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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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出门一步，行动受到监视。永安公司被封锁二十四天，经济损失且不说，郭琳爽也过了一段“囚徒”生活。郭琳爽为了求得保护伞，没想到引来的却是日本军管。整个沦陷时期，永安公司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买下土地产权，国货商场却难以开张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全中国浸沉在欢乐之中，上海变成了狂欢的海洋，当了八年奴隶的上海市民终于扬眉吐气，人们跑到大街上，跳呀、舞呀、唱呀，笑得合不拢嘴。
　　　　从雾都重庆派出的接收大员，纷纷来到上海，从敌伪手里接过工厂、企业，码头、仓库，挂上新的牌子，很多大企业均被官僚资本集团所垄断。一些接收大员，过上了“五子登科”（指抢金子、占房子、要车子、嫖婊子、上馆子）、花天酒地的生活。这些人，过去发“国难财”，今天又发“胜利”财。一些寓公、豪绅又恢复了往日歌台舞榭、一掷千金的生活。
　　　　胜利的欢乐也来到了永安公司，太上皇松山滚蛋了，郭氏财团恢复了公司的主权，郭琳爽又施展起他的管理才能。抗战一胜利，永安公司的生意就好起来，销售额十月份比八月份上升十倍多。日本“军管”时期，职工们藏起了一批高档商品，胜利后拿出来被一抢而空。于是永安公司又向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发电报，将一批批洋货源源不断地运回来。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销售额比一九四五年增长近二十倍。永安公司的兴旺，使郭琳爽乐不可支，召开股东大会，提出新的建议，要加大资本额。股东们积极性都很高，一致同意，将公司的资本额由原来的法币一亿元增加到十亿元。郭琳爽抖擞精神，运筹帷幄，使永安公司的营业额不仅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又大大地发展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一个消息，上海地皮大王乔治·哈同，要收回这份产业，因为三十年租期已到。
　　　　乔治·哈同是地皮大王犹太人老哈同的养子。老哈同已于一九三一年去世，大部分遗产落入他的养子乔治·哈同手里。这个乔治·哈同十八九岁就挥金如土，狂饮滥赌，狎妓宿娼，手里没钱花了，就瞒着老哈同到处借钱，然后由老哈同还债。老哈同和他的妻子去世后，乔治·哈同分得了土地百分之五十、房产百分之四十八的遗产。而永安公司租赁三十年的契约恰好在他的手里。
　　　　永安公司请了上海有名的李律师办理这宗旧案。他找到小哈同，询问永安公司租期满三十年后如何收回的想法，能否续订租约？肯不肯卖？几经交涉，李律师回来说；
　　　　“一次卖掉，他倒没封口，只是要美金，一开口就是一百五十万。”
　　　　美金一百五十万，真是个不小的数字。很多人都知道永安公司这块地皮，面积只有八亩五分一厘八毫，1900年老哈同买进时，只花了一万八千英磅。三十年前，永安公司已经付给哈同租金白银一百五十万两，而今又要美金一百五十万元，真是蛮不讲理。
　　　　“不就是一百五十万美金吗？”郭琳爽坚决地说道：“给他，买下产权！”
　　　　郭琳爽不会忘记，他从香港来上海临行前夕，父亲拉着他的手所说的话：
　　　　“孩子，你去上海挑的担子不轻呀！那块地皮的租期三十年，是我在文书上面签了字的，这三十年你一定要管好上海的永安公司，如果管不好，三十年后，连大楼带地皮都是人家的了！”
　　　　郭琳爽默默自言自语道：
　　　　“爸爸，您老的嘱咐，我一刻也不敢忘记，今天，我一定要把它买下来，让这块土地改名换姓，再也不属于哈同的了！”
　　　　在郭琳爽亲自主持下，经过几个回合的讨价还价，李律师竭尽全力斡旋，最终以一百一十二万五千美金成交。郭琳爽在他的一批助手，还有李律师的陪同下，驱车赴上海哈同洋行，在购买永安商场大楼及土地产权的文书上签了字。
　　　　在签字仪式的酒宴上，郭琳爽举起酒杯，向乔治·哈同祝酒，道：
　　　　“我们永安跟哈同家族宾主三十年，到今天算是功德圆满啦！干杯！”
　　　　郭琳爽连干三杯，兴奋异常，他虽然拿出了多年的积蓄，再加上借贷，但终于买下产权，实现了老一辈的夙愿。接着就是实施他重振永安的宏伟计划了。
　　　　他不仅决心要办好上海的永安公司，而且派出人员到南京、武汉去考察，摸一摸那里的情况，能否将永安公司扩充到内地去。他还有一个夙愿，就是辟建国货商场，这是战前早已计划好的事，被一声炮响，将计划化做泡影，至今该是好梦重圆了。
