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布托传 作者:刘文山等-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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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2月11日，晚6时。北京，人民大会堂。
刚刚走下汽车，贝·布托就感觉自己置身在一个欢乐的世界、花的海洋中。她看见中国的李鹏总理含笑向她走来，两人互致问候（遵照伊斯兰教习俗，贝·布托在访华期间不会同任何一位男性的中国领导人握手）。中巴友谊的一个新篇章又开始谱写了。
在接受了一个可爱的中国儿童的献花后，贝·布托走进了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大厅。中央大厅依然是那么在严而雄伟，让人感受到了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国的恢弘气势。
在李鹏总理的陪同下，贝·布托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李鹏总理随后向她介绍了出席欢迎仪式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外交部长钱其深，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等。贝·布托也向李鹏总理介绍了自己的丈夫阿希夫·阿里·扎尔达利先生及外交部长雅各布·汗等巴方随访人员。
欢迎仪式结束后，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了盛大宴会，欢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年轻的巴基斯坦第一位女总理贝娜齐尔·布托。
李鹏总理在宴会上致欢迎词说，阁下就任总理后不久即首先出访中国，这充分体现了阁下、贵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巴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李鹏指出，多年来，巴基斯坦坚决支持阿富汗人民的正义斗争，为300万阿富汗难民提供了慷慨的人道主义援助，并为寻求阿富汗问题的全面政治解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重要的贡献。对此，中国政府表示高度的赞赏。中巴两国和世界上其它国家一样，希望阿富汗各种政治力量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和平协商决定自己的未来，尽早建立一个基础广泛、能为各方接受的联合政府，使阿富汗的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地位早日得到恢复。
李鹏总理还高度评价了巴基斯坦在改善和加强同邻国的关系及促进区域合作方面所做的积极努力。
李鹏总理重申，在巴基斯坦维护国家独立、主权，争取国家发展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正义事业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将永远是巴基斯坦人民可以信赖的朋友。
贝·布托总理致了答谢词。她讲道，这次访问使自己夙愿得偿，同中国朋友重聚一堂，这对于她来说，犹如回到离别多年的家乡，令人为之动情。
贝·布托回顾了巴中两国的传统友谊和1972年她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对她的盛情款待。
贝·布托说，巴基斯坦坚持认为，印度洋不应成为不加控制的军事化的舞台，大国及沿岸和内陆国家必须制定一种制度来限制本地区军事化的规模，均势与适度行为是防止一场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的唯一出路。
贝·布托指出，对于随着逐步消除三大障碍，中苏关系改善的前景，巴基斯坦表示欢迎。巴基斯坦认为；中苏两个邻邦缓和紧张状态，解决彼此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将有助于我们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印度总理最近访问中国后，中印关系得到了改善。
贝·布托最后说，中国支持关于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思想，巴基斯坦对这一支持尤为感兴趣。她保证将竭尽全力促进、发展巴中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
李鹏总理的夫人朱琳也出席了宴会。中方出席宴会作陪的还有吴学谦、黄镇、赛福鼎·艾则孜、陈慕华、司马义·艾买提、罗干。钱其深、丁衡高、林宗棠、吴文英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贝·布托的丈夫阿希夫·阿里·扎尔达利先生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雅各布·汗等巴方随访人员也出席了宴会。宴会前，李鹏总理接受了巴基斯坦记者的采访。李鹏说，中巴之间的友谊像喜马拉雅山一样的高，像海一样的深。他说，经过历史的考验，任何一届巴基斯坦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会把这种传统友谊保持下去。
中巴友谊的确是源远流长，而且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巴基斯坦与印度原为一个国家，是古代印度文明的发祥地，曾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巴基斯坦可以说是古老的人民，年轻的国家。
中巴这两个亲密的友好邻邦，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和睦相处，双方互事贸易，发展经济文化交流。用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从历史的黎明时期起，就开始了友好往来”。
