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1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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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长者姓名？”
老者默而不答，闭目摇头，哂然一笑。
老者这一笑，蓦地引起了苏轼年久的记忆，他霍地站起，激动地呼喊：
“长者乃京瓦‘讲史大师’曾老前辈曾无党啊！”
老者长眉一耸，神情木然，冷声闭目回答：
“曾无党，孤身无党啊，他已经死去了。‘讲史’，‘史’难讲啊，王安石的‘史’，讲不得；苏子瞻的‘史’，无法讲；司马光的‘史’，他自己正在讲啊！西京洛阳来的‘梨园之友’，你认错了人，忙你的正经事去吧！”说罢，箝口低头，不再理会苏轼。
苏轼心神震悸，民间终有一笔是非帐，现时虽然不讲，后日将会清清爽爽的托出。野史也许就是这样形成的！他向老者深深一揖，转身离去。他的脚步疾速，着地“噎噎”作响，苏轼向董太师巷司马光的府邸走去。
篇十七
汴京·司马光府邸·政事堂
苏轼与程颐的相识、罢废“募役法”
“糊涂”的苏轼语出惊人、新的纷争爆发了·
董太师巷司马光故宅的租主是十月底租期满约后搬出的，老仆吕直提出“修缮房舍、以去旧色”、被司马光以“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为理由而制止，遂于十一月初从“春官居”搬进故宅。同时，司马康带着家人和书籍由洛阳独乐园移居于此。屋内的布置又恢复了十五年前的情状，偏院后寝七间，原是书局，现时成了司马光的书房和接待客人的客厅。
苏轼急急走进董太师巷，远远望见一个老仆弯腰执帚在司马府邸门前打扫阶径，他猜度必是老仆吕直，便放慢了脚步。这位勤劳的老人，老而不衰，手脚不闲，也染有司马君实俭朴之风啊！及至走近细瞧，果是吕直，尚未开口相呼，却被吕直发觉。吕直抬头呵呵大笑，扔下扫帚，急忙迎上，拱手为礼，热情地转达着主人殷切之意：
“子瞻先生大安。秀才今日早膳时，得知子瞻先生昨日已由登州回京，即命老仆去白家巷苏府迎驾，可借晚了一步，先生出访了。”
苏轼与吕直极熟，且喜欢这位老人的戆厚耿直，以“吕伯”称之，急忙拱手还礼：
“你老大安。谢吕伯操劳了。十五年不见，你老还是如此结实硬朗啊！”
吕直挽着苏轼的双手，眯着眼睛打量着：
“十五年啊，子瞻先生也长出白发了。可人还是没有变，眼睛还是带笑的，眉毛还是带喜的，说话还是没掩没藏的”
苏轼笑：
“谢你老吉言，一见到你老，我自个儿也觉得无忧无愁了。请你老快为我向司马大先生传禀吧。”
吕直仗义作主：
“不用向秀才传禀，子瞻先生驾临，秀才高兴还来不及呢！”
苏轼打趣地说：
“吕伯啊，你老怎么还是一声一声地称大先生为‘秀才’，过时了，叫不得了。”
吕直不解。
“你老想想，现时大先生已不再是‘秀才’，而是执政握权的宰相，比‘秀才’大十倍百倍了。若仍以‘秀才’称之，大先生自然不会见怪，但朝臣们会笑你老头脑古板，赶不上趟的。再说，大先生今后要时常接见诸国使者，你一声‘秀才’，诸国使者一听，会说咱们大宋没有‘能人’。叫一个‘秀才’管理朝政，这不就全砸锅了吗？今后就以‘相公’称大先生吧！”
吕直连连点头，连声说“好”，遂挽苏轼手臂登阶入府。
苏轼行至厅堂，忽被堂前巨大屏风上司马光亲笔书写的一帧“条幅”吸引，便驻足观看：
访及诸君，若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犊闻于朝
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书宠谕，终无
所益。若光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吩咐吏人令传入，光得
内自省讼，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计，并请一
面奏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某再拜咨
白。
苏轼拊掌叫绝：
“笃诚廉洁，光明磊落，革故鼎新。邪魔却步，此司马君实之‘泰山石’啊！”
吕直自得地介绍说：
“秀才，不，相公入京，朝廷不少官员，前来拜访，‘有的怀揣私笺求官，有的手提盒子送礼，有的说是秀才，不，是相公的门生，有的说是相公的朋友，到此一看这个条幅，都傻眼而后转了。昨日，相公老家来了一位表亲，名叫刘蒙，以为相公做了大官，必定有许多银两，前来讨要，适逢相公用餐，遂与相公共桌而食，见桌面上只有青豆一盘，白菜一碗，鸡蛋一碟，刘老先生惊问：‘相公以此为食？留金银而生蛋吗？’相公笑而作答：‘光不敢锱铢妄取于人，每月所得，薪棒而己，若有金银”珠宝，表亲可抄查带走盖房置地，富其家室。’刘蒙空手而归，出门回头顿脚而叹：‘司马光，傻官也。’”
