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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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惜时”，就是要在太平年月扶欹补敝。他认为物极必反是“天地之常经，自然之至数”。他说：“民者，国之堂基也；礼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栋梁也；百吏者，茨盖也；将帅者，垣塘也；甲兵者，关键也”。他提醒皇上，要“以此承平之时，立纲布纪，定万世之基”、“失今不为，已乃顿足扼腕而恨之”，就来不及了。
所谓“远谋”，就是要在太平之时想到非常之时。他称：有的君主遇到天灾人祸，常常埋怨前人“将士之不选，士卒之不练，牧守之不良，仓库之不实”，而忘了自己在太平年月“晏然自以为长无可忧之事”。他告诫皇上不要相信一些愚人所谓“勿责目前之近功，期于万世之治安”那样的鬼话、空话。
所谓“重微”，就是治国要防微杜渐。“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悲辞，启侥幸之途；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惜名器，导潜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押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
所谓“务实”，乃治理国家要多办实事，少玩花招。他认为：“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基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洁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才能，课功状，审官之实也”。治国安邦应当“先实而后文”、“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益也。”
司马君实对社会弊端深刻而不留情面的揭露和一系列革新主张，为大宋王朝至尊敲响了警钟。无怪宰执富弼曾说：“若君实者，可谓实过其名也。”
他的“立嗣之功”是忧君之忠。仁宗嘉祐元年，皇上无嗣，储位空悬，他继谏官范镇之后，多次上疏奏请仁宗皇帝早日立嗣，以应不测，保持朝廷稳定。他大胆建议：“大宗无子，则小宗为之愿陛下择宗室贤者使摄储贰，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次则全典宿卫尹京邑，亦足系天下之望。”并冒着被砍脑袋的危险，进宫面奏仁宗皇帝，促其立濮王赵允让之子赵曙为嗣。在仁宗病危之际，又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促请宰执夜召赵曙进宫继承了皇位，避免了大家王朝因争夺皇位而可能出现的内争。“立嗣之功”还在于：没有六年前的赵曙继位，哪能轮到今天的赵顼当皇帝啊！
他的“《通志》之绩”是忧世之忠。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意欲删繁取要”，遂成《通志》八卷，上起战国，下达秦二世，进呈英宗皇帝，“善可以为法，恶可以为戒”，以资治道，确保万世之业。英宗欣赏其忠心，命续其书，并设置书局，准其自选助手，准其费用由大内开销，给予机构上、人事上、费用上的保证。赵顼继位后，亲自作序，以待书成，并赐以《资治通鉴》书名，令其早日完成文治上的这一壮举。
司马光忧国、忧君、忧世的忠心，坦直无隐的言论，严谨肃穆的作风，成为朝野清正官吏的典型。三十年间，他从华州判官起步，沿着国子监直讲、知太常礼院、集贤院校书、并州通判群牧司判官、判三司度支勾院、知谏院、御史中丞等台阶，一步一步地走到天子的身边。赵顼即位后，对他“敬若著龟”，不到两年时间，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权知审官院，不仅成了年轻皇帝的老师和顾问，而且成了朝廷重臣任免的审定参与人。知遇之恩使得老司马更加忠于王事，时刻为年轻的皇上操心，以图塑新皇帝为舜禹之君。
可近一年来，司马光连续两次与王安石争论的失败，在他的心头，留下了厚厚的一层疑虑和不安
一次是“讼案”之争。
