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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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
吴玉萍见姚秀环根本听不进去，也就不便深说了。可是她万万也没想到，姚秀环不听劝告，倒霉的不仅是姚秀环，也牵连到她。不难理解，朱一夫越升得快，越怕姚秀环把自己的丑事给抖露出来，早存整人灭口之心，当时的运动主要是斗“走资派”，轮不上技术员。可是朱一夫大权在握，他知道姚秀环家庭出身是富农，而且他听姚秀环说过母亲在家生活很困难，经常给家寄钱，便编造姚秀环对土改、对阶级斗争不满，散布反动言论等等，造反派用大字报把姚秀环给揪了出来。
姚秀环当然知道这是为什么，但她还是相信不干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什么也不检查，虽然挨了打揪断了头发，就是不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斗了几回群众也烦了，只好挂了起来。朱一夫不甘心，挖空心思制造重型炮弹。
吴玉萍有一个收音机，姚秀环和吴玉萍住在一起时两人经常晚上听歌。机关宿舍租的民房各屋离得很近，为不影响别人声音很小，两人凑到收音机跟前边听边唱。她们住的小厢房是纸糊的木格子窗户，晚上隔着窗户纸便可以看见两个脑袋凑到收音机前的影子，只能听见说话的一言半语。有的积极分子曾怀疑她们收听敌台。
朱一夫听到这种议论如获至宝，便说一个是摘帽右派，一个是心怀不满的富农子女，收听敌台是肯定的。便马上发动人贴出了许多大字报，朱一夫亲自带领造反派把吴玉萍的宿舍和姚秀环的家翻了一个底朝天。姚秀环家没搜出任何东西，只是把吴玉萍的一部《红楼梦》和几本唐诗、宋词作为散布“封、资、修”的罪证和收音机一起没收了。
朱一夫本想将收音机归己用，可是那时形势正动荡不安，往哪里发展，谁也说不清，而且机关“四清”工作组还没撤走。他便多了一个心眼儿，用胶布把收音机开关贴上，以示封存，交给了“四清”工作组老于保管。老于是个比较实事求是的人。“四清”运动中对吴玉萍多次进行外调，没发现什么问题。朱一夫虽是他结合进班子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倒察觉朱一夫并不是个纯朴的农民干部，心术不正。但现在形势已经大变，朱一夫已成了大权在握的造反派头目，自己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外来干部，对朱一夫不仅无可奈何，而且也不得不尊重。
这次接到朱一夫交给他的收音机，说是作为吴玉萍、姚秀环偷听敌台的罪证，他就不太同意，仅仅有个收音机，怎么就能证明一定收听了敌台呢？可是又不好不收下。批斗会上两个人都坚决不承认收听敌台，会上虽有几个人发言，说看见他们深夜两人凑在收音机跟前听，可是谁也说不清听见了什么，怎么能证明听的就是敌台？
于队长一个老乡是进驻县广播站的“四清”工作组，有一天来老于这里串门儿，看见屋里有台收音机，就要拧开听戏，被老于挡住了。他问为什么，老于说了来龙去脉，也说了自己的一些疑惑。老乡本是搞电器的，他说这还不好办？我来看看。他从后边拆下挡板一看就笑了，说这东西哪能听敌台？还缺两个管呢！你随便找广播站懂点技术的人都知道。
于队长心里有底了，便悄悄和两个参加领导班子的股长（当时也是造反派头目）商量，这两个人对朱一夫本来就看不起，到了研究重点人会议上，这两个人便提出了偷听敌台证据不足，有人说这种收音机不能收听敌台，最好找技术人员看看。鉴定结果当然是不言而喻，朱一夫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是嘴里也没话可说，对吴玉萍、姚秀环偷听敌台的罪名只能不了了之。但吴玉萍和姚秀环并不知道，仍然觉得自己没被解脱忐忑不安。
朱一夫对吴玉萍一贯冷漠。后来吴玉萍去了干校，又抽到斗批改工作组，一直没见到过朱一夫，印象中只留下那一脸的凶险、冷漠。想不到这次偶然相逢，他却满脸堆笑，还特意请她吃饺子，可把吴玉萍弄糊涂了，不知是吉是凶。夜里竟半宿失眠，直到清晨才朦胧睡去。
吃完早饭回来，老郝盘腿坐在炕上就卷上了旱烟，慢悠悠地抽起来，一边抽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个笔记本来，大家知道有事，便都坐在炕上等着。老郝轻声问吴玉萍：“朱一夫，你认识呗？”吴玉萍不知啥事，只应了声：“认识，我们一个局。”没有把前天吃饭时遇见他的事说出来。老郝情绪低沉地说：“他到咱这一片斗批改领导小组了，到咱公社来视察时，不知为啥把咱村好批，说咱们阶级斗争的弦没绷紧，限两天之内开好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会，狠刹卖羊肉的歪风，把带头卖羊肉的孙绍安揪出来，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如果不老实，就押送公社的集训队。”老郝说完了，低着头木然地坐在那里，一只手按在笔记本上，一动不动。看来心里很不痛快，又无可奈何。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7（2）
