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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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英国人，是位牧师，名叫库林（Coilin），中国人则按中国人的姓氏习惯，称他为库牧师。清道光二十年（公元一八四０）爆发了鸦片战争，英国人用兵舰轰开了老大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转年的《广州和约》以及紧跟着而来的一系列的条约，使中国的主权日渐丧失，经济侵略之后，伴随而来的是文化侵略，列强们均不甘落后，宗教势力迅速地向中国各地渗透，既近海又富饶的中原首要之地的山东更是首当其冲。益都虽小，可它是古九州之一的青州府首县，地处胶东扼要，不仅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贾云集之乡，因而，一个小小的县城，竟如雨后春笋般，一时间冒出分属于几个教派的十余座教堂。这些欧式建筑物分插于众多的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居住模式之间，不仅在外观上格外刺眼，而且在心理上也引起了巨大的不平衡。来中国这块古老而肥沃的土地，多是列强中的食肉的贪婪者，传教士也不例外。因而出现一些，甚至一两个，有人性的善良的人，自令人感到不普通。库牧师就是这种不普通的外国传教士，他到中国来的年头早，因而资格也老，与益都人也熟。一来，就主持起了被当地习称为“西大教堂”的教务。他不是英国人中的专一逐臭的“苍蝇”，也不是掠夺成性的“野兽”，他是英国的绅士型的人。他的妻子，被人们依中国习惯称为“库师娘”的，也是位心地善良又善于理财的英格兰女士。是她，集了一些贫苦教民，钩织花边，再联系出口，救了不少人，她也挣了不少钱，而且经营的数量越来越大，办起了“花边庄”。夫妇俩实不愧虔诚的基督徒，亦不愧为英国的绅士层，均关心贫寒，乐善好施，许多当时的益都人都不同程度地受过他们的帮助或多多少少的一些周济，其中宋棐卿的祖父宋光旭乃是受益最大者。他不是城里人，乃是城西龙山峪宋王庄的农民，与一般乡邻般困迫，岁租薄田数亩，倘赖“天恩”，只能维持全家个半温半饱，余下的就得靠为人收放与打柴进城货卖来填充。库牧师于布道中发现了这位老农民老实厚道，又听得那么专注，表现得那样虔诚，（他多么希望像教义里说的那样啊！）就产生好感，并有意与其接近，宋光旭自更对库牧师崇敬有加，两下里更有了深厚的感情，宋光旭也很快地成了教堂的看门人，接受了洗礼，成了一名基督徒。不久，宋光旭那只有十一岁，却已挑柴入城叫卖几年的长子也为库牧师领洗入教，为其改名“传典”，并送进了教会办的书院去读书。使宋家不但得到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也从此有了文化，而且是西方文化。宋传典毕业没有几年，就被年事已高碍于奔走经营的库牧师夫妇找去经营起了花边庄。经济上较以前可谓大上了一个台阶。而此时，宋棐卿恰好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们宋家已不再是温饱难持的农家，亦不再是大字不识的土盲了。正因为有了这一不俗的变化，他才没有象他父亲一样稍一懂事就过早地参与了家计的操劳，在他父亲挑柴入城叫卖的年龄，他已在教会学校读了几年书；在他父亲刚读完小学功课的时候，他已经考取了齐鲁大学。他父亲的文化程度，是他祖父难以想象的，而他的文化造诣也绝非他的父亲可以望其项背的。也可能真个是造化宜人，几乎与他步入高等学府的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并且在一两年内就引起了世界的较大变化，库牧师夫妇因此归国了，其产业也留给了他们的四个最得意的高足，其中自然有宋传典。于是在益都最繁华的西街上，一个名为“德昌号”，有三间门面、十几间倒座房的一座内局式收购批发花边的新店铺，便在一片喜气洋洋中，择吉开张了。这就又给宋棐卿的深造，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他才得以于一九一六年春天考进齐鲁大学。可只读了半年，这个十八岁小伙子却又大大地感到不满足了。