熙宁元年（1068年）三月二十一日，大理寺把一件刑部与登州争论难决的“谋杀已伤案”上呈皇帝裁定。赵顼诏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等人共议。共议初时，照例是判大理寺介绍案情：
山东登州十六岁少女阿云，在母丧期间与一男韦阿大定婚。阿云极美，阿大极丑，阿云心中苦楚，遂于夜间收割黍谷时，乘阿大困睡之机，挥起镰刀谋杀。连砍阿大十刀，男伤未死。深夜弱女杀男，已是奇闻，况且是美女谋杀丑男，更增添了奇闻的色彩。于是，由震动村落而哄传于州府。三里加盐，五里加醋，十里之外，已成五色艳闻，花色斑斓，大伤风化。州府得知，急捕女犯归案，严刑审讯，阿云供认不讳。登州知州许遵，以“伤人自首”为由，判“罪减二等，不当绞”上报朝廷。刑部、大理寺复审此案，认为应判女犯以绞刑。
判大理寺话语刚落，翰林院议事堂议论哄起。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范镇（字景仁）大谈风化败坏之忧，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字禹玉）叫嚷此案传闻之奇，司马光和王安石借此案议论刑律过宽过严之弊。突然，王珪又向大理寺提出询问：
“‘其女极美，其男极丑’两句，作何解释？”
杂声停落，判大理寺一愣，喃喃回答：
“据审案官吏称：其女之美，艳若桃李；其男之丑，奇丑无比。”
王珪追问：
“此案有无奸情？”
判大理寺急忙摇头。
王安石此时大笑而语：
“禹玉议案寻奸，可见心中已伤风化。”
王珪发窘，欲与王安石争辨，司马光安抚王珪亦助王安石嬉曰：
“介甫老友言之差矣，禹玉此时，只是心中有妓而已。”
哄笑声乍起，连终日肃穆的范镇也笑出了声。不期皇上赵顼于笑声中步入议事堂。司马光等急忙跪地迎驾。赵顼高兴地说：
“朕回宫经过此处，忽闻笑声朗朗，特来分享诸卿之乐。卿等继续议商，朕默坐听闻。”
皇上给“共议”带来了拘谨，也给“共议”带来了严肃和认真。片刻沉默之后，范镇说话了：
“去年山东曾发生儿子谋杀父母之案，今年又出现这妻子杀夫成伤之事，风化败坏如此，令人担忧。重刑治乱世，此女犯决不可减刑轻恕。”
王珪急忙附合：
“俗话说：妻美不是福，夫丑不是祸，这双男女都是糊涂虫，连这个道理都不知，能不闹出人命吗？女犯艳若桃李，岂能冷若冰霜，必有淫乱之心，决不可恕，当处以绞刑！”
王安石这时却发出一声感叹：
“唉！其女艳若桃李，即使不能冷若冰霜，又将如何呢？”
司马光闻王安石的感叹而暗忖：介甫在同情女犯啊！是啊，婚不如意，痛苦终生，情恨难伸，动之刀斧。可惜，可怜，亦可同情。但“法”却是无情的！
范镇不悦，他就是看不上王安石这奇特怪异之气，便冷声地顶了一句：
“其男奇丑无比，就该送掉性命吗？此等女犯，若不处以死刑，要法何用？”
赵顼似乎察觉了范镇与王安石之间有些意气，微微一笑，询问司马光：
“司马先生有何高见？”
司马光急忙站起，拱手禀奏：
“臣附景仁、禹玉之说。凡因犯他罪，本无杀人之心而伤人者，情可宽宥。女犯阿云不满意于婚配，乃人之常情，可哀可叹，但嫌夫丑陋，故而谋杀，初不陈首，经官司执审，将行拷打，方肯招认，情理如此，刑律难悯。若予以宽宥，窃恐今后贼杀横行，良民遭殃。当处女犯以绞刑，登州知州许遵之请，可不予听纳。”
皇帝赵顼点头，询问王安石：
“介甫先生有何见识？”
王安石神情严肃，拱手而语：
“臣另有陈述。此案发生之本源，乃男女婚姻不配所致，弱女苦楚难忍而伤人，是对天命婚姻之抗争，不失为烈性刚强之女，令人钦服！而且招供也是自首，理当减刑，活女子一命。”
好一番奇谈怪论！
王珪瞠目。
范镇木呆。
司马光望着王安石摇头苦笑。
皇帝赵顼突然发出一串爽朗笑声。标新立异，胆大奇崛，不同凡响，“变法”不正需要这样不拘一格的人吗？
“介甫先生高论，甚合朕意。”
皇帝一捶定音。
再一次是“理财”之争。
熙宁元年八月十四日，朝廷重臣议事于延和殿。福宁殿宦侍传来皇帝谕旨，诏令商议河北灾情救济之策，以解国用不足之虑。王珪提出：今年郊祭赏赐东西二府大臣都不领取，节省的银两可用于救灾。司马光附王珪之议，并大胆倡议：两府大臣节省的赏银只有二万两，不足以救灾。节省赏赐应当从皇帝身边的官吏作起，文臣两府、武臣、宗室刺吏以上官吏，都应当减半赏赐。其节省赏银，全部用于救灾。
王安石听后又是摇头：
“赏赐，每人三千，区区小数。若不赏赐，有伤国体。再说，国用不足，并非朝廷当务之急。”
司马光不解，诘问：
“国家自真宗皇帝末年，国用已显不足，近几年更甚，何言非当务之急？”
王安石回答：
“国用不足，那是因为朝廷没有一个会理财的大臣。当务之急，是要有一个会理财的财神爷。”
这回轮着司马光摇头了：
“善理财者，不过是会玩簸箕敛尽民财罢了。民穷为盗，非国家之福。”
王安石挥臂否定：
“不然，我所说的‘善理财者’与你讲的‘善理财者’根本不同。我说的善理财者，能够做到不加赋税而国用足。”