　　　　他亲自带领几个助手，设计装修的图纸，拟定进货计划。提出文具、箱包、教育、运动以及有关文化方面的商品，营业室要布置得富丽堂皇，进货范围要扩大。他说，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提高国货的质量，宣传使用国货，让国货在世界上为国争光，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只要在他有生之年，一定要把国货商场办起来。
　　　　在郭琳爽实施他的宏伟计划的同时，已经搁置了八年多的唱戏爱好，又拣起来了。这时的郭琳爽精神信心倍增，满面红光，眉宇间充满了自信。他早在中学读书时就喜欢唱广东戏，进入岭南大学农学系，他是校剧团的支柱，曾经演出过很多戏，如《荆轲刺秦王》、《山东响马》、《武松打虎》等等，他演戏极其认真，唱、做、念、打，一板一眼，一招一式，绝不马虎半点。他还喜欢演英雄人物，如荆轲、武松等等，进入角色极其逼真，有真情实感，演武松哭哥哥武大郎，悲悲戚戚，情不自禁流下行行泪水，就和真事一模一样。“永安乐社”是专门唱广东戏的粤剧班子，是郭琳爽任上海永安公司总经理期间主持成立的。购买戏装、道具、布景多达几十箱。排戏时后台红烛高烧，香烟缭绕，供奉祖师爷，三跪九叩首，其排场比梨园剧团有过之而无不及。“永安乐社”每排一个剧目，常常要三个月以上，排成后，也和正式剧团一样公开演出。凡是有郭琳爽主演的剧目，票价有时比梅兰芳的戏还要高，观众多是不召自来，争先恐后购票，一睹永安公司老板的风采。郭琳爽来到“乐社”，和演职员们打成一片，有时说说笑话，“演戏场中无大小”，这也是他与职工们亲密无间，共同办好公司的有力保证。自从光复以来，营业额不断上升，买下永安公司地皮产权，筹备国货商场，喜事不断来临之际，有人建议总经理应当排一出戏，郭琳爽欣然应允，道：
　　　　“好，你们推选一个好剧目，等到国货商场开业时演出。”
　　　　“《穆桂英挂帅》如何？”
　　　　“谁演穆桂英呀？”
　　　　“总经理夫人哪！”
　　　　“那我就演杨宗保好啦，明天就开始排练！”
　　　　《穆桂英挂帅》正在紧张地排练，国货商场即将开业之际，一阵新的风暴席卷整个上海，使永安公司又面临危机之中。
　　　　抗战胜利后，永安公司的兴旺发达只不过才一年多时间，到了一九四七年，大量美国商品像潮水般涌向上海。吃的有军用食品罐头、奶粉、奶酪、花生、巧克力、听装牛肉、洋酒、调味品，还有口香糖和香烟；穿的有各种军装，各种内衣、大衣、雨衣、帽子、鞋袜、手套、领带；其他物品有军毯、睡袋、蚊帐、手表、牙刷、牙膏、剃须刀、梳子、镜子、指甲钳、打火机、玻璃裤带、玻璃丝袜、大阳眼镜、钢笔、墨水、信纸、信封、药品、化妆品、草纸到处都是美国货，真个成了“无货不美，有美皆备”的天下。美国货的价格有的只及同类国货的三分之一，有的甚至不到十分之一。美国货如此泛滥地倾销，对我国的民族工商业是个沉重的打击。永安公司经营的商品营业额大幅度下降，上海很多工厂纷纷倒闭，物价急剧上涨。在这样的形势下，国货商场难以开张营业，“永安乐社”排的《穆桂英挂帅》也不能及时演出。
　　　　大量美货倾销中国市场，百货业的职工们十分气愤，他们互相串连，研究抵制美货的方法，有人提议，应当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共同抵制美货。大家同意这个建议。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在南京路山东路口的劝工大楼，“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委员会”召开正式成立大会。
　　　　这一天，永安公司的许多职工都赶去了。上午九点，会场里坐满了人，大家高唱：“赶不走那美军心不甘”的歌曲。郭沫若、邓初民先生登台演讲。这时，一批混在会场的特务大打出手，拿出铁尺、榔头奔向主席团，大批员工挺身而出，拉紧手，保护主席团人员撤退。在与特务的搏斗中，永安公司一个青年店员梁仁达被特务活活的打死。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二九”上海劝工大楼“爱用国货惨案”。
　　　　梁仁达壮烈牺牲，使上海工商业广大职工义愤填膺，惨案后援会迅速成立，规模更大的爱用国货运动在全市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永安公司饭厅里设立了烈士的灵堂，挂起白布，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吊唁。郭琳爽知道梁仁达新婚不久，妻子怀孕在身，他对参予烈士祭悼活动的工作人员说：
　　　　“要使每个上海人都知道梁仁达烈士是提倡用国货被打死的，对他的妻子要照顾好，安排好她的生活，公司对一切悼念祭奠活动，都要尽力搞好。”
　　　　很多员工亲赴梁仁达家，向他年轻的妻子捐款捐物，向其父母失去儿子表示同情和关怀。
