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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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庆龄的努力没有白费。行政院允许将大隆交上海敌伪产业处理局估价。严庆龄获得这一消息，马不停蹄地通过钱大钧打通了各路的关节，将大隆赎了回来。严格棠感到特别欣慰。
大隆是以五千五百两黄金价卖出的，现在的核定赎价七十五亿法币，折算成黄金二千三百两，一出一进，净赚了三千二百两。价款已经讲妥分三期缴付。严裕棠是精明过人之人，他深知：后来日本人加造了锯齿式轻型机工场、铸工场、轨铸场，增加了铸钢电炉一座，添置了从英国人工厂搬来的镗床、横臂钻床，仓库里据说还存放着不少材料和马达。严家已拥有了好多厂，但厂家再多，严裕棠对大隆的感情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淡薄。风风雨雨四十多年了，大隆能够支撑到现在，严裕棠怎么会不感到慰藉呢？在将大隆交给儿子们掌管的日子里。他总是经常到厂里走两圈，看看，听听，闻闻，心理上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愉悦和分外的满足；即使在日伪统治期间，大隆断送给了日本人，改作兵工厂后，他也曾忙里偷闲，在厂门口有意地经过一下，心底翻腾起那遥远的思潮，剪不断，理还乱。严裕棠知道自己并不属于多愁善感的人，但对大隆，他怎么也难于大割大舍。大隆的赎回，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又矗起了一座铁的丰碑。
此时的严庆龄忙得不可开交，为了苏纶的补充和扩建的需要，他已经对泰利作了一些重整旗鼓的措施：聘请了一些技术人员，增招了近五百个工人。此外，他还要兼管泰利事务所。这个事务所自利达银行脱胎而来，不单单掌握泰利的财权，他在常熟开设的三家纱厂以及大隆的资金调拨运用都归到这里，一切都是暗帐，不得不亲自掌握。当然还要靠铁吃铁，严庆龄正在套购官价外汇以进口大批生铁。这是利市百倍的买卖，在外汇上，仅官价变黑市，赚进的又何止十几倍。
免得节外生枝，倒耽误了正事，严庆龄在三天之内，将资委会的主管、副管、不管摆弄得眉开眼笑。
自“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之后，美国在中国的特权变得合法化了，造成了“工业美国、农业中国”、“资本美国、劳动中国”的主仆关系。美国货泛滥于中国市场。甚至连身穿白色服装的美国海军和黄色卡其制服的美军兵士也充斥街头。战事刚结束那阵，他们翘着大拇指向中国人喊“顶好”，中国人也回一声“顶好”。但中国人的这声很快就喊不下去了。国内通货不断膨胀，外汇头寸捉襟见肘，在汇价变更、汇率调高之后，法币更是一日千里，不可收拾。
内战即起，政局动荡。严裕棠再也无意观望了。前些日子，他就授意庆祺去香港开办了恰生纱厂，先占个落脚处再说。关于去台湾开设裕隆机器厂的事，他与庆龄也已商议了很久，看来只是实施的问题了。然而他不能不留恋上海，他对时局还抱着尚未完全破灭的希望。至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严裕棠是不愿意离开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的。
但是不久，一条新闻映入他的眼帘，从明天起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严裕棠向西望着那轮渐渐下沉的夕阳，心中感到无限失望。国运衰颓如此！共产党的军队势如破竹，胜券在握。严裕棠的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感到，几乎触摸得到地感到，是该下决心了。
几天来，他想：这些年来，生产上基本都是由儿子们各自经营的，以后也照此办理。我需马上随庆龄去台湾，将格隆机器厂开设起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家业大致分定了，让他们各自努力去做，免得再受牵掣。大隆和泰利的事交给庆禧，他经过留学深造，具有专业知识，懂管理经营。庆龄掌管大隆有日，掌管中难免在上上下下得罪了一些人，再说这小子脾气刚烈，更是让不少人望而生畏，难保没有仇家，万一有变，恐怕会因此而吃亏。而庆禧则比较随和，比较平稳，让他管理大隆是最合适不过了。庆祺去香港，怡生纱厂初办不久，头绪繁多，自要一一应付，苏州的事只能由庆瑞承当。眼下，美棉倾销甚烈，求保图存也并非易事，庆瑞在苏州不如庆祺路子宽，但没有谁比他更合适的，只有让他承当了。严裕棠无形中想到了长子庆祥，其他兄弟的手里都有实业，唯有他一失足成千古恨，好在他手中还有一些房地产，也可作为筹码继续做下去。
严裕棠站在甲板上，不由想起当年因绑架去香港时的情景。今非昔比，送行的人，有老年人、童年的伙伴和孩子们，甚至连狗都来到了码头。喇叭手奏着离别曲。他的事业、他的朋友、他的童年都在给他送别。
他举起了手，对着所有的人微笑着告别：
