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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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踏着梆鼓声在宦值引导下走进御堂。
这场深夜里的君臣会见，是在君臣之间从未有过的。会见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进行。
皇太后、太皇太后的驾临福宁殿，不仅加重了苏轼、司马光在琼林苑晋见中所言所论的分量，而且中止了年轻皇帝游移不定的心，他决意按照苏轼“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的三句谏言和司马光关于吕惠卿“奸巧非佳士”的参奏，重新考虑“变法”的方略。
皇太后、太皇太后的驾临福宁殿，同样也给王安石增加了极大的压力。当他在宫门等候晋见听到这个消息时，几乎震惊晕迷。他知道，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对苏轼、司马光印象极佳。特别是对司马光敬重如师、从谏如流。这个突然情况的出现，极不利于自己对皇上的规劝和开导。他本想返回府邸，再待时机，但觉得既然来了又突然离去，不仅是对皇上的不敬，势必引起皇上对自己的猜疑，使苏轼、司马光参奏之论在皇上心底深扎其根。硬着头皮顶着上吧，现时的一切，只能靠自己的胆量了！
君臣在礼见之后，赵顼皇帝神情肃穆地开了口：
“三个月来，‘变法’声威惊天动地，朕心甚欢。欢悦之余，冷静思之，‘制置三司条例司’之设，各路巡察使之遣派，议行变更科举考试之决定，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了？”
王安石心头一惊，几乎“啊”出声来，皇上的态度果然变了！这可能就是苏子瞻前日在琼林苑的谏言吧？在子瞻历来的主张中，贯穿着一条鲜明的古训：“欲速则不达”。这条“古训”，虽有合理之处，但与现时“因循苟且”之弊相近相通，是断乎不可容其蔓延的！至于“变法”之举是否“操之过急”？看怎么说吧。“变法”这样翻天覆地的大事，事先未与二府、三司议商，一声霹雳，轰隆而出，当然是“操之过急”了。但朝廷群臣因循成习，几近麻木，中枢重臣存心反对，故作聋哑，能“议商”得通吗？就算你能做到“诚之所至”，那些“金石”仍然不开呢？难道“变法”就不搞了吗？天下的许多事情，就坏在貌似公允实则糊涂的想法上。只有采取霹雳手段，才能打开僵局，才能出现震动。震动的本身，就是“变法”的开始。在此实情之下，“急”是极为正常的。他也间忧“急”，但“变法”已始，更患急停。
王安石昂起头颅，从袖里抽出《均输法》，呈献皇帝：
“禀奏圣上，这是‘均输法’的条款和实施方案，臣连夜呈上，请圣上裁定，以便早日实施。”
赵顼皇帝被王安石这镇定的、突然的、近于胆大包天的不是回答的回答弄懵了！他惊异地打量着王安石说不出话来。
王安石拱手禀奏：
“圣上，‘变法’之举，有人以为‘操之过急’，而臣以为‘行之过慢’。圣上，近三十年朝政之弊，臣以为就出在一个‘慢’字上。慢而生懒，懒而生怠，怠而因循苟且，遂成世风。‘操之过急’之论，形似有理，实为谬误。不以急风骤雨，何以洗除积弊？不以霹雳手段，怎显圣上神威？圣上，‘变法’任重道远，人生暂短，臣今年已五十岁，能不与时日相争，以期尽早完成圣上所托吗？”
“操之过急”原是苏轼品茶之间脱口而出的，经不得王安石一通雄辩。加之王安石一颗滚烫忠心，赵顼大受感动，他又“变”回去了。“三、五年以成大业”的憧憬又浮在心头。他强忍着情感上的波澜，才没有失态。他神情仍作肃穆状地又问：
“吕惠卿为人如何？你了解吗？”
吕惠卿，城府深沉而令人难以捉摸，智者共见。但才高而机敏，亦为智者共识。此人是“变法”中唯一可以借重的人物。不仅可以借重其才智和毅力，实践自己的设想，还可以借重其谋略决断，行事果敢，对付“变法”的反对者。王安石心中有数。但此刻他想的是只要自己以强硬和自信，坚定地顶住苏子瞻和司马君实的谏言，皇帝才会完全倒向自己一边。他以不容置疑地口气回答皇帝赵顼：
“吕惠卿，当代英才，学贯古今而通晓百家。欧阳修曾誉为‘文学辨慧’，富弼曾誉为‘后进俊彦’。臣与吕惠卿相识于常州，至今十年有余，深信欧阳公与富宰辅之言确非虚论。以臣观之，学先王之道而能用于今世者，当朝唯吕惠卿一人。圣上请览《均输法》文本，此法之成，全赖吕惠卿之力。其思维之锐进，思虑之精密，决不在当代人杰司马光、苏轼之下”
赵顼心动而无语，翻开《均输法》借着烛光浏览几页，忽而掩卷厉声询问：
“吕惠卿既然如卿所论，何以有人以‘奸巧’、‘阴毒’恶之？”
