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武器 许春樵-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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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以恒对郑天良在公开场合下一向是很尊重的，尽管改称“老郑”，但外界的人都能看出来黄以恒是一个礼贤下士的县长，他的身上从来看不到年轻干部的张狂和不可一世，即使是一些很权威的决定和严厉的举措，在他的手中也会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出现。其实这就是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素质，即协调能力和领导艺术。倒是大多数人发现郑天良有些自命不凡，居功自傲，对黄以恒县长有些不以为然的样子。有些事不要你说出来，大家凭鼻子都能嗅出来。
郑天良走在县委大院里每天接受着各部门下级的恭维和尊敬，“郑县长早！”“郑县长吃过饭了？”他梦游一样地嗯哈着，心里却想着自己能做些什么，他发觉自己做不了什么，因为副县长是协助县长分管一摊子工作，而不是由自己来决定一摊子工作。以前在乡里没有体会到副职的被动角色，现在他真有些感到还不如到乡镇去干一把手，大学刚毕业虽当过两年公社副书记，但那时除了大批判外，实际上是没多少事干的。多少年后，他才知道，有的人只适合干一把手，而有的人就一辈子只能是干副手，因为你就是副手的料。郑天良当助手很别扭，工作起来就像一个剽悍的拳击手始终向空气出拳，用不上力。
他对工业很感兴趣，这都是因为合和酱菜为他建立起的自信，所以他经常往各企业跑，县直企业的形势非常糟糕，主要问题是技术力量严重不足，经营观念保守滞后，生产管理随心所欲。他跟黄以恒交换了这些意见，黄以恒说：“你说的很正确，这是全国性的普遍问题，抓住了这些问题，工作就是有的放矢了。所以你的调研是很重要的。”郑天良听了这些话很不舒服，他觉得黄以恒的话说了等于没说，表扬却又像批评，既然“发现的很重要”，重要的却又是“全国性的普遍性的问题”，这就像一个人说“人活着血液是流动的”，这一发现当然是重要的，但由于是普遍的大家都知道的道理，所以也是毫无意义的，是一句重要的废话。郑天良感到跟黄以恒工作有点猜谜一样的费力。
他对分管的商贸这一块过问很少，直到有一天七十多岁的老新四军段老责问郑天良的时候，他才开始对耿天龙痛下杀手。
段老是原县武装部退休的老新四军，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拄着一根桑木棍子，摇摇晃晃地撞进了郑天良的办公室，郑天良看到他的胸前还别着几枚勋章，其中有“华东战斗英雄”勋章、“抗日二级英模”勋章、“渡江功臣”勋章等。段老是由黄以恒的秘书宣中阳带进来的。宣中阳对段老说：“这就是郑县长。”
宣中阳走后，郑天良正要给段老让座，段老就怒目圆睁，用桑木棍子敲着郑天良的桌子骂道：“他娘的，老子去年就要一台彩电了，到今年还不给我，说计划已经分完了。你们这些县长是只吃饭不拉屎的？”
郑天良一头雾水，他只好忍着骂，请段老坐下来说：“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
段老用桑木棍子又捣了一下桌腿：“耿天龙这个王八蛋，他糊我两年了，他娘的，江山是老子们打下来的，这帮龟孙子们给我耍起了滑头，要是我手里有枪，我他娘的一枪崩了他。”
段老说彩电计划都给耿天龙儿子卖高价了，他说：“老子们打江山，打下江山后让这帮混蛋搞官倒！”他还骂道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搞官倒，段老说：“老子要到中央军委去告这帮贪官污吏！”
郑天良总算弄清了原委，就安慰了段老几句：“你先回去，等情况弄清楚后，不管是谁的儿子在倒卖国家计划物资，我叫他吃进去再给我吐出来。你的彩电问题，由我来负责落实。”
段老用棍子顶着办公桌上的烟灰缸：“几天？”
郑天良说：“如果确有其事，明天。”
段老说那我就看你的行动了。
郑天良感到有点窝火，他跑到黄以恒那里气冲冲地说：“段老彩电的事，你给他一个交待不就行了，将球踢到我办公室，让我一大早上班就挨骂了个狗血喷头。”