乘暑假归家之机，向父亲正面提出了转学到北京的燕京大学的请求，并系统地提出了理由：一、山东已完全为日本控制，极为闭塞，亦极无保障，日人横行无忌，国人，特别是文化人难得交流与施展；而北京却是国际社会在华的中心，各国势均力敌，非为一国控制可比，消息自是灵通，文化的交流与施展度也自然相应地为大。二、齐鲁大学虽也为教会大学，进行的是西式的先进教育，然而，却是在孔圣人的故乡，传统的深潭中，孤立而又地处一隅，岂如北京更为开化，更为人才荟萃？地域之差，环境之异，对知识的增长大大有关。直到今天，父亲才注意打量起了儿子：这小子长大了，似乎仅上大学的半年功夫，就长成了既健壮又精明的大小伙子了！听，他的议论多么有条理，多么有说服力，莫说是叫他在儿子这个十八岁，即使今天的四十多岁也想得、说得没这么周严。他满足，一个挑柴叫卖者不但做了业主，而且有了这么个超群出众的儿子；他高兴，有这样的长子，定能顶门立户，不但继承也必将光大他那初由外籍恩师恩赐，继在他手中发展的“德昌”。因此，乘高兴之际，他问起了儿子的志向：
　　　　“你读完书，又做些什么打算呢？”
　　　　话出口，脸上也现出了喜悦的期盼，他等待着儿子令他最喜悦的回答：在德昌好好干呗，将来让德昌一定要更红火！
　　　　可是，且慢，那儿子竟似早已成竹在胸，见问，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发展实业！”
　　　　老子的高高的兴头，似被泼了一盆冷水：实业，投资大，见效慢，又得更大的心力去经营，值么？可他不忙发火，仍问：
　　　　“为啥单要去发展实业？”
　　　　儿子理由分外正大：
　　　　“看看如今的世界各国，哪个国家不是靠实业强国，以实业为本？唯有咱们中国，实业薄弱得可怜，国家也弱得可怜，当然也只有靠发展实业去图存、图强了！”
　　　　宋传典虽自学的是西方文化，可他身在圣人乡，生在清王朝，对那齐家，然后治国，国治，然后平天下的传统理论还是有着相当程度的崇信的。听了儿子的话，望着儿子的脸：你小子再能，左不过尚未弱冠，竟不知艰难，奢谈起治国来了？可知老子似你这般年纪时的情景？又可知老子是如何挣挫得这分家业？不先想齐家，却着谈治国——荒唐，荒唐，不牢！不牢！因而，对儿子再度提及转学问题时，他明明赞成，却由于那不快，只是缓缓地摇手，淡淡地说：
　　　　“先歇着吧，此事待从长计议！”
　　　　儿子的见解是不凡的，正是这种不凡的见解鼓噪并支持着他，开学后央着父亲写信托人立即转入了燕京大学。到了北京，眼界与心胸更是大开，只读了不到两年的经济特科，便不待其父明确表态，不及毕业，便通过北京的教会关系转学到美国的西大学商学院续读。这所大学是老资格的高等学府，是美国著名的福特集团专为培养高等商业人才而不惜重金资助兴办的。宋棐卿就是看准了这一点，就是要通过在这所大学的学习好好地考察一下世界上一流先进的美国经营实业的情况与兴办实业的经营之道。因此，他不但在课堂上认真地听讲与思考，而且绝不放过任何一次实际考察的可用良机，甚至不惜费尽心机地谋求参与旁听福特公司的例会。终于谋得了一次机会，使他大足了欲望。但也在大大称羡之余，隐隐地感到悲哀：这一切现代化经营管理手段在国内几时才得行通？福特的中层人员，在总裁面前毫不拘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正是因此，自免不了看法相左，那就尽情地争论。总裁不但不制止，反而有意导引向正题，推波助澜，在下属们的激烈争论中，总裁总是冷眼旁观，时而眼角牵动，时而面露微笑，在具体的争论中似乎每个人都忽略了总裁的存在；但在总体的氛围里，时时体现着总裁的威严。
　　　　一九二一年，二十三岁的宋棐卿学成回国了。
　　　　他回来得正好，回来得正是时候，老子宋传典因买卖兴隆获得了新的山东政府的嘉奖，当上了县议员，进而更要参加省议会议长的竞选，而企业兴隆却引起了股东凋敝，昔年的四师兄弟已去其二，唯留了一个贾星恒，所占的股份少而又少了。因此，儿子的学成归来，岂不是甚为及时？儿子不但足以挑起“德昌”的担子，而且在他竞选中为他出了许多主意，讲了许多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他也从儿子的灼灼奕奕的眼神里读解了两个未知数：儿子的目标不在“德昌”，也不在益都，这小子真个有四海之志；老子的基业可谓大矣，从卖柴童到益都县的大老板，从基督徒到省议长，容易么？可这小子分明是没把这分量看在限内，甚至分明是把老子理财的一套看成是不值一顾的土式经营。他要缩短这种两代人的距离，他要使儿孙，至少是儿子记住，是他宋传典开创的宋氏基业。因此，他搬进了省城济南。由县郊搬进县城，开办了个德昌号；由县城迁进省城，建起了发网厂，立起了德昌总号，益都的老字号与新设在青岛与潍坊县的新字号都是德昌的分庄。买卖做大了，而且连最后一位合股人也撤了那已变得只具象征性的股份，偌大的德昌变成了宋家的独资企业，儿子总该满意了吧？可是不，儿子十八岁时流露出的“发展实业”的想法，如今反而更具体化了：要建毛纺厂，甚至连购买机器的国家都想好了！他虽在表面上淡淡又说了句“从长计议吧”，内心里却未免有些恼火，但这点火却很快被儿子的行动扑灭了。