王安石看得明白，此刻皇帝的声色俱厉，不再是因为“操之过急”和“奸巧非佳士”，而是转向这些言论的参奏者了。他及时抓住年轻皇帝的这个变化，抛出了他从吕惠卿、曾布、谢景温等人议论中汲取的精华，向赵顼性格中最敏感的部位出了一招：
“圣上询问极是。‘变法’之举刚刚开始，新法至今无一项推行，何以有‘变法乃残民之术’、‘变法必有覆舟自焚之祸’之说？臣思之再三，其源在于圣上欲以先王之道变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轻重。如果流俗权重，则天下之权归流俗；如果圣上权重，则天下之权归圣上。话说得明白一些，就是朝廷里有些人正在与圣上争权啊”
王安石一下子捅到皇上赵顼的疼处，赵顼一跃而起，拍案而语：
“若有人以败坏先王之道而诽谤‘变法’，朕决不宽恕！”
王安石急忙叩头高呼：
“圣上英明。”
皇帝赵顼扶起王安石，信任地说：
“朕得卿，如得良师，不再迷茫了！来，我们连夜敲定这《均输法》吧！”
王安石举袖拭去额头上的汗水，舒了一口气，微微地笑了。
篇九
皇宫·王府·苏府·
一个惊人的消息从皇宫传出·家伎、官妓、娼妓，大宋京都的晴雨表·御史中丞吕诲亮出了反对“变法”的旗帜·一篇离奇的《奸论》哄响京都·罢贬狂潮席卷而来·
皇帝赵顼在琼林苑召见苏轼、司马光之后的半个月里，朝廷异常平静。除了王安石每日进入宣德门处理朝政日常事务外，“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人物，如吕惠卿、曾布、章惇、苏辙等，都似乎一下子销声匿迹了。御史台、谏院的官员和二府、三司因“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而丧失权力的臣僚们，熬着早至的酷暑沉默着，心烦意乱地注视着皇宫里的一切动静。
六月初，一个惊人的消息从大内皇宫传出：皇上焦虑成疾，皇太后、太皇太后深夜驾临福宁殿探视了皇帝的病情，王安石被深夜召见，受到了皇太后的严厉训斥。
这则消息明显地意味着“变法”要完了。可靠吗？御史、谏官们没有查实就相信了。二府、三司官员探知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确有深夜福宁殿探视皇帝“病情”之行，便深信无疑。于是，他们着魔似地欢腾起来。家蓄歌伎者，饮宴歌舞，通宵达旦；家无歌伎者，重金聘请，日以继夜。以致院街、马行街、曲院街、鸡儿巷、麦秸巷、杀猪巷有点名气的酒楼、妓院的歌伎、娼妓供应不敷，甚至曾出现争请之战。京都的文人们兴致极高，但因囊中羞涩，只能携拥野妓、暗娼夜游御街，在路灯荧煌和月色朦胧中狂舞高歌。
家伎、官妓、娼妓、暗妓、野妓，大宋京都的晴雨表啊！
六月十一日，一声霹雳，“均输法”出台了。“均输法”宣布：为供应京城皇室、百官、军队的消费，朝廷拨给内藏库钱五百万贯，上供米三百万石，以供周转的费用。发运使掌握淮、浙、江、湖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六路每年应该上供和京都每年所需物资的品种、数额以及库存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交易蓄买”，贮存备用，供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试图由朝廷“稍收轻重敛散之权”，调节供求关系，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同时，以陕西转运副使、五十三岁的薛向为东南六路发运使的实施机构出现于京都。派往一淮、浙、江、湖推行“均输法”的新进官员，突然从京都一下冒了出来，乘车的乘车，策马的策马，旗帜堂皇，轰轰隆隆，示威般地穿过东西大街，分六路奔驰而去。
府邸里的歌舞，哑了，停了。
家宅里的酒宴，凉了，散了。
御街上的夜游，冷了，垮了。
御史、谏官和二府、三司的官员们又一次遭到了嘲弄。他们怒火中烧；从大内皇宫传出的消息原来是假的！一定是王安石故意放出来，用以掩盖“均输法”的出笼。真是欺世骗人的卑鄙伎俩啊！
他们骂对了。但放出假消息的，不是王安石，而是吕惠卿。这个“伎俩”，不是出于吕惠卿有意嘲弄，而是出于他性格上的“奸巧”。一种超越众人才智的“奸巧”啊！
重臣们恨得咬牙切齿。这个“均输法”的出笼，简直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出笼的重演，完全是故意蔑视二府、三司。而薛向任东南六路发运使的设置属官和六路新进官员车粼粼、马萧萧地游街出京，则完全是“招待新进勇锐之人”的扬威仪仗。王安石啊，骄赛阴贼之徒！
