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传 作者:肖凤-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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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海军部之后的谢葆璋，再也不能够陪伴着心爱的女儿，到海边去骑马，去散步了；他似乎也再没有过去那样浓厚的兴致，与女儿谈天说地了！他过去在海边，曾经时常带领着小冰心，到海军军官学校去玩耍；可是现在在北京，他却决不带女儿冰心到衙门里去。
他排遣自己郁闷心情的唯一办法，似乎就是种花。大概是要把南国的色彩，转移些到土黄色的北京来，谢葆璋在自家住的三合院里，砌了一个小花台，每天下班回来，就卷起袖子种花。
但是这个小小的花台，还满足不了谢葆璋爱花的欲望，他又在外面那个长方形的院子里，搭起了一个葡萄架子，栽上了葡萄秧子。这些葡萄秧子，都是他在海军学校的老朋友们，从烟台给他寄来的。
继而他又把自己的花园，渐渐地扩展到了大门以外的地方。他在门口种起了容易成活生长的野茉莉和蜀葵。
光是花园还不够，他又为孩子们立起了一个秋千架子，引来了十四号周围的儿童。这群孩子一边在这里玩耍，一边就给这个有秋千、有花园的地方，起了一个绰号，叫做“谢家大院”。
“谢家大院”是中剪子巷的儿童们聚会的地方，除了看花和打秋千之外，他们还在这里跳绳，踢毽子，放风筝，抖空竹，练自行车，等等。因为有孩子，又招引来了“打糖锣的”担子，这担子里面真可说是包罗万象，——有糖球，有面具，有风筝，有刀枪，价钱很便宜。锣声一响，孩子们立刻从四面八方跑来，谢家的三个男孩也会从院子里飞奔而出。
这时，“谢家大院”就会比平时热闹多了。
这院内院外的场景，就是小冰心初到北京后生活的世界。
冰心初到北京之后，没有进学校，白天父亲去上班，她就在家里陪伴着母亲和弟弟们。这时候，母亲的身体比以前更差了，常常觉得臂腕酸痛，小冰心就常常帮助母亲梳头，并开始学习着做女红，料理家务。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家，这时候已经开始懂得了母亲的难处——原来，料理家务是一件极操心、极不容易对付的事情。
她的唯一的消遣，是翻看母亲订阅的几本杂志。象《小说月报》，还有《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等。那时的《小说月报》上，既有图画，又有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林纾、周瘦鹃等人翻译的外国小说，还有笔记，文苑，新知识，谐文，译丛，风丝雨片等专栏，真可说是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对于这位十三、四岁的少女说来，比她童年时候在烟台的大海边，以及后来在福州她祖父的书房里，看到过的那些书，还要引人入胜。她当时并未料到，七八年以后，她会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一员，在自己现在如此热衷地阅读着的杂志上，发表她自己写作的“问题小说”。
在晚上，她就帮助弟弟们复习功课。复习完了，就给他们讲故事。故事的内容，都是她在现在，或过去从中外古今的小说里或杂志里看来的。她从小就熟读《三国志》、《水浒》、《聊斋志异》、《孝女耐儿传》、《说部丛书》、《西游记》、《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等等大部头小说，还有林纾翻译的《块肉余生述》（今译作《大卫·科波菲尔》——笔者注）等外国小说，《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聊斋志异》中的人，鬼，狐狸精，《天雨花》与《再生缘》中有才干的女孩子左仪贞及孟丽君，都是小冰心在童年时代就十分神往的人物。现在，她又从诸如《小说月报》等杂志里，看来了新创作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小说，与新翻译过来的形形色色的外国小说。再加上她的一点想象，一点虚构，编成冰心式的体裁，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讲给弟弟们听。直听得他们如醉如痴，有时微笑，有时流泪。冰心后来长大成人之后，曾经在她自己的组诗《繁星·八三》中，写过这样一段：