“我不会忘记这块自己土生土长的土地永远不会再见！”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离开上海的第十一个年头，七十八岁的严裕棠病逝于台湾。临终前，他的两只手朝着大陆的方向抓挠着。而他那双痉挛着的眼睛，直到医生用手给阖起来的那个瞬间为止，还是流露着遗憾不尽的样子。
（丽君）
康心如和四川美丰银行
康心如（一八九０—一九六九年），祖籍陕西成固，生于四川绵阳。名宝恕，号以行。一九一一年加入同盟会，不久，去日本留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成都筹设中华民国联合会四川分会，创办《公论日报》。后往来于北京与上海之间，参与反袁世凯斗争。一九一九年开始经商，任四川美丰银行协理。一九二六年任经理。依靠刘湘主持，得以迅速发展。抗战期间，自任重庆临时参议会会长。建国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等。并参加了民主建国会。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于北京病故。
县太爷的二公子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历史的长河已经流到了十九世纪末叶，但仍然冲不掉蜀道的陡峭和崎岖。然而，人们或为了谋生，或为了作官，尽管蜀道再险，也要去闯，去攀援。登剑阁，入剑门，人们络绎不绝地走进了天府之国。
这天，秋末冬初，川蜀大地一片凄凉。一辆马车载着康寿桐一家由陕入川。
康寿桐坐在车上，一边吟咏着唐朝大诗人李白的《蜀道难》，一边领略和观赏着山川之险。
康寿桐祖祖辈辈都是清朝命官。他此次入川，是到彭山县荣任县太爷的。
康寿桐一家途经绵阳时，马车上忽然响起婴儿呱呱堕地的哭声。女仆向康寿桐报喜，说道：
“老爷，又添了个公子！”
康寿桐乐得合不拢嘴，心想：
“既荣任县令，又喜添贵子，真是称心如意。此子就叫‘心如’吧！”
这个生在路上的县太爷的二公子，就是未来的重庆金融巨头康心如。
这一年，是公历一八九０年
做为县知事的二公子的康心如，无忧无虑地在县太爷之家长大。
父母的遗传以及家学的深厚与渊博，使康心如自幼聪颖，且才学过人。他耳闻目睹父亲在封建王朝做官的种种经历，便也非常自然地从小就十分仇视封建制度以及封建思想体系，而对西学东进中的新思想、新知识怀有一种天然的热情与兴趣。
据载，康心如从十一二岁起就开始阅读涉猎新报，并从中获取新思想。一九０六年，他十六岁时考入了成都的客籍中学堂。此间，他开始不断地接受其长兄康心孚的思想引导。
当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苦读的康心孚不仅是康心如的大哥，他还是康心如的思想的启蒙者。早年，康心孚在父亲积极推崇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下，也成了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康梁变法”的积极追随者。“康梁变法”最终失败，使康心孚对封建王朝彻底失望。他于是怀着另辟他路拯救中国、收拾河山的决心、理想和一腔热血，毅然东渡日本，在樱花盛开的早稻田，找到了中国的希望。
康心如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先生一九０五年创立的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的中国同盟会，以新的民主思想同资主阶级改良派进行尖锐的斗争。
康心孚为拯救祖国、拯救民众的事业而英勇奋斗的精神影响了康心如。此外，康心孚还在他们兄弟之间不断往来的书信中，循循善诱地向康心如讲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变化以及腐败的清政府必须推翻的道理。当时的康心如，对他远在日本的大哥，简直是怀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崇拜和信仰。他从康心孚的信中所读到的、听到的、看到的，全是他过去所不曾接触过的。而大哥在信中所勾描出的那幅世界发展的景象，同康心如身处的这一块陈旧、古老、封闭、落后、凝滞以至令人窒息的大地，简直有天壤之别。于是，康心孚在信中所宣传的主义和真理就更令康心如这个涉世不深的青年人着了迷。
此间，康心如不仅大量接受了新思想，还身体力行地在四川大量散发康心孚从日本邮寄来的《民报》、《革命军》这一类在日本的革命者创办的宣传民主革命的进步书刊。康心如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感到了他的自身价值的实现。
康心如在革命书籍的熏陶和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热血沸腾，激情满腔，并立志投身革命。他觉得与其在学堂中继续接受旧知识，还不如干脆挣脱出来为革命做一些实际工作。
康心如是个行动性很强的的人。他说到做到，没过多久，就毅然中途辍学，年仅十六岁便大胆地开设了“粹记书庄”。这可以看做康心如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自此，康心如彻底地从按部就班的旧学中挣脱了出来。
