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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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北京。每次离开旅馆房间，我仔细地把所有的灯关掉，亲戚注意到了，奇
怪地问：
“灯燃多要额外付旅馆费吗？”
“不要。”
“那你为谁关灯呢？
为谁关灯呢？我愣在那里——你怎么告诉他关灯是为了和你同在地球上生活的
所有的人？在这旅店的门槛你如何告诉他，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那地球非常脆弱？
他或许会告诉你：当我们自己个人的家都还脆弱不堪，挡不住失业也挡不住坦
克车的时候，我们还顾得着地球脆弱不脆弱？你的要求未免过分吧！
你不安地捻灭最后一盏灯，把门掩上。
彼 得
“告诉你也无妨，我，是个老共产党员。”他说，声音很沉”
彼得是伊贡四十多年的老朋友了，特别请了一天假，来为伊贡庆生。他不太说
话，只是握着一杯酒，看小孩嬉闹，看大人饶舌，他显得冷静、沉着、郁郁寡欢。
他是一个Stasi，在一个农机场里掌管几百个人的思想“忠诚”资料，
“他？”铁匠酒喝得陶陶然，脸红红的却突然生起气来，“他？你知道他让多
少人坐过牢？你知道他害死了多少人？告诉你，革命了，这种人不坐牢简直老天没
眼！”
他朝地上“呸”了一口痰。
头发花白的被得和我在花园角落里坐下。或许因为我既不是西德人也不是东德
人，他觉得轻松，话渐渐多起来。
“社会主义不可能全是错的，它照顾了穷人也庇护了弱者。我们只是经济搞坏
了，应该重新做起，可也不能像现在这样胡搞。市场经济哪里是一夜之间可以变过
来的？你看嘛，现在东德的工厂一家一家倒闭，农产品一车一车倒掉，失业的人，
这个月比上个月就多了一倍——整个东德一团乱，所有的规则都不算数了，新的规
则谁也不会，谁也不知道”
“何内克？我觉得何内克并没有错，错的是他周围的人，误导他——他是个七
十几岁的老人了，人老了总是头脑不太清楚”
铁匠咕噜喝一大口，说：“该枪毙！何内克该拉到墙头枪毙！他把一千七百万
人的幸福给毁了，这罪不算重吗？柏林围墙上的守卫？该枪毙！他们明明知道越墙
逃跑的人只是追寻自由，是无罪的，他们却举枪射杀，这是谋杀罪，那些守卫是谋
杀凶手，应该一个个找出来，公开审判”
铁匠在遥远的那一头坐着，他听着音乐，打着节拍，很愉快的样子。他是伊贡
的亲家。
彼得弯下身来帮一个小孩系鞋带，系好鞋带，孩子像风一样地飞走，彼得沉郁
地说：“那些士兵，只是服从命令，怎么能算有罪呢？”
日耳曼人啊，你何其不幸，同样的痛苦的问题，四十年前曾经椎心泣血地问过：
“服从国家命令还是固执个人良知？”为什么悲剧的历史总是不可避免地重复。
“到今天，”彼得扬起头来，面对阳光，脸上有很深的皱纹，“我都不否认我
是个共产党员。我最瞧不起的，是那些见风转舵的人。昨天还在喊社会主义万岁，
今天却变成民主斗士，在街头呐喊——我就不信，四十年流在血管里的血可以一转
眼换掉，我不相信！”
“我今天六十四岁了，你知道吗？”彼得的眼光追随着一只黑色乌鸦，停栖在
苹果树上，他突然转过来直直看着我，好一阵子不说话。然后哑声说，“到了六十
四岁，人家告诉你，你这一辈子全走错了路——
“哈！干杯吧！”
他举起酒杯，仰头一饮而尽。
乌鸦拍拍翅膀，飞走了。
毒 药
我想沿着花园筑一道墙，木板篱笆就好，给爬藤穿梭的空隙，也给松鼠和野兔
钻进钻出的余地，过路的行人却望不进来，我们可以袒胸露肘地晒太阳。
“不行啊！”德国邻居警告着，“您得先给乡公所营建组打个电话问问，可不
可以建墙，好像有不少规定哪！可别建了之后又得拆掉！”
营建组说，花园围墙如果不高于一公尺半，只有一般的限刺，譬如围墙不能占
据人行道．墙上不能张贴商业广告等等，如果超过一公尺半，就得到乡公所特别个
案申请，那个时候，营建组就必须实地视察，决定你所申请的墙高度、材料、格调，
是否会破坏社区的整体和谐和美感。如果一整条街都是花木扶疏的树篱，他们就不