小弟弟！
你恼我么？
灯影下，
我只管以无稽的故事，
来骗取你，
绯红的笑颊，
凝注的双眸。
含着深情，回忆了她与弟弟们亲密相处的情景。而少女冰心当时的讲故事，就是女作家将来走上创作道路的口头练习。一年之中，她竟给弟弟们讲了三百多则故事，真是一位少年多产的口头文学小作家。
有时候，她也领着三个弟弟在院子里做游戏，玩北京的儿童们最喜欢玩的花样——老鹰捉小鸡之类。
除去口头讲述故事之外，她又象童年时代那样，第二次提笔练习写作小说。她写了一篇讲述一位女革命家事迹的《自由花》，又写了一篇《女侦探》，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那时，倡导文学革命的高潮还没有到来，所以冰心的写作尝试还没有使用白话文，而是使用文言文）。而且都是没有结局的长篇小说。这是女作家将来走上创作道路的第二次笔头练习。
这时的冰心毕竟是孩子。有时。她也和弟弟们一起去玩耍——看花草，打秋千，跳绳，踢毽子。有机会的时候，还极有兴趣地观看王府后门出来进去的满族贵妇人，她们身穿颜色鲜艳的旗袍和坎肩，脚蹬高底鞋，梳着“两把头”，髻后拖着很长的“燕尾儿”，彼此见面、告别，都要不住地蹲下去、站起来，站起来、蹲下去，请安问好，频频寒喧。这种架势，小冰心过去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觉得新鲜极了。除去观看旗人习俗之外，只要“打糖锣的”担子一来，她也跟着弟弟们去参观。这“打糖锣的”担子给冰心的印象极深，直到老年之后，她有机会与民间艺人面人张相识，还请这位面人张给她捏了一副“打糖锣的”担子，把它摆在自己的书柜里，用来纪念自己少年时代的这段生活。
至于“谢家大院”以外的世界，她就几乎很少接触到了。——那时候的北京城里，可去的地方很少。故宫、景山和北海，都属于紫禁城区，不对百姓开放。只由舅舅带着，去逛了一趟东四牌楼的隆福寺庙会。隆福寺离中剪子巷不远，步行十几分钟，即可到达。
庙会里十分热闹，各种各样的卖货小摊儿，栉比鳞次。有卖北京小吃的食品摊儿，什么煎饼，油条，糖火烧，蜜麻花，蒜泥灌肠，白水羊头肉，豆腐脑儿，江米切糕，驴打滚儿，炒肝儿，小枣粽子，等等，真是品种齐全，应有尽有。也有卖服装鞋袜，各式帽子，布头儿，胰子，牙粉，胶鞋，雨伞，各种日用品的小摊儿。还有卖古玩玉器，金银手饰的。除去卖东西的之外，还有说书的，变戏法的，唱小戏的，算命的，练武术的，也都竭力地在吸引着逛庙会的人们。
不过，最吸引小孩子的，还是卖玩具的玩具摊。这里有用彩纸扎成的戏装小人，有文官，也有武将。象舞台上的武将一样，这些戏装小人的武将，也是全副盔甲，头上也插着翎毛，背后也扎着几面小旗子。这个卖戏装小人的玩具摊，吸引了冰心和与她同来的几个小弟弟的目光，他们看啊，看啊，总看不够。
呈现在这里的，是一个红火的，纷乱的场面。有着浓厚的北方习俗的色彩，是生长在海边与南国的小冰心，不曾看见过的，因此给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还有就是代表母亲，陪着房东齐家的女眷，到东安市场的吉祥剧院，去听过几次京戏。——那是杨小楼主演的黄天霸故事，还有梅兰芳主演的《汾河湾》。
然而除了逛过一次隆福寺庙会，听过几次京戏之外，生活的天地似乎始终限制在“谢家大院”以内的地方。见到的人，除去父母、舅舅和弟弟，就是房东姓齐的一家人。生活的内容，除去上面述说的那些，就是偶尔在夜晚，听见从胡同里传进来的叫卖声，——“赛梨的萝卜”，“硬面饽饽”，“羊头肉”，“铁蚕豆”，“热馄饨”，“肉包子”，有的响亮，有的沉闷，有的悠长，有的凄清。还时而夹杂着算命瞎子敲出来的小锣声。这种生活情调里充满了纯粹的北京风味，但却常常使热爱大自然的小冰心，内心感到彷徨，而且烦闷。
这样的生活，她过了一年。