中巴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2000年前。公元3世纪，巴基斯坦在贵霜王朝时期，曾派特使前往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公元5世纪，巴基斯坦的名僧那崛多和耿跋罗历经千难万险来到中国，传播友谊，交流文化。公元405年，中国东晋的高僧法师周游健陀罗、竺刹部罗和弗楼沙（今拉瓦尔品第、白沙瓦一带）等国。公元6世纪，中国北魏的使者宋云亦曾到过白沙瓦。公元7世纪上半叶，唐代高僧玄类克服数以万计的困难，走流沙，穿峡谷，跋山涉水到巴基斯坦取经讲学。他先后到过布路沙布罗（今白沙瓦）和坦义始罗（今天的塔克西拉）。至今在塔克西拉的古城堡的山坡下，还完整地保留着一座石砌的当年玄奘的讲经台。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从中国的新疆经过巴基斯坦北部地区通往西亚和欧洲的。进入近代，1757年，英国殖民者开始侵占印度。到1858年，整个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两个民族”理论的指导下，巴基斯坦人民同印度人民一道为争取国家的独立同英国殖民者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7年8月14日获得独立，与印度分治，成立巴基斯坦自治领。1956年3月23日宣布成立独立自主的巴基斯坦共和国。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新中国的成立。同时向世界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事关系。”
当时，国际上除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立即承认并很快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外，以美国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仅不承认新中国，反而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经济、政治封锁，企图将新生的中国扼杀在摇篮中。
在这种危难情况下，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是否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而巴基斯坦政府立即对毛泽东主席的宣告作出了积极反应，于1950年1月4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除社会主义国家外，世界上第三个承认中国的国家。1951年5月21日，中巴两国正式建交，这是继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瑞典和瑞士之后，世界上同中国建交的第六个非社会主义国家。
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各国人民应当有权在不受别国干涉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他还说：“中国一向重视同东南亚国家和其它邻国的和平合作”，“我们也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样也适用于锡兰、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虽然和中国在意识形态、信仰上完全不同，但是，却非常赞同中国总理的观点，并认为可以同中国和平共处，相信中国没有侵略邻国的野心，认为两国没有任何根本的矛盾存在。这样，中巴关系一开始就展现了一个美好的前景，彼此建立了真诚信任的基础。
两个国家若想要友好相处，必须在诚挚、相互信任和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一个真理！
巴基斯坦在独立后不久，为了自身安全的需要，参加了反共军事条约组织，并同美国保持了密切的关系。
50年代，美国政府实行了所谓的“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美国的艾森豪威尔—一尼克松—一杜勒斯也十分重视巴基斯坦在反共政策中的作用。当时，巴基斯坦军队总司令阿尤布·汗将尽力欲使巴基斯坦军队现代化，也努力使美国政府相信它是可靠的盟友。1954年5月，巴美两国签订了《巴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巴基斯坦同美国结盟。
1954年9月8日，巴基斯坦又参加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马尼拉条约》），与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结盟。1955年9月23日，巴基斯坦又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1959年8月9日改称“中央条约组织”）。
这些条约、组织都是旨在反对共产主义，反对中国和苏联的。但巴基斯坦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才参加这些组织的，并不反对中国。中国政府理解巴基斯坦的难处，对于巴基斯坦参加这些反共组织。保持同美国的密切关系能够理解。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著名的亚非会议。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本着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精神，专门款待出席会议的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给他同当时名气很大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同样的礼遇，引起世界的瞩目。
当时，作为万隆会议五个发起国之一的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对周恩来总理说，巴基斯坦虽然参加了军事条约组织，但巴基斯坦并不反对中国。他还说，巴基斯坦不担心中国会侵犯巴基斯坦。这位总理还对周恩来总理保证说，如果美国要利用军事条约搞侵略或者美国发动世界战争，巴基斯坦都不会卷入其中。