会容忍你建起一道监狱似的水泥墙，譬如说。墙上有绿色的爬藤，人人欢迎，但若
是你要把墙漆成救火车一样刺眼惊心的颜色，你大概完全没有这个权利。
好吧！我要筑一道一公尺半高的木篱。
木板运来了，沙子也卸下了。园丁开始打洞、钉桩子。星期五的黄昏，木篱已
经筑了一半。
“很快了！”他说，边跳上小卡车，“我星期一上午九点就来继续。周末愉快
啊：”
人行道上留着小小一堆沙。
星期一，上午九点。门铃响着，很准时的。
站在门口，不是园丁，是个警察。
“请问那堆沙子是你们的吗？”
他指指人行道。
“阻碍行人交通，请马上把它移走。”
“等一会儿园丁就来上工，马上要用到那堆沙，用完就没有了。可以等一等吗？”
“不行。”警察说，他知道那堆沙从星期五晚上就在那儿，过了一个周末。他
不曾早来，是因为不想打扰我们周末的安宁。现在可已是星期一上午九点了！
没话说，我马上开始搬沙。
邻居海蒂看到了这一幕，笑眯眯地说：
“你可领教到咱德国人的一板一眼了？！去年夏天，我们院子里苹果树枝长得
太盛，枝叶隔墙伸到人行道上去了，没注意剪它，路人就打电话到派出所去告状了！”
对门的考夫曼太太兴致高昂地说：
“瑞士人比咱德国人更要命。我们不是在早晨起床之后，都会把被褥披在窗台
上晒晒太阳、透透空气吗？哈，在瑞士呀，过了早上十一点，如果你的被子还挂在
窗口，就免不了有人打电话给警察了哩！打电话的老女人，不但认为你懒，而且觉
得你的被子乱了社会条理，严重得很哩。”
夏天，我们到亚洲去了两个月，回来时，发觉院子里的苹果树已经结实累累，
池塘里的莲花早已谢了又开，开了又谢。草坪长满了野花野草，蜜蜂闹烘烘的，好
像载不动躯体里沉甸甸的蜜，不断坠进人的酒杯里去。
木墙外的人行道上，野草一簇一簇地从砖缝中愤然昂起，迎着阳光，显得特别
油绿，有的还开着黄色的小花。
那条小道，因此很有一种颓弃阑珊的情趣。
门铃响了，打开门，是个制服整齐的警察。
“您是这儿的房主吗？”
“是的。”
“有件事情想拜托拜托您。”他合掌，作出恳求的姿态。
奇怪了，我想，是乡里要借用我们的家做什么事吗？有什么恳求如此慎重？
“麻烦您到这儿来看看好吗？”他挥挥手。
我们站在那条我认为颓废又美丽的人行道上，石隙里的小黄花在风里摇曳。
“拜托拜托，”他说，“您能在下星期之前将这条路清铲干净吗？铺在地上的
松针也得清走。还有，不只这段人行道是你们的责任，从人行道缘往马路伸进的一
点五公尺路面，住户也都有义务清扫。拜托拜托。”
上车前，他再加重语气：
“下星期我可得来检查哦！可别等着罚款啦！”
周末，邻居看见我们一家三口在人行道上拔草、扫地、剪树枝。扫把、畚箕、
剪刀，散置一地。四岁的孩子拔了草之后，正目不转睛地研究石隙里的蚂蚁。
施密特太太走过来，手里拿着个小瓶子，“用拔的您们要拔到哪一天？您看，
有这种除草药水，很有效呢！”她举着小瓶子，“混在水里，浇在路面上，就不会
再生野草，一年一次就行了！”
我知道毒药的妙用，可是毒药流进土地，渗进地下水，对自然环境没什么好处，
而且，我喜欢拔草，晒晒太阳，未尝不是种享受。
蒲公英的根生得很深，拔不出来。
施密特太太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
“一定是五号那家老夫妇去告状的，老人家最吹毛求疵了。”
一会儿，考夫曼太太提着菜篮子晃过来：“好辛苦啊！”
她看看四周，悄声说：
“一定是施密特太太打电话给警察的，他们看起来就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人！”
海蒂搁下脚踏车，漫步过来，笑着说：“德国人就是这样，讨厌天下太平静了，
所以鸡毛蒜皮都看成天大的事。你可别太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我纵声笑了，邻居的善意安慰令我忍俊不住，他们何从知道，在我来到这“讨
厌的”、“一板一眼”的德国之前，我住在一个多么不一样的社会呢？！
我曾经多么盼望警察的来到。红砖人行道上，突然摆起了面摊。老板娘手脚利
落地撑起布篷、架起桌椅板凳，老板开始洗锅洗碗洗菜。客人欣然入座，先吃面、