大家也都十分惊讶，面面相觑，沉默了好一阵子，成强才说：“怎么这么急？晚两天不行吗？这么大一个会，也得准备准备呀！”黎娟非常生气：“他怎么知道孙绍安？根据啥说他是带头卖羊肉？”
这时，吴玉萍才把前天遇见朱一夫的情况说了一遍，想是那派饭人家反映了什么情况？老郝对这个情况十分注意，一改那木然的表情，抬起头来两眼直瞪瞪地瞅着吴玉萍：“谁家？”吴玉萍说：“孙绍安隔壁孙金奎家。”老郝说：“啊？就是那个教书的，村支书的侄子家吧？”他沉吟了一会儿，又说：“孙绍安是不是就是原来那个教书的？”
人们说是。老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人们又是一阵沉默。因为大家都清楚，那孙金奎抢了人家教书的饭碗，却不会教书，学生家长多有怨言。听说工作组进村之前，有些家长直接找到公社，要求撸掉孙金奎，还让孙绍安教，公社还没答复，工作组就进村了。孙绍安仅仅卖了一次羊肉，还被人抢了，怎么就指名道姓的说他是带头卖羊肉呢？肯定这是支书或是孙金奎家捣的鬼，无非是想把孙绍安搞臭，巩固孙金奎的位子，也堵住学生家长的嘴。
吴玉萍非常气愤，也为孙绍安深深不平。可是孙绍安的姥家是富农，也确实卖过羊肉，朱一夫又指定了，还能说什么？正在这时，老郝又说：“朱同志说还要亲自参加咱村的批斗大会，就定在明天下午，快做准备吧！”老郝给大家分了工，黎娟、成强走了以后，老郝和吴玉萍商量：“你是不是上孙绍安家去一趟，做做他的工作，别顶板，在会上做个检查，以免惹出别的事来。”
吴玉萍知道，老郝心里也是明镜似的，这会不能不开，又最好别出意外。惹出别的事来工作更难做，与各方面都不好交待。去孙绍安家做工作是个难差事，自己都觉得亏心，怎么去说服人家？可是再难这工作也得做呀！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也免得打个措手不及或发生意外。
吴玉萍沿着一条坎坷不平的土路向孙绍安家走去，一边走一边想，真是哪个庙都有屈死鬼。过去认为搞运动都是知识分子首当其冲，现在才知道到了农村，老百姓也在劫难逃。孙绍安这么一个老实人，不是也会有飞来横祸吗？突然又想到文件上讲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话，莫非对工人，农民也要专政？于是她又担心起在农村改造的白刚来。吴玉萍忧心忡忡，每迈一步，都觉得十分沉重，上次来孙绍安家，她安慰他们的话还记忆犹新，现在又让人家接受批斗，可怎么开口呢？
吴玉萍迟迟疑疑地进了院门，正踌躇不前，孙绍安媳妇却快步从屋里迎了出来。吴玉萍说：“孙绍安不在家？”吴玉萍进到屋里，见炕上地下收拾得干干净净，却不见孙绍安的影子。绍安媳妇说：“村外拾柴火去了。”吴玉萍打量那媳妇，只见她梳着齐耳短发，穿一身裁剪精巧的贴身棉衣裤，迎着冷风，扬眉挺胸，神情严肃，不卑不亢，一双杏眼圆睁，薄薄嘴唇半抿，好像知道有什么祸事要来，却又毫不畏惧。吴玉萍站下略一迟疑，婉转地向她说：“公社要来村里开会，批判卖羊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事儿，点名孙绍安上台检查，让他做个准备。”
“吴同志，你上我们家来了也不是一趟两趟了，绍安是个老实人，你们也知道。”那媳妇冷冷一笑说开了，“公社点他的名，他又不是江洋大盗咋这么出名，公社咋知道他啦？”她停顿下来，静静地瞅着吴玉萍的眼睛，好像要从眼睛里挖掘她心中的秘密。见她面有难色略显尴尬，便又接着说：“吴同志，我不难为你，你们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如我们清楚。”这话倒不由得使吴玉萍暗暗吃惊：这媳妇可真厉害，说出话来，斩钉截铁，处事不惊，这么有主意。怎么我们刚研究的事儿他就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儿，她也知道，还说比我们还清楚。便说：“你说说，怎么回事儿？”
那媳妇用眼角向隔壁一瞥：“我知道谁和我们过不去。”然后小声说，“吴同志，那院的和我是一个村的娘家，她在家就养汉。前两天从县里来了一个官儿，说是她表哥，狗屁！谁还不知道，她在村里就跟他打掉了一个孩子。那人原本是一个农场工人，谁知道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官了？还说现在就管这一片，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那媳妇鼓动着夺了我们绍安教书的饭碗还不算，总想害我们，好狠毒啊！我们就一直忍着，忍着。这不，还是出了这个事儿。”说着不禁眼泪汪汪，暗自饮泣说不下去了。抽泣了几下突然撩起衣襟擦了把眼泪，坚决地说：“我不怕她。不就仗着她叔是村支书吗？能咋的，卖羊肉犯法啦！她公公也卖，卖得比谁都多。要说卖羊肉，这村里一百零八户人家，我们不过排个末尾，怎么就轮上我们检查啦？”
