼下值班
小姐得从她小房里出来，拎着钥匙，启动电梯，上来接了我，再下去。
您好。对不起又要麻烦您。是的，出去办点儿事。不是，我不是北京人。谢谢，
不客气。再见。
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一天就让我受不了了。我是个讨厌寒喧客套的人。甚至于
在社交场合里，我也有一种本事：和对面的人淡漠相看，不想说话的时候就是不说
话，我可以忍受；虽然社会习惯要求你谈谈天气、问问猫儿狗儿、浅笑两声，我不
怎么在乎社会习惯。
可是我是个礼貌的人，见到电梯小姐总觉得该四目交接，点下头，道声谢。几
天之后，当我发觉只要有电梯就得有电梯小姐的时候，我简直支撑不住了。不行，
我的礼貌是有一定存量的，超过这个存量，我所需要的孤独就要受到威胁。
麻烦您。谢谢。对，回来了。还好，北京很好。五楼，对，谢谢您。晚安，再
见。
对不起，又要麻烦您。单车太沉了，提不下去。谢谢您。不用了。请等一会儿。
行。谢谢了。再见。待会儿见。哪里？
我开始有点儿惊慌。她不是搁在电梯里的一把凳子，不是嵌在壁上的一个按钮。
对凳子和按钮我可以视若无睹，凳子和按钮对我也无所要求；可是这个人，这个不
断地为我做举手之劳的人，用她闪动的眼睛看着我，使我不断地消耗那一点点礼貌
存量。最不公平的是，她虽不是凳子按钮，却和凳子按钮一样地永远嵌在电梯里。
只要我用电梯，她就在那里，在那里吸取我微薄的礼貌存量，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
间。
我开始用脚爬走楼梯。五层阶梯上去，五层阶梯下来，把寒喧和礼貌的消耗降
到最低。
几天之后我才赫然发觉：北京城几乎所有的电梯里都有个电梯小姐，像凳子和
按钮一样安装在电梯里，用闪动的眼睛看着你进来，看着你出去，看着你上去，看
着你下来。
我简直大惊失色。
我踏进这个狭窄的电梯。“小姐”是个头发苍苍的老妇人。
“麻烦您到三楼。我找萧乾先生。”
“三楼不停。”她面无表情地。
“那——”我迟疑了一下，回想起1989年见到的行动困难的萧老，“老人家怎
么办？”
“老人走路啊！”电梯“小姐”不太耐烦，显然觉得我的问题有点儿莫名其妙。
※ ※ ※ ※ ※
回到外交公寓，电梯小姐坐在大门口和别栋楼的小姐聊天。和往常一样，她们
的手里总有一把头梳，时不时梳理着刚刚洗过还潮湿的头发；膝上总摆着一份读皱
了的《北京晚报》。她们坐在台阶上，望着门外夜幕渐拢的天空，交换生活里点点
滴滴的大事小事。
手里的水果挺沉的，我踏进大门。
您好。麻烦您。
“没辙啦！我说您看着办吧！”她们的话音一点儿也不被我的出现打断。两个
人像上了电池似的同时起身，往电梯平行挪动，头梳和晚报也跟着浮进电梯。“你
知道小刘昨晚见到谁了吗”
五楼。谢谢你。
“我还以为她早出了国，原来呀，婚没结成，人家回澳大利亚去了”
语音、身体、头梳、《北京晚报》，又像幽浮一样缓缓飘下。
望着电梯渐渐合拢的门，我突然彻悟：在她们的眼里，我才是凳子和按钮，我
才是那嵌在电梯里的时明时灭的灯，她们对我是彻底视若无睹的。不把我当“人”
看，她们才活得下去。
我松一口气。
五楼！
打 架
从定陵一出来就听到他们愤怒的声音。
卖饮料的小摊旁，两个穿短裤的男人正使尽全身力气地吵着架，脖子粗了短了，
脸涨得紫红。两人之间还站着个七八岁大的小孩，手里握着罐要喝未喝的可乐，眼
睛怯怯地望着火爆的大人。
男人的声音越来越激昂，紧依着男人身后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卖饮料的小贩
的妻，一个是买可乐的孩子的妈——火鸡似的插进来帮着吵，各帮各的男人，只是
四个人同时扯着喉咙嚷嚷，谁也听不见谁的。
当小贩突然弯身去拔他的板凳时，看热闹的人都吓了一跳。小贩黑虎着脸，两
手高举板凳，做出马上要砸下来的架式。
没有板凳的男人吃吃地说：“你打人哪！你打人哪——”边说边退，一步一步
退，眼睛盯着板凳，小贩一步一步逼进，在观众还来不及喊“哎呀”的时候他已愤
然将板凳砸下；没砸到，男人转身就跑，小贩抱着板凳追，两个人就围着饮料摊子
这么一逃一追地绕起圈子来。圈子外边，两个女人已经呼天抢地厮打开来，“你打
人哪，你打人哪！”
看热闹的人似乎得到一分意外的惊喜，没想到那小贩说干就干哪；他们的脸上
带着看午夜恐怖影片的又是害怕又是欢喜的表情。
我笑了。
安安的爸爸一旁瞪我：“人家打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