继之喝酒，继之划拳唱歌，继之口角打群架，老板把唱机开到最大音响，培养气氛，
我们在屋里挣扎睡着，等待天亮。
油腻和烟火终于使人行道上的红砖变成黑酱色，鞋子踩过往往就黏在地面，不
能拔脚。有一天，大概有人和面摊老板取得了协议。那个傍晚，面摊没有搭起来。
倒是来了许多工人，七手八脚地搭起了一个大帐篷，占据了整个人行道，还有半边
行车的大马路。
有人要办丧事了。
供着死者照片的道场布置起来了，摇着铃的道士、唱着佛的和尚、吹着唢呐的
中乐队、打着大鼓的西乐队、对着麦克风嘶喊的“白衣孝女何秀子”，还有那受雇
而来五人一组的“五子哭母”公司哭成一团，还有那脸上涂了白粉不知是男是女的
人。边唱边扭腰
日日夜夜，在我们的人行道上。
我曾经多么盼望警察的到来。那个时候，我是那个令人“讨厌”的、“一板一
眼”的女人，打电话到警察局去告状，耳边还有忘了取出的耳塞。偶尔，警察因为
不堪其烦而来，总带着谴责的眼光看着我：“摊贩都是可怜人，为了生存，没办法
啦！你也要同情同情嘛！”或者：“作丧事，中国人情嘛，反正丧事也不会天天有，
忍一忍就好了。”
当然，我实在也不太有抱怨的权利，只是一个房子外边的人行道罢了；我知道，
有人在买了新公寓之后，发觉楼下人家突然变成一家铁工厂，电焊器和打铁机每天
激炸着金属摩擦相撞敲打的巨声，也有人突然注意到隔壁紧邻每晚发出缠绵而不可
道人的呻吟声，门上已经挂出“按摩”的招牌，大人忧愁着不知怎么告诉年幼的孩
子“不要到隔壁去玩——”
而同时，在我们大楼的顶楼空地，我发现有人运来了沙石水泥．正在建不知属
于谁的小屋，一栋又一栋奇怪，当初买卖契约中不是写明了：“顶楼空地由住
户共同使用”吗？
拔掉最后一株固执的蒲公英，我们这段人行道就像整条街其他路段——样既整
齐又清洁了，只是失去了一点阑珊浪漫之意。往后的日子里，每个周末都是拔草的
日子。草，尤其是石隙里的野草，长得比日子的更迭还快。于是有一天，我也去买
了一个小瓶子。
面对着六十公尺长的人行道，看见黄色的野花星星似地点缀着路面，我领悟到，
我从一个以任何理由都可以牺牲整洁和秩序的社会，来到一个为了整洁和秩序可以
牺牲许多东西的社会。“为了整齐，”我想，一边把小瓶子里的液体倒进水壶里搅
和：“下毒也在所不惜吧！”
我开始浇水。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
我的手里有一块钱
1
雪天，莫斯科街头。泥泞沾满了长靴和裙摆。（听说莫斯科河结冻了。）街角
有堆破烂衣服——不对，是个满脸皱纹的女人缩蹲在那里，怀里搂着一团毛毯——
啊，毯子里露出一张一两岁小孩通红的脸。
往大衣口袋里掏钱；柏格莫洛夫，他是莫斯科的年轻作家，拉着我大步地走开。
“省省吧！”他说，“每一个角落都有，你打算给几次？你有能力给几次？莫
斯科很大呢！”
走进地下道，在卖色情画刊的摊子和散发安那其主义传单的青年之间，又有一
个裹着一身破烂的女人——她把婴儿放在铺着报纸的地上。
我的握着几张钞票的手，留在温暖的大衣口袋里，柏格莫洛夫说得不错，我有
能力给几次？
我踏着大步跟着人潮往前走，虽然心里有一点莫名的不安。
※ ※ ※ ※ ※
台北火车站。这个穿球鞋的年轻人低声下气地说：
“我的皮夹子被扒了，连回台中的车票都不见了，请借三百块钱”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心里觉得强烈的痛苦：你为什么来测验我对人的信仰？给
了你钱，我会后悔，认为你不过是个不劳而获的骗徒，破坏了人间公平的原则，不
给你钱，我会后悔，责备自己污蔑了人性中无论如何都还存在的纯真。
还不曾考虑定，买好票回来的朋友已经一把将我拉开，嫌恶地回头吆喝：“丢
脸！”
我很快地被人潮淹没。
※ ※ ※ ※ ※
五月的德国，所有的树都迫不及待地开满了花。风一吹，细细碎碎的花瓣飘得
漫天漫地。端着一杯咖啡，坐到苹果树下。苹果正开得热闹。打开《国际先锋论坛
报》，头版正中就是一张照片：一个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