　　　　竞选议长，兴建工厂，开办分庄，用去了宋传典的所有积蓄；而当上了议长，应酬花销激增，钱呢？没钱，莫说官场，连工厂也难以维持了。可当父亲正感燃眉，儿子已经送上了救急的“水”；居然料准了会有这么一天，提前动手，找到一位同在美国留学，如今已在一家英商办的洋行中任职的同学，不动声色地拉来了一笔巨额货款，不为人知地由德昌代收，并利用济南与上海间银元兑换铜钱的价差，南收北放，生息长利，一月间就净赚上千元。儿子的一招先，走活了全盘棋。这令老子格外欣慰，也暗暗佩服。
　　　　可是尚未欣慰得多久，佩服得多久，接连着就来了个双滚翻！
　　　　首先是由于大大小小的发网庄几年来已遍布山东，生意走向清淡，所以，宋传典接受儿子宋棐卿的主意，于1925年前后，将德昌发网庄改组为德昌洋行，专做进出口生意：出口花生、发网、核桃、地毯、草帽辫等；进口五金、电料、自行车、布匹、呢绒等。做了一阵子，生意蛮好，可是这绝不是宋棐卿的目标，他是决心要发展实业的。特别是留美中的认真考察，使他更具体更深刻地感觉到，美国之所以强盛，就是因为工业先进，而且美国的财团巨头无不是实业大家。因此，他一有了机会就亟谋在实业上的进取。他以为既然中国是羊毛的大宗出口国，为什么要用英国的毛线，何不自纺？于是，他就瞒着老子进口了一部英国纺制毛线的机器。只可惜，他不懂纺织，英商卖给他的又是一部粗纺机，纺出的毛线没有弹力，也就销不出。无奈，只好织成线袜廉价甩卖，结果赔了几万元。这还了得？老子锱铢必较，茹苦含辛，非不听话玩什么实业，一下子就是几万元！
　　　　更有甚者，次子字涵竟为乃兄所濡，醉心起了实业，说是留学美国学商，居然也学起了纺织，这不是火上浇油么？
　　　　不牢！不牢！可气！可气！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不将军”（不知道有多少兵，不知道有多少钱，不知道有多少小老婆）张宗昌督鲁，听得“德昌”是家资金雄厚的进出口洋行，东家又是省议会的议长，就要德昌为他进口几台小汽车。宋棐卿乘机鼓吹其父在天津开行，理由是天津是与上海差不多的商业大埠，近海多便利，经营进口最为合适。这主意却很“牢”，宋传典采纳了，可却断然拒绝了儿子的毛遂自荐，而派他培养多年、办事牢靠的心腹华正宣做了天津“德昌贸易公司”的经理。并密嘱毕正宣设若儿子借天津公司有所举动，必须及时向他通报，并将宋棐卿的学友在公司任职，已成为宋棐卿得力助手的留洋归来的几个人也一律降职使用。
　　　　一九二八年，张宗昌跑了，陈调元来了。张宗昌已刮地三尺，陈调元刮什么？不刮他一大刮，还当什么省主席？哈，一条肥鱼在这里——张宗昌唯一没刮的“德昌”！于是，宋传典就“理所当然”地，不可避免地背上了根本不相干的足以破家的大罪名：国府要清算军阀，何妨将宋传典列入张宗昌等的“四凶”之内？县今尚可破家，况省主席乎？于是，逮捕查办令发了出来，宋家全部财产的封条贴了上去！宋传典百口莫辩，唯有一逃，集中起可集中的现款，仓惶间，化装后连夜混进三等车逃到了上海。
　　　　于是，通缉令发了出来。
　　　　于是，军警频频登门。
　　　　于是，凡值一点钱的东西都在被封之列。
　　　　于是，中外客户纷纷伸手，通过各种途径：商会，省府、中介人追索货款，合同索赔，闹得沸沸扬扬。反而闹得陈调元不敢贸然吞下这块烫嘴的肥肉了。
　　　　宋棐卿呢？
　　　　在天津。他觉得机遇来了。
　　　　他到天津不只是躲灾，而是要收拾残局，保住天津这块阵地，以求救父与东山再起，兴办实业。
　　　　按着既定目标积极着手筹备
　　　　发展实业，像一团火，熊熊烈烈地躁动着他，他要把现代的经营机制引进德昌来，将德昌这个带着泥土味的字号和传统的封建老财式的经营彻底革掉，托出足以强国的实业来，让上流社会多一个名字：宋棐卿；让津、沪的工商巨子多一个名字：宋棐卿！
　　　　一九二八年冬。
　　　　天津出奇地冷。
　　　　在砭骨的冷风中，两辆小车向法租界六号路驶去，在挂着“德昌贸易公司”的牌子门前，戛然而止。
　　　　年满三十岁的宋棐卿下得车来，后面是与他年龄相若的青年人，尚有事先得讯赶往车站迎接的经理毕正宣。三十而立，宋棐卿显得更成熟了，他虽内心里滚烫着对临头大难的愤懑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