他们骂的当然也有理。王安石确实有些“骄蹇阴贼”。如果说“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是“操之过急”，那么，这个“均输法”的出笼，就是“突然袭击”了。错而不改，变本加厉，还不够“骄蹇阴贼”吗？但，这种“骄蹇阴贼”也是他们反对、弹劾、抗争造成的，不“骄蹇”，“变法”就得煞车；不“阴贼”，新法就不能推行。王安石“用心太急，自信太笃”的执拗性格和刚毅果敢、锐意进取、不待时日、不畏艰险的品质决定了这次“突然袭击”的出现。王安石的本意也许是为了避免激烈的抗争，但却引起更加激烈的争斗。
二府、三司失却权力的大臣和谏院、御史台的官员们，开始在沉默中聚集力量，盘算谋略，睁大眼睛注视“均输法”的实施中有何纰缪，准备伺机反扑。
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风风火火、轰轰烈烈地在淮、浙、江、湖六路（淮南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设置机构、招徕官员、组建官船、招募客舟。开始了朝廷“稍收轻重敛散之权”的均输，打击富商大贾的囤积居奇、从中盘剥，以图达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设想。
汴河上的漕运船队一日一日地增多，桅杆如林，锦帆蔽空，全国最富庶的东南六路的漕粮百货渠运而来。漕运号子声震动京都，日夜不停，为繁华的京都又增加一景：“汴河锦帆”。
在日夜回响的漕运号子声中，闭门不出的司马光，以他特有的沉稳，投入了日以继夜的书局事务，又送走了半个月时日。前天，他的助手刘攽因其哥哥刘敞（字原父）病故将近周年，回江西新余老家扫墓去了。他的另一位助手刘恕，因已调书局供职，也返回翁源县交割事务去了。书局的工作暂停，这就给了他潜心研究《均输法》条款的足够时间和精力。
司马光研究“均输法”的初衷，原只是想摸清皇上突然决定加速推行新法的意图，其中也许含有寻找其中谬误的动机。但在一夜半天的研究之后，他竟奇异地萌生了兴趣，认为这部“均输法”若能切实实施，也许真是一部求治有效的妙方之一。他顺手推开儿子司马康送来的午饭，闭目凝神地悉心琢磨。
范祖禹走进书局，看见桌案上未动的饭菜和展开的《均输法》文本，以为老头子又在为“变法”生闷气了，不觉微微摇头，迟疑片刻，轻步上前，低声叫了一声：
“老师”
司马光忽地睁开眼睛，目光闪亮，顺手就把《均输法》文本推给范祖禹、激动地说：
“淳甫，这是介甫制定的《均输法》，你看看！”
范祖禹以为司马光因气愤所致，急忙宽慰：
“老师正在治史，不必为眼下的事情过分操心。”
司马光看出范祖禹误解了自己的意思，笑说：
“治史为了资今。否则，治史何用！”
范祖禹愕然。
司马光兴致极好：
“这部《均输法》，是介甫才智之所集，很值得一看的。”
范祖禹惊讶了。这部“均输法”文本，他已在祖父范镇府邸看过了，结论是“纲”极佳而“目”极缺，缺少预防消极后果的措施。他不敢把这个看法告知祖父，因为祖父根本就没有理睬这样的文本。他此刻来到书局，就是想探知司马光对这部文本的看法的。如果能借重这位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力，把自己的看法奏知皇上，以弥补此法之缺，不是比御史、谏官们的一味反对强多了吗？他了解司马光这个老头子的为人，在朝廷群臣面前，神情严峻、不苟言笑，语不虚发，令人敬畏，但在与后生学子的交谈中，却慈祥随和、乐于争辩，毫无凌人之气。出于尊敬，他捧过“均输法”文本，坐在司马光对面，请教说：
“能为老师赞赏者，必有创见之处。请老师示知。”
司马光持须而语：
“我朝建都汴京一百零八年来，为供应皇室、百官、军队、市民之需，特在东南六路设置发运使，负责督运粮盐百货。近几十年来，官吏因循，不问丰年灾年，不问需要多少，不问价钱贵贱，一律照章而行，致使运费浩巨，供应不协。物品缺时，高价收购；物品多时，半价抛售。富商大贾囤积居奇，左右市易，上赚国库银两，下敛黎庶之银。此法主张粮盐百货漕运官营，强调‘徒贵就贱、用近易远’之原则，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之资，并提出“从便交易蓄买”，以避免富商大贾之盘剥，也许可解国库匮乏之忧。”
范祖禹头点：这就是他认为的“纲”极佳之处。但“目”呢？老头子不会见而不察吧？他再次拱手请教：
“老师教诲，我记住了。此法有无偏颇之处？”
司马光慈和地望着范祖禹：
“历代安业乐富之道，在于农尽力、工尽巧、商贾流通。此法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