　　　　梁仁达之死，对永安公司职工的教育太深刻了；他们曾经尝过英国佬的苦头，在“租界”成为上海的孤岛时，英国一脚踢开了永安公司，取消了注册；当上海沦陷后，他们几乎丧失了永安公司的主权，很想依赖美国这个大靠山，得到美商注册，可是过了不久，又遭受日寇铁蹄的践踏，过了八年亡国奴的生活；原以为就此可能是天下太平了，殊不知美货充斥上海市场，逼得中国的工商企业纷纷倒闭。他们深深感到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没有自己强盛的工商业，总是要吃亏的，难免要遭受别人的奴役，过着屈辱的日子。当然，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郭琳爽的国货商场也难以开张营业。
　　　　内战来临之际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可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以翻身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把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南京政府处于鸟兽散的境地。
　　　　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反动政府遭到了严重经济危机，不得不宣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强迫收兑黄金、美钞、银元，限制物价，冻结工资。稍有头脑的人都明白，这是国民党反动派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了。
　　　　物价越限，抢购风日盛。到十月中旬，永安公司每天只营业六个小时，人如潮水般涌进大门，不问价钱多少，大量购买食品、日用百货。营业额比平时增加十二倍。郭琳爽写给香港总管理处的汇报中写道：
　　　　“沪上抢购之风，日益如炽，所有日用百货，各店都抢购一空，酒楼饭店人满为患，但均无货供应，多呈半停顿状态，升斗小民，欲哭无泪。本公司早为一般人抢购之对象，每日人山人海，半日之间货已购空。因是存底日浅，难于补进，商人至此，诚难乎其难矣。”
　　　　不到三个月，国民党的经济政策彻底失败，电台广播了经济督导员蒋经国的“告上海父老兄弟姐妹书”，宣告对于挽救经济危机已“无能为力”，只得“解冻物价，另筹良策”。广播一结束，物价飞涨，市场动荡，人心惶惶。在这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后的三个月中，永安公司损失流动资金百分之八十，价值相当于四万两黄金。损失如此惨重，永安公司几乎难以开门营业了。
　　　　一九四九年，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彻底被打垮，解放大军就要横渡长江。郭琳爽对国民党早就不抱什么希望，但对共产党也是十分担心。若是共产党掌权，对我这个大资本家会是怎么样呢？
　　　　在此时刻，郭琳爽很希望能听到二伯父、父亲的教诲。恰好在大洋彼岸美国的二伯父曾来信，只是说道：
　　　　“沪上近况均悉，余寝食不安，窃以为自永安创业以来，目睹盛衰，不胜法叹。际此时局动荡，变幻无常，影响至重至大，未来局面更不堪设想也。惟望贤侄等尽力维持，俾得安渡危机，则艰难创成之事业，庶可保存。”
　　　　二伯父的来信只是安慰而已，并未指出良策。能与其商谈大计者，只有堂弟郭棣活，一工一商互相扶持，上海永安两大企业的担子，全挑在他们两人身上。兄弟商谈的焦点就是“走”还是“留”？电话中谈不拢，只能摆到桌面上公开谈，在永安公司与永安纱厂联合召开的董监事联席会议上，曾进行过“去港”、“留沪”两大派的辩论，接连几天，谁也说服不了谁，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父亲郭泉的意见十分坚决，他所关心的就是儿子郭琳爽及其一家的安危，他劝儿子尽快离开上海。曾经打电话、打电报、长途电话、派专人来上海劝说，告诉儿子已在香港大东旅社留好了房间，敦促全家早定行止，从速赴港。对于老父的关心，使郭琳爽深受感动，但他认为，这么大一个公司，不能一走了之，为了不让父亲挂念，他给父亲回信写道：
　　　　“蒙留房屋数处等情，具领大人关怀眷属，男等感篆无似。窃以目前之形势，尚未为非走不可之时，俟事态紧急，自当即行返港，毋劳远念也。”
　　　　据有关文章记述，郭琳爽正在“去、留”之间犹豫不决之时，洋酒部一名叫阿夏的职工找到他说道；
　　　　“总经理，上海很快就要解放了，我们欢迎总经理同我们一起迎接解放，一起建设新上海。”
　　　　“你是”郭琳爽问道。
　　　　“今天我到这里来，总经理已知道我是什么人了吧。”阿夏又说道：“不要听信谣言，民族工商业者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我们是负责保护的。只要你对人民有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郭琳爽与阿夏谈了三四个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