一番话把吴玉萍说得无言以对，充满了同情又一筹莫展，连句安慰的话也没法说，呆呆地愣在了那里。那媳妇也看出了吴玉萍的心思，反倒安慰起她来：“吴同志，你来我们家好几回了，看得出来你是个好人。不用犯愁。自古道：官身不由自己，这事儿我们懂。上级让你带的信你算带到了，到时候我们两口子都去参加会就是了。”
第二天下午，吃过晌午饭就张罗开会，村小没有大院，会场就设在村旁边翻晒粮食的场院里。民兵们把场里的柴草扫净，摆上了两张桌子几把椅子，就算是会场，没处贴标语口号，临时用红绿纸写了几张，就用砖头压在了柴草垛上。成强、黎娟和村干部们一趟趟地跑着去召集人，又一趟趟地跑来焦急地向吴玉萍汇报说找不见人。虽然昨天晚上今天早起连着用大喇叭广播了几遍开群众大会，男女老少必须参加，可是今天除了几个民兵和老头儿、老婆儿以外，男人们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妇女们倒是答应来，前脚答应她后脚就溜了，你有什么办法？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7（3）
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和朱一夫早就来了，老郝陪着他们在支书家喝茶水、聊闲天，他们也等得不耐烦了，三番五次地派人来催，为什么还不开会？眼看日头偏西了，再不开就没时间了，这时会场上连瞎子、拐子、轻易不出门的老头儿、老婆儿全算上也没多少人，成强灵机一动，把小学生全赶到会场上，这才使会场像个开会的样儿，叽叽喳喳地又说又笑，坐满了半个场院。孙绍安两口子倒是早早儿来了，不溜不跑，就一直靠着柴火垛蹲着。
朱一夫大摇大摆地坐在桌子正中，端着个架子，等着发表重要讲话。为了显得威风，壮大声势，还临时从公社借来一架麦克风。支书对着吹了两声，不响。村里电工不会鼓捣，这儿通通那儿通通的，一吹还是不响。鼓捣了好一阵子说行了。朱一夫着急了，接过来对准麦克风大声地吹，还是不响，气得他连续吹，突然这家伙不知发了什么神经，发出了几声刺耳的尖啸，会场大哗，引起一阵阵轰笑。
终于可以讲话了，朱一夫把他那三角眼一搭拉，脸上的那三疙瘩横肉往下一沉，先狠狠地拍了两下桌子，会场上立时安静了，连一向爱叽叽喳喳的小学生们，一看这个生人这么凶，也都老老实实地坐在砖头上。他从当前形势讲起，讲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最后联系孙村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卖羊肉上来。强调要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坚决把投机倒把卖羊肉的邪风歪气刹住，把带头卖羊肉的人批倒批臭。
这时支部书记马上站起来，接过麦克风大声喊道：“把富农崽子孙绍安带上来。”会场上一时出奇地安静，大家都扭过头去看柴禾垛边站着的孙绍安两口子。只见他们俩不等民兵来揪，自己便快步走过来，肩靠肩地站在主席台前。支书对那媳妇喊道：“你来干什么，没叫你快坐到下面去。”
那媳妇毫不畏惧，仍然站着不动，大大方方地站在丈夫一旁说：“他既是富农崽子，我就是富农崽子的老婆，我们一块儿卖羊肉，要犯法都该挨斗。”支书没再理她，心想你不知好歹不嫌丢人，愿意陪斗那就陪吧！便马上宣布批斗开始，两个预先安排好的积极分子，便先后上台批判。稿子是别人代写的，他们认字不多，心里十分紧张，所以念得磕磕巴巴，手也哆嗦起来，有一个人念到半截上，一阵大风一刮不小心稿子让大风刮跑了，便急忙去追稿子。
就在这个时候，孙绍安媳妇扭过头来，冲着主席台上的朱一夫大声说：“上级领导，我倒要问问，要说卖羊肉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村可是家家户户都在走。哪家没卖过羊肉？要说卖羊肉就该批，该批斗的可不只我们一家。说我们是富农崽子？他妈娘家是富农，可他爹是贫农，咋就成了富农崽子了？我家可是三辈贫农，那羊是我喂的我杀的我卖的为啥别人不批，只批”
没等她说完，朱一夫把桌子一拍，三角眼一瞪，大吼一声：“反了你了，把她给我拉下去！”等民兵把那媳妇拉走以后，朱一夫觉得受了抢白，脸上无光，为挽回面子，便故意理直气壮地说：“贫下中农怎么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照样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