1956年10月，巴基斯坦总理侯赛因·沙希德·苏拉瓦底访问中国期间司，中国政府再次表明对巴基斯坦参加军事条约组织的理解。周恩来总理向客人说：“我们对巴基斯坦参加各种军事条约组织的动机是理解的，我们甚至不认为巴基斯坦参加‘东亚集体防务条约’等组织是反对中国的行动。”
1956年12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回访巴基斯坦，受到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极为隆重热情的欢迎。整个巴基斯坦国在庆祝一个盛大的节日，到处是鲜花，人民由衷地欢迎这位风度翩翩的中国总理。
1959年3月，中国西藏上层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发动叛乱，中国政府胜利地平息了叛乱。当时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巴基斯坦在联合国大会投票赞同对中国的所谓“谴责”；与此同时，阿尤布·汗总统又向印度提出签订“共同防务条约”的建议。
这些行动似乎意味着中巴关系步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
但是，中国除据理反驳联合国的无理指责外，中巴关系并未受到影响。因为中国深深地理解“一个努力保护自己的小国所受的限制，在战略上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作出的决定。”
阿尤布·汗总统在其回忆录中评论中国对他向印度提出签订“共同防务条约”建议的反应时说：“中国人原本可以追问这样的条约是针对谁的。但是，中国的领导人对此没有兴趣。也许他们知道，我们对提出的建议并不是认真的。他们知道，不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巴印关系必然是不稳定的。”
中巴两国的友谊不仅仅表现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世界和平，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困难时，中巴两国彼此能相互支持和帮助。
巴基斯坦前总统开亚·哈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巴基斯坦的每一个危急时期，中国都是站在巴基斯坦一边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一直给予巴基斯坦援助。”
巴基斯坦是一个小国，政治上刚刚独立，经济上又面临着许多困难，加上与印度的关系问题，国内的东西巴矛盾，使这个本来就弱小的国家又增添了许多灾难。最令人难忘的就是1965年的印巴战争，它使中巴友谊经历了一次真正的考验。
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即宣布对印巴两国实行武器禁运。这个决定表面上看是不偏不倚，实际上是暗中支持印度。因为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期间及其后美国和苏联部向印度运送了大批的武器。这时候美国对巴基斯坦实行武器禁运，而苏联的武器却源源不断地运往印度。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中国政府的态度极为明朗。中国一方面公开谴责美国和苏联在印巴战争中偏袒印度；另一方面，明确、坚定地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侵略，以维持南亚地区的和平。
1965年4月，印巴在库奇·兰恩地区发生冲突后，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印度的侵略行径。9月7日，印度军队越过印巴两国边界进入巴基斯坦后，中国更是予以严厉谴责，坚决支持巴基斯坦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斗争，并严正指出印度政府对它任何一个邻国的侵略都会引起所有邻国的关注，它应承担侵略行径的后果。9月16日、19日，中国政府先后两次向印度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并对印军“攻击拉合尔是印度的防备措施”的说法予以义正词严的反驳。
除了这种道义上的支持外，中国还给巴基斯坦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军事援助。据巴基斯坦有关材料的统计，1966年月，中国给巴基斯坦1．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到1970年，巴基斯坦坦克的45％、飞机的33％、截击机的65％和90％的最现代化的战斗机都是由中国提供的。
中国对巴基斯坦道义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完全是为了伸张正义，是从维护南亚的和平安定考虑的。因此，中国政府同时也要求两国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停火决议。所以，后来巴基斯坦舆论称赞“中国为南亚和平事业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
中国在巴基斯坦最困难的时期给予巴基斯坦人民坚定的、无私的支持深深地印在了巴基斯坦人民的心中，使中巴友谊深入人心，并代代相传。同样，在中国人民有了困难的时候，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为中国伸张正义，也给予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热情的支持和帮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长期被蒋介石集团非法占据。在这件事上；巴基斯坦态度极为明确，多次声明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到1971年，巴基斯坦每年都是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