黄以恒笑了笑说：“我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人家是老革命，骂就骂几句吧，犯得着发这么大火？”黄以恒给郑天良递过去一支烟：“商业局这一块是你分管的，彩电计划的事段老找你并没有错。中午省计委周处长来考察黄淮海农业开发计划，你也参加一下吧。”
郑天良被黄以恒温和而简练的回答呛住了。回到办公室，他让政府办打电话找耿天龙立即到他办公室。
商业局耿天龙局长不知道郑天良找他有什么事，走进郑天良办公室的时候，还开了一句玩笑：“几年前我就在酒桌上说过，合安县的未来一定是你们这些少壮派的。”
郑天良绷着脸嘴里喘着恶气，他没让耿天龙坐下，手指耿天龙头发稀少的脑袋：“有你这样混帐的商业局长，合安县是没有未来的。”
耿天龙见郑天良出言不逊，就用合理的方式反抗了一句：“郑县长一大早吃枪子了，火气这么大？”
郑天良拍了桌子：“是的，就差被段老枪毙了，你给我搞什么名堂，老革命也敢糊，答应的事拖两年，你这是什么作风？”
耿天龙一听这事，笑了起来：“我当是天蹋下来呢，这还不容易，我明天给他送一台十四寸‘金星’彩电去。这个老革命是文盲，不识字，你不要跟他计较。”
郑天良还是不让耿天龙坐下说话，耿天龙就自作主张地坐到了郑天良对面的椅子上，他在郑天良的面前也是老革命，他用这种无声的方式对郑天良的蛮横进行抗议。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买的一张政治车票已经快到站了，因此也就表现出了一些无欲则刚的姿态。他轻松地说：“郑县长才三十八岁，前途无量呀。”这句话在这个场合简直就是无中生有。像是对他充满信心，又像是暗示他年轻来日方长，好自为之。
郑天良用尖锐的目光盯住耿天龙，“你儿子开的商贸公司，究竟从你这倒了多少彩电、冰箱和自行车？”
耿天龙一时有些紧张了起来，不过很快又平静了下来，他说：“彩电和冰箱自行车都按计划将票发到了各单位各部门，我家小强没考上大学，他跟苏州的一个老板合伙倒了一点钢材、水泥和尼龙衣袜，这些东西商业局是一点计划也没有的。”
郑天良说：“我要你以党性担保，你一点问题也没有？”
耿天龙站起来拍着胸脯说：“我以党性担保，我儿子没有在我这里搞官倒。”耿天龙又挑衅性说了一句：“但我不能保证他在外地没有参与官倒，我也不能保证其他地方的领导们没有帮助我儿子搞官倒。”他的意思是全国自上而下倒计划，卖高价，你郑天良一个人能管得了吗？你管得了我，能管得了别人吗？
郑天良带着纪委和检察院的人进驻县商业局，将这几年来的计划指标及分配情况翻了个底朝天。从报表上看，一点问题也看不出来，计划彩电冰箱自行车的票都分到了县直各单位各部门及各乡镇。郑天良听到调查组的人汇报后，就像一个汽球被针扎破了一样，瘪了。
晚上，郑天良在家里看黑白电视，情绪有些灰暗，电视上的自由化言论在胡耀邦辞去总书记后并没有实质性的减少，只是更加隐蔽了起来，电视上以《河殇》的名义宣扬西方的自由化，否定自己的悠久文明历史，还有一些节目以政治体制改革的面目出现，指出党政分开党要管党这些很不负责任的言论。党要管党，政府难道就不要党管了。这一段时期以来，从工厂到机关，党政一把手对着干的事层出不穷。局面已经有些混乱了。郑天良对此很是反感，黄以恒经常就不把陈书记的指示放在眼里，采取反面理解消极执行的办法。会上大谈县委陈书记指示的重要性，会下按住不动，只是陈书记马上要到二线去了，所以矛盾才以一种绵里藏针的形式出现。郑天良虽然对党委决定时常也有些不理解，但他认为党委的决定应该无条件执行，不然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当年回马坝乡，他只是提出了个人意见，如果组织上不征求他意见，而是直接下文，他就会留下来出任轻工业局长，他不想去东店乡，心里沤气，但县委做出了决定，他就无条件地移交了工作。这与具体工作中的不同意见是有本质区别的。
郑天良看电视并不把看内容作为目的，而是劳累之后的心理放松，他喜欢自己闭目养神的时候，电视上有一些噪杂的声音造成一种闹中取静的效果。妻子周玉英经常叨咕说什么时候买一台彩电呢，郑天良先是说钱还不够，然后又说科学证明了彩电对人的眼睛伤害很大，不能看。妻子说，不能看，那为什么要造彩电为什么人们又打破头抢着买彩电呢？郑天良不搭话，他头歪在椅子上已经睡着了。屋里弥漫着腌咸菜的味道，她从马坝油厂调到县废品回收公司后，特别留恋马坝全乡种菜的生活，于是她在县城里就拼命地腌菜，以保持对旧生活的顽固记忆，家里坛坛罐罐里都是各种腌菜。