司马光站了起来，双手一摊：
“介甫，介甫，天下有这样的理吗？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官府。‘不加赋税而国用足’，不过是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骗汉武帝之言，太史公司马迁以此讥笑汉武帝之不明。此论岂可以为实啊！”
王安石也站了起来，诚恳而语：
“君实啊君实，你的胆子大一点，你的心思活一点，你的迂腐之论就会少了”
第二次争论的结果，皇上赵顼又同意了王安石的设想。
司马光不知自己错在何处而老友王安石对在何处。
宋代翰林学士的职能，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而提高，至仁宗年间，已成为集权制理论上的诠释者和实践上分割宰相权力的牵制者。他们为皇帝出谋划策，以备皇帝选择；承担咨询，为皇帝提供历史证据；起草内制，削弱宰相执掌诏命之权；他们参与机密事务、议论时政、评品宰执，从而在事实上、心理上独立于宰执之外，直接听命于皇帝，成了“内助天子”的智囊团。他们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只能牢牢地依附于皇帝，成了皇帝的心腹，也就具有较为自由的发言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针砭时弊，有益于政治清明。因为他们唯皇帝是用，在一定程度上，又助长着皇帝的专制。司马光正处于这样一种特殊地位。
近半年来，司马光除了每日进迩英殿进行两个时辰的“侍读”外，不再议论朝政，以免干扰皇上在王安石扶助下的思考和决策。皇帝似乎理解他的心情，也不再更多地提出朝政方面的事情询问。这样，司马光便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书局这个不大的空间。读书、思考，与眼前这几位年岁不等的朋友谈史论道，进行编纂《资治通鉴》理论上、体例上、资料上、技术上的准备。
他尊重太常礼院博士刘攽（字贡父）。这个身躯不高、举止随和、不修边幅、耿直坦荡、年已四十七岁的江西人，自幼刻苦自励，博览群书，精于汉史，而且往往于诙谐成趣中，化解史料上迷离扑朔的难题。“贡父，天生史学之才也。”
他欣赏刘恕（字道原）的才智修养。这位身材高大、道貌岸然、语出惊人、年仅三十七岁的翁源县令，简直是史学上的奇才。“奇”有三：一，在当代文人学士中，真正称得上“博览群书”者，唯此一人；二，博而不呆，深而不滞，是解决史事纷错难治的能手；三，赞语无所藏，抗言无所避。“得史圣司马迁之真谛者，道原也。”
他更喜欢二十八岁的范祖禹（字淳甫）。这个天资聪颖、英俊多才的年轻龙水县令，虽是原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范镇的从孙，却毫无纨绔之气。精研学业而富有主见，锐意进取而沉稳从容；无哗众取宠之心，有究根问底之志；节衣俭食，甘于寂寞；勤于探索，自强不息。“他日史家有继，必此子也。”
也许因为“变法”风雨即来，也许因为王安石就任参知政事的消息已从大内传出，也许因为半年前延和殿里那场“理财”之争仍在司马光的心头回荡，也许只是因为修史需要，他们今夜议论的话题，是汉武帝时治粟都尉桑弘羊推行盐铁酒类官府专卖的一段史实。
此刻，精于汉史的刘攽正在从容地谈论：
“汉武帝元狩年间，国库日虚，匈奴压边，治粟都尉、领大司农桑弘羊，组织几十万人屯垦戍边，以御匈奴进犯，确是一件有远见的决策。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他敢于从豪强、富商、大贾手中夺取盐铁酒类私营之权，一变而为官府专卖，也是一件极有胆略的举动。这个举动的直接功效是：削弱了各郡国的势力，打击了豪强的高利盘剥，增加了官府的钱财收入，于国于民还是有益的。所以，对桑弘羊这个人，我们应当予以注意”
司马光很自然地从桑弘羊就想到了王安石。又从王安石想到刘攽，王、刘私交甚厚，不知史论是否受私情所扰。
范祖禹向刘攽提出质询：
“桑弘羊屯垦戍边的决策，从汉以来，似无疑议。但他官营盐铁酒类之举，太史公司马迁似乎不以为然。太史公以为桑弘羊官营盐铁之论，是蒙蔽了汉武帝，故而太史公讥笑汉武帝‘昏暗不明，所用非人’。贡父公以为太史公这个评论公允吗？”
司马光微微点头。他喜欢范祖禹这种敢于向汉史权威提出挑战的精神。
刘攽朗声一笑，谐趣地说：
“太史公当然是圣明的，但不是每句话都高明。他老人家对盐铁酒类和黎庶细民吃穿费用的了解，大约和我们一样外行，决不会比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