从年纪那样小的时候起，就一直默默地迷恋于大海的冰心，她对北京这座初来的城市，以及这个市井天地的狭小，和生活情趣的单调，感到烦闷和不习惯，这是非常自然的。这就象迷恋于市井生活，并常常能在市井生活中发现无穷奥秘的人，可能会觉得汪洋无际的大海由于远离人群，也显得过于单调一样。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天地，都看你对它是否熟悉，是否热爱；假如你能将自己的热情，全部灌注进去，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光怪陆离，丰富多彩，广阔得简直没有边际。自幼就被大海陶冶的冰心，在她长大成人以后，由于她的独特的艺术情趣和性格，写出了具有冰心风格的作品，形成了冰心特有的文学创作的道路。尽管她在少年时代就来到了北京，并开始接触了北京市井的生活，她却不可能，也决不会，在她以后的文学作品里，象老舍那样，写出充满了浓郁的北京风味的人物和故事来。
冰心到了八十一岁的高龄，回忆起她少年时代初来北京时的感受时，这样说：
走到北京的最初一段，却如同列车进入隧道，窗外黑糊糊的，车窗关上了，车厢里的电灯亮了，我的眼光收了回来，在一圈黄黄的灯影下，我仔细端详了车厢里的人和物，也端详了自己①
北京头一年的时光，是我生命路上第一段短短的隧道。②
①②冰心：《我到了北京》
然而，正是这个在她的少年时代，曾是她的生命史上的第一段短短的隧道的北京，却在她以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渐渐地变成了她所热爱的第二个故乡。这不仅是因为：她本人在这里读完了中学，又读完了大学，在这里发表处女作，在这里成名，在这里执教，在这里结婚，在这里安家，在这里作母亲，在这里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而且也因为：在她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这里也是她最爱的那个家——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她的弟弟们，居住的地方。当她在大学毕业后，到大洋彼岸去留学，她苦苦思念的，是北京和住在北京的亲人。当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她到云南去避难，苦苦思念的，也是北京，是住在北京的年迈的老父，和位于燕京大学校园内的她和吴文藻的家园。
她在四十岁的年纪，就这样写过：“我如今镇静下来，细细分析：我的一生，至今日止在北平居住的时光，占了一生之半，从十一二岁，到三十几岁，这二十年是生平最关键，最难忘的发育，模塑的年光，印象最深，情感最浓，关系最切。一提到北平，后面立刻涌现了一副一副的面庞，一幅一幅的图画：我死去的母亲，健在的父亲，弟，侄，师，友，车夫，用人，报童，店伙，剪子巷的庭院，佟府堂前的玫瑰，天安门的华表，‘五四’的游行，‘九一八’黄昏时的卖报声，‘国难至矣’的大标题，我思潮奔放，眼前的图画和人面，也突兀变换，不可制止。”①
①冰心：《默庐试笔》
全国解放后，她和丈夫、孩子们从日本归来后，再一次定居在北京。她的孩子们象她本人年轻时一样，在北京读书和工作。她的相濡以沫的丈夫，安眠在北京。她在北京过着安静的晚年。
因此，正如本章题记所引的，冰心老人自己在八十一岁的高龄，所写的另一句话那样：
我对北京的感情，是随着居住的年月而增加的。
家中闲居的生活，使聪明的小冰心觉得无聊。于是，在191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她就向她的第一任启蒙教师，也是她的舅舅的杨子敬先生提出——她要去学校上学。
疼爱外甥女儿的杨子敬，赶紧向他那些长住北京的朋友们打听，可有什么好的女子中学；他们便向他介绍了一所很有名气，校址又离谢家很近的学校——东城灯市口公理会的贝满女子中学。
谢葆璋是见过世面的人物，他知道教会学校的教学认真，英语口语也纯正，而且除了教书和读书之外，并不勉强学生入教，所以，他就坚决地支持女儿去上学。
冰心的母亲杨福慈，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妇女。她一直鼓励女儿要好好读书，学些能耐，将来长大了，能到社会上去就业。她常常向女儿讲述自己经历过的一件伤心事情：那是在她十八岁的时候，她的哥哥结婚的前一天，家里的长辈们都在忙着，为她的哥哥布置新房，她在旁边看着，只高兴地、好心地插了一句嘴，问：那小桌子上，能不能放上一瓶花？她的一位堂伯母，就很不高兴地打断了她，说：“这里用不着女孩子插嘴，女孩子的手指头，又当不了门闩！”这件事给杨福慈的刺激很大，所以，她在结了婚，成了家，尤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