苏轼大笑：
“吕伯，我可也是大先生的故交啊。”
吕直戆直地说：
“你一不求官，二不送礼，两手空空，心里没鬼，秀才，不，相公请还请不来呢。”说着，挽着苏轼向偏院客厅走去。
苏轼来到司马光客厅门口，看见司马光正在和一位道貌岸然的学者交谈。便收住了脚步。吕直轻步走进客厅，低声禀报：
“秀才，不，相公”
司马光回头，目光诧异地望着吕直，微微一笑：
“不称秀才称相公，是苏子瞻教你的吧？”
吕直哧哧一笑：
“称呼‘秀才’过时了，叫不得了，秀才现时已是‘相公’了。相公，子瞻先生已在门外。”
司马光急忙站起迎接，口中高喊着：
“苏子瞻，我有一仆，忠厚老实，还是被你教坏了！”
苏轼跨步进入客厅，急忙拱手施礼：
““大先生安好！夫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在为大先生‘正名’啊！”
司马光大笑，抚着苏轼上下打量，神情激动，泪花濛濛：
“好，好，盼你早日回京，回来了，好，好啊！直，快置酒席，为子瞻接风！”
吕直应诺而去。
苏轼亦怆然含泪，望着形容憔悴，齿发无几，但精神抖擞，情谊感人的司马光，笑语哽咽：
“苏轼罪愆深重，累及大先生，心神愧作”
司马光摇头，急忙把身边的客人介绍给苏轼：
“此人乃程顾正叔，程颤伯淳之弟，濂溪先生周敦颐之高足。今日方抵京都。”
程赜一脸庄穆，周身肃气，向苏轼一揖：
“久闻苏子瞻先生高名，今日得晤，慰平生之愿，相见恨晚耳。”
苏轼亦肃然一揖：
“久慕濂溪先生胸次如光风霁月，早有‘夫子岂我辈，造物乃其徒’之叹。伯淳、正叔，濂溪双壁，世人仰之，今得谒正叔先生，三生有幸，乞今后多加指点。”
司马光作趣：
“正叔不苟言笑，动遵礼仪，竟使苏子瞻规矩其行了。”遂挽苏轼、程颐落坐，品茶相欢。
程颐，字正叔，洛阳人，时年五十二岁，与其兄程颢同从学于理学家周敦颐。其人仁宗皇祐年间曾任太学学职，后二十多年间，大臣屡荐不仕，潜心于理学研究，以“天理”为认识的最高境界，有“天理云者，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之说。他崇尚汉代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学说，宣扬“天人之间最可畏，作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作恶则千里之外违之”。他认为“人欲”是通悟“天理”的最大障碍，主张“窒欲”以达“天理”：“人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不知，则至于灭无理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再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觉莫要于思，唯思为能窒欲。”其人由于学“理”入迷，修其身心，其色甚庄穆，其言多讽谏，其行以师道自居，成了宋儒的典范。也许这种“理学”与司马光心中的某些理念相通，也许这种“理学”有助于司马光“革故鼎新”治乱的需要，六月，司马光荐程颐之兄程颢为宗正寺丞，程颢未及就职而病故。九月十五日，司马光以“江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仪，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圣慈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神益风化”为由，荐程颐为秘书省校书郎。程颐在两个月的迟疑之后，今日才风尘仆仆地来到司马光的客厅。
司马光府邸的酒宴一向是简朴的，几乎是二十年不变的老几样：酒是汾酒，肴是盐卤青豆、清蒸鲤鱼、油煎鸡蛋、牛肉萝卜、香蘑炖鸡、干菜肉丝，今日增加一肴，乃姜辣豆腐，大约是厨师专为牙齿无几的司马光准备的。然久别重逢之乐，劫后余生之幸，使司马光神魂快，冶，举杯不停；使苏轼欣喜若狂，畅怀而饮；连言行“足以矜式士类”的理学大师程颐，在新朋苏轼和故友司马光频频举杯的相敬相邀中，也有些“耳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了。酒过数巡，心荡耳热，坎坷诉尽，牢骚已毕，司马光举起酒杯，神情怆然而语苏轼：
“闻子瞻去年过江宁，晤介甫，光心甚慰。介甫现时情状如何？关念至深。这杯酒为介甫而饮吧”
苏轼原是重感情的人，骤然之间，胸堵鼻酸，泪滴几乎滚落，江宁半山园那夜烛光之下与王安石话别的苍凉情景涌上心头。他举起酒杯，声音已现哀楚：