院子的门敲响了，开门后，打开灯，进来一男一女。郑天良睁开眼发现耿天龙和沈汇丽抬着一个纸板箱进来了。郑天良的妻子忙着让座倒茶。郑天良看着纸箱子上有“21寸飞跃彩色电视机”字样，接着他又看到了沈汇丽洁白的牙齿在幽暗的灯光下像一把锋利的匕首，脸上的笑让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男人会想入非非。沈汇丽甜甜地叫了一声：“郑县长好！”郑天良居然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算是一种礼节，他也没有了对耿天龙的敌意和愤怒，他给耿天龙递上了一支烟。乡下有一个规矩，叫伸手不打送上门的脸。这一点郑天良是很清楚的，更何况现在查明耿天龙并没有问题。
郑天良语气平和地说：“耿局长，小沈在商业局做什么工作？”
小沈抢上来说：“报告郑县长，我现在在商业局搞工会工作，逢年过节，组织职工开展文艺活动，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郑天良说：“很好，这才是专业对口。耿局长你这真是‘内举不避亲’呀。”
耿天龙讪笑着：“商业局以前在全县职工汇演中都拿不到名次，小沈来了后，差不多每年都是第一名，商业局是县里的第一大局，榜上无名面子上过不去。”
说话的气氛很轻松，郑天良甚至还跟沈汇丽开了一句玩笑说：“你要是出去当歌星，我看也不比邓丽君、李谷一差，到时候，我们想跟你照一张相，恐怕都要提前三个月打报告。”
沈汇丽愉快地反击郑天良：“郑县长，你拿我开心。当明星，有缘无份，有心无命，所以只能在表姑父手下混一口饭吃了。”她扭过头望着耿天龙说，“其实，我真想跟小强他们一起去做生意。”
郑天良说：“你放着国家干部不做，当什么个体户，大材小用了。”
沈汇丽说：“郑县长真要是觉得我是人才，你就提拔我嘛。当不了县长，当个文化局副局长还是可以的嘛。”
郑天良说：“看不出，你还是个野心家。”
大家说说笑笑，没什么当真的，也就有些随心所欲了。
时间已经不早了，郑天良就对耿天龙挥挥手说：“这彩电你还是带回去吧，先让那些退下来的老干部们看上，前天政协余副主席还问我要彩电，我说等明年计划下来统一安排。”
耿天龙说：“郑县长，这台是先给你的，分管商业的县长连彩电都还没看上，人家会说我对年轻领导不重视，不尊重。而且我又不是送你的，两千二百块钱，一分钱也不能少。”
郑天良说：“重视不重视不在于看上没看上彩电，而在于工作上是不是相互支持。我历来把工作关系看成是上下级之间的最重要的关系。”
耿天龙说：“我也是这么看的，现在也查清楚了，我没问题，没往你脸上抹黑，所以我才安排一台彩电给你。要是真有问题，那我就是贿赂了。”
郑天良说：“耿局长，你也不要给我冒充神圣，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年的计划彩电本来就没有我的份，你现在送过来一台彩电，这不是特权是什么？”
耿天龙还想解释，郑天良说：“明年你不给我计划，我也要自己给自己争取一台计划，但现在，你唯一对我尊重和重视的就是，把彩电搬走。”
耿天龙打了一个电话，一个小伙子敲门进来将彩电搬走了。耿天龙说这个小伙子就是我儿子耿伟强，耿伟强连声说：“郑县长好！”他熟练地给郑县长敬上“牡丹”烟，郑天良看到了小伙子手指上戴着很大的金戒指，金戒指就像一个商品的商标一样注解着小暴发户们必不可少的富有和庸俗。
第二天早上，黄以恒走进了郑天良办公室，这在官场上也是不合规矩的，一般说来，无论什么事，都是下级去上级的办公室。所以黄以恒进来的时候，郑天良就很客气地让座，他们共同坐在对面的沙发上，而不是像对其他人那样，郑天良端坐在办公桌前，让下级明显处于一种俯首称臣的位置上。郑天良基本规矩还是明确的。
黄以恒接过郑天良的烟，说：“老郑呀，你上次的提醒是非常及时的，‘五八十’工程如果不请专家论证的话，真还不知要犯多大的错误呢。从省社科院、省计委和体改委请来的专家学者们基本上肯定了我们‘七五’发展的战略思路，但在五条商贸大道的建设标准还有亿元乡镇亿元企业的内涵上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效益指标还有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等问题提得很细。”
郑天良总觉得黄以恒的话里还是充满了肯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但他不愿在这个场合为工作的事再争个不休，他希望拿到县长办公会上去讨论。郑天良只说了一句：“人大能通过吗？”黄以恒说：“人大要做改革的动力，而不会做改革的阻力。我会跟人大的各位常委们打招呼的，在关键问题上，人大和政府要保持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