在长兄康心孚的支持和指导下，康心如的小书店除了经销金石碑帖一类文化用品外，主要是推销《民报》、《革命军》、《黄帝魂》、《三十三年落花梦》这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书刊以及可罗版画册等。
康心如经营的这家“粹记书庄”虽店面不大，但来此购书的人却络绎不绝，一时间在成都竟小成气候。十六岁的康心如也成为人们议论赞美的对象。
后来康心如回忆当年“粹记书庄”的经营，他觉得书店之所以生意好，是因为他出售的都是适销对路的书籍。因当时的民众对清王朝的统治已普遍失去了信心，但又无力改变，所以人们寄希望于从国外寄来的进步刊物，渴望从中寻找到救国救民的良方。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康心如经销的进步书籍自然是满足了大众的需求，因之他的小小的独此一家的“粹记书庄”才可能行销一时，在书报市场中站稳脚跟，并因此而获利不小。
此时的康心如对他个人未来的发展及前途的认识，尽管是模糊的、朦胧的，也不知道自己今后究竟会干什么，但他还是在书店的经营中，发现了自己对经商还是颇有兴趣，而且是具有经济头脑、嗅觉和眼光的。同时他还坚信他自己是能干好这一行的。但这些在当时不过是一时的兴趣而已，因为无论在民众的心目中，还是在大哥康心孚那些进步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唯此为大的还是政治的维新、民主的革命、民族的觉醒。这才是最最首要的。第一性的。所以康心如在十六岁的时候，并没有选择沿着“粹记书庄”的路走下去，而是以热血男儿的姿态，全力投入了他最关注也最热心的革命运动中。
东渡扶桑
民不聊生，何以经商，于是没过多久，康心如关掉了他的“粹记书庄”，离开四川，到他向往的革命思想中心上海去了。
康心如第一次离开生他养他的家乡，第一次离开了他年迈的父亲和亲人们。
一九一一年春，由上海开往日本的轮船上，一个个头不高、戴着近视眼镜的青年在甲板上，穿过茫茫的蓝色大海，向故国回首。
命运的船把这个青年从遥远的川蜀大地，送往岛国日本，并由那里开始他探求人生的漫漫之旅。
这个站在甲板上被海风吹乱头发的青年就是康心如。船舷上有翻飞的鸥鸟。水天一色中，轮船不时发出沉闷的鸣笛。祖国的大陆已看不见了，上海港也已看不见，而四川成都更是看不见了。
康心如此次东渡日本，正是在重复他长兄康心孚的经历。他们同样操着一口川腔从上海港起程，同样站在甲板上望着辽阔的大海感慨万千，他们同样怀着济世救国的宏伟抱负而到了日’本，也是同样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科。不同的是康山如比他的大哥晚几年，不同的是，因康心如所走的是他所崇拜的大哥的同一条求学、革命、救国的道路，所以他的心情也就更为激动。他觉得，由此他的生活将开始揭开崭新的一页。
在康心如赴日本读书之前，他已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时间。对于一个内陆省份的知识青年来说，上海无论在哪方面都使康心如大开眼界。大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但康心如并没有被这些迷惑。在长兄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他格外关注的是上海的政治经济状态以及民主文化思想。后来，在康心孚的介绍下，康心如在上海很快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决心为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为了储存和培养革命的后备力量，康心孚认为，心如还应首先到日本去深造，唯有在日本才可能更了解外面的世界，对探寻救国之路才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于是在大哥的帮助下，康心如远涉重洋。他信任长兄的安排，甚至这种信任是带有某种盲目性的。
在日本留学期间，康心如以一种深沉的民族责任感，潜心研究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理论，特别是日本这个国家自“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和变化。此间，日本国土上美丽的富士山和漫山遍野的烂漫的樱花，没有能吸引他。他倒是在对日本政治经济的考察中，被“明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三菱、三井那些大垄断资本集团经营的宏伟成就所深深地震撼着。康心如对此惊羡不已，他认为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复兴的开始。而这同样也是使中国国富民强的出路。康心如对三菱、三井式的经营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十分向往这种经济事业。强烈的震撼和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