“介甫久病体衰，荒圃孤影，策杖北望，亦牵念洛阳独乐园啊。”
司马光点头作谢。
苏轼声音有些哽咽：
“岁月老人，介甫已呈龙钟之态，先帝曾有‘凄怆江潭’之叹，苏轼亦有‘人何以堪’之哀。然介甫‘见识高远’之志，仍老而弥坚，似在沉痛哀悔中探索着人生千古不移的谜底，析解‘权力’于世于人深不可测的蕴含，并已将其半山园的房舍田园全部捐于僧寺，现已移居于秦淮河畔瓦弄茅舍之中。江宁介甫，两袖清风，一无所有，或存一有，乃壮志未果、遗恨千秋的一颗心啊”
程颐在冷眼旁观中神情惘然：苏轼之所语，仍脉脉相善于王安石。
司马光心情愈现沉重，望着苏轼，久久无语，相对凄然一笑，为朋友王安石饮尽了杯中酒。
也许司马光受到王安石在江宁“凄怆江潭”的触动，力求避免自己未来的“人何以堪”，他举杯站起，沉重诚恳地说：
“‘革故鼎新’伊始，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光短于筹划应变，亦拙于远瞩高瞻，举步颤栗，若履薄冰，请子瞻、正叔为我执箸设谋。且光已日薄西山，自知来日无多，之所以免为其难者，正是有赖于子瞻、正叔、子由、尧夫（范纯仁）、淳甫（范祖禹）诸友的相扶相助。公等之所论，启光之昏愦，亦启社稷之未来也，望公勿因谦而辞义。此光之所请，先饮此杯，以明感激之心。”
司马光双手举杯，深深一躬，恭敬地饮了杯中酒。然后落坐，神态肃穆，等待着苏轼、程颐开口。
苏轼原是口无遮拦之人，心里也有许多话要说，但见司马光心情沉重而态度挚诚迫切，反而慎于开口，持重思索起来。程颐似有所准备，便拱手一礼，抢先似地开了口：
“司马公虚怀垂问，程颐就浪言求教了。”
司马光急忙执壶为程颐斟酒：
“正叔请讲。”
程颐侃侃谈起，如同讲学：
“司马公此时在论‘革故鼎新’之艰，程颐此时却在思虑‘革故鼎新’之危。‘革故鼎新’之危，不在今日，而在十年之后。何也？今日太皇太后临政，司马公据位，且已雷动日出，横扫阴霾，纵有片云浮起，亦难成为气候，若章悍之流的伺机逆动，徒遭天下唾弃耳！然十年之后，嗣皇年长而主政，则一切决于一人，若奸佞之徒若王安石者复出，则‘革故鼎新’之命运，实难预料矣！王安石‘变法’初时，不也是轰轰烈烈吗？”
司马光连连点头。他何尝不忧于此事啊！
苏轼不觉惊讶而叹服：此人虽师道气派烦人，但所思所见，不同凡响！
程颐看见司马光和苏轼凝神静听之状而得到鼓舞，声音更加铿锵：
“故程颐之所思有三：其一，经筵之事，需从现时抓起。嗣皇幼冲，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当遴选贤士入侍劝讲，讲罢，常留二人值日，夜则一人值宿，以备访问，或有小失，随时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同时，当辟师、傅、保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傅德义者，在乎防见闻之非，节嗜好之过。保身体者，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谨之心。当择内臣十人，充经筵支应，以伺候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之。再者，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今之经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今后当令坐讲，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司马光听得出神，连连点头：正叔思虑精细，富经筵之才智，当以经筵之责付之。
苏轼却听得瞠目结舌：濂溪先生门下，有此世外人耶？如此看管罪犯似的管柬皇上，能行得通吗？迩英殿不是村野私塾，经筵官不是村野私塾里那些手执教板的孩子王，真是烘冬而迂腐！再说，十八年前，王安石任经筵官时，曾主张“讲者坐”，为争得一把坐椅，闹得迩英殿沸沸扬扬，结果，王安石窝脖，还得站着讲。今重复王安石之所为，不是自讨没趣吗？
程颐的神情更为激昂：
“其二，王安石的著作文字，如《三经新义》、《字说》者，皆离经叛道之说，贬辱古贤，自尊一家，行于学馆，立异科举，蛊惑学子，流毒天下，当明令禁绝，付之一炬。
“其三，王安石党羽，遍布朝廷，其同情盲从者，州县如蚂。除恶务尽，以免死灰复燃。业计千秋，万不可有妇人之仁。以上所思，供司马公参酌。”
司马光的神情已不似程颐开始谈论那样情急有力，并立即把注意力移向苏轼：
“子瞻，该听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