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传-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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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建院五周年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军事学院很快度过了5个春秋。
在军事学院庆祝成立五周年前夕，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和陈毅、谭震林、罗瑞卿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来到军事学院视察。
毛泽东向刘伯承详细询问了学院组织、训练等方面的情况，亲切地接见了院和各部、系、教授会的领导干部。
接见时，毛泽东十分高兴，让刘伯承一一介绍，他一一握手问候。当刘伯承介绍宣传教育部部长郭奇时，毛泽东说：“我认识你，你是延安的大哲学家①。”介绍战史教授会主任方正时，毛泽东诙谐地说：“你是方针（方正的谐音）啊！那好，我们应该跟你走。”介绍政治经济教授会主任朱庆云时，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是上层建筑，你在我们上头。”
接见之后，毛泽东高兴地对大家说，党中央派刘伯承当军事学院院长是知人善任。希望大家在刘伯承领导下，把军事学院办得更好，把培养训练全军中、高级干部的工作做得更出色。
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军事学院校园。当他看到院内有一个设备完善的室内游泳馆时，立刻”游兴”大发，入水畅游了一个多小时。出水后，他兴犹未尽，对刘伯承说：“传达我的命令，大将除外，从上将到少校，都要学会游泳。明年和我一起横渡长江。”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的视察，为军事学院成立五周年增添了光彩。整个学院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欢乐气氛中。
1月15日，军事学院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校庆活动。
这一天，刘伯承发布了建校五周年嘉奖令，授予战术教授会写作组等13个单位以集体奖励；授予杨得志、张震等33名同志以一等奖；授予廖汉生、吴克华、林浩等118名同志以二等奖；授予孙继先、左良等494名同志以三等奖，以表彰这些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刻苦学习、努力教授，积极做好训练中的组织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与保障工作，为军事学院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一天，军事学院隆重召开了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全院学员、教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听取刘伯承作《五年来的基本总结》报告。
在总结报告中，刘伯承用十分清朗、欢快的语调，给大家列举了一连串数字，展示了军事学院五年来一系列发展变化：五年来，学员系和学员人数不断增加。学员系由最初的4个发展到10个，现正筹备成立战史系和化学兵系。学员人数由758人发展到近3000人。
五年来，教员队伍不断壮大，质量不断提高。学院成立时，有教授会11个，教员290多名。其中，大多数是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
在军事教员中共产党员只占8。9％。现在有教授会50个，专修室86个，教员1300多名。在军事教员中共产党员已占63％。已经从毕业学员、在职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培养出一支具有较高政治理论水平、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无产阶级教员队伍和科学研究队伍。
五年来，政治工作不断深入，发挥了巨大作用。学院政治工作始终坚持以保障训练为中心，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与军事思①郭奇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1937年春投身革命，到延安后，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
想基础上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学，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指导方针，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议、指示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训词进行了连续的政治思想工作，先后搞了十次思想整风。不断批评骄傲自满、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提高了学员、教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保障了训练任务的完成。
五年来，教育与训练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教材建设从一无所有发展到现有军事、政治、文化、外语等各方面教材上千种。以军事教材为例，从团到军，再到方面军；从技术到战术，从各军兵种战术到合同战术，再到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从理论概则到想定作业，再到想定作业指导法共350多种。已经成龙配套，形成了科学的完整的体系。举办了4次师资训练班，以及各种程度的军事、政治、文化、外语集训班。派出了3批赴朝鲜前线参观见学团，出版了战例汇集、作战经验汇集、军语画一、军语释要等多种不事著作和军事学术研究著作。实施了35次实兵示范演习、首长——司令部演习和12次规模较大的现地作业；五年来，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干部。已经有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政治速成系第一期，高级速成系第一、二期，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二期共1008名学员毕业。他们已经把在学院学到的知识运用到部队的工作中。海军系、空军系、炮兵系、装甲兵系、高级函授系第一期，政治速成系第二期，高级速成系第三期，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三期共1200名学员即将毕业。
这些数字，记载着军事学院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的历程；记载着在学院党委和刘伯承院长领导下，全院教职员工奋发图强、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的历史。
这一天，军事学院还举办了建院五周年校史展览。在展览馆里，展出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军事学院的祝词、题词、训词和各种指示信、批复件；展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一些外国国家元首、外国军事代表团视察、访问、参观军事学院时的照片。同时，也展出了军事学院五年来编写、翻译的各种教材，发表、出版的各种学术论著，以及军事学院历届优秀毕业学员的名单和他们的考卷、作业与学习笔记本。一份份文件、一帧帧照片、一本本书刊、一张张图表，使前来参观的学员、教员和干部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其中，最使他们感动的是刘伯承院长撰写、翻译和校正的大量教材。在密密麻麻、端端正正的蝇头小楷上面，间或有用红墨水和蓝墨水反复修改的笔迹，加起来足有上百万字。这是右眼受伤致残、左眼视力也极其微弱的老院长，在多少个不眠之夜写下的啊！许多人看着这些教材，都禁不住流下了泪水。院长把自己的精力、心血和汗水融进了一页页教材，奉献给一期又一期的学员。他是用整个身心办学，用整个身心培养干部埃军事学院成立五周年的校庆活动，不仅使全院学员受到了教育和鼓舞，同时，也牵动了广大毕业学员怀念刘伯承院长、怀念母校的缕缕情思。
在南京附近的毕业学员，专程赶到军事学院，参加校庆活动。战斗在朝鲜和海边防前线的毕业学员，在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公安部队担任领导工作的毕业学员，在中共中央军委各部、各大军区机关和各军事院校作训练工作的毕业学员，纷纷发来了贺电、贺信和贺词，汇报他们的工作，表达他们的心情。
志愿军代司令员杨勇从朝鲜前线给刘伯承院长和全院同志发来了贺电。
志愿军一位副军长给刘伯承及其他院的领导人来信说：“我于1954年12月份毕业后回部队工作。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在指导部队正规建设和战斗训练方面，深深体会到：由于学院的培养，自己是大大提高了一步，特别是军事学术的收获更显著些。因而，在组织指导部队指挥员和参谋人员训练方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解决了各项工作中的很多问题。我之所以能够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大的收获，完全有赖于党的关怀和母校卓越的工作。”
志愿军一个军的4名领导干部联名给刘伯承来信说：“一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在学院所学的东西，对于指导实际工作的重要意义。过去所学的理论，帮助我们在工作上解决了许多困难，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建军方针，服从建军利益。如果说我们离校后在工作上稍有成绩的话，这就是学院对我们教育的结果。”
野战部队一个师的领导干部来信说：“全师部队都在修建营房，未进行全训，只是干部进行了各级指挥员和各级司令部图上和现地作业。进行作业时，我在母校所学的东西是完全用得上的，在组织与领导作业时更大有用处，这就使我体会到学与用是完全可以结合的。”
海军陆战师的一个领导干部来信说：“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登陆作战演习。
我有几个不懂的问题，向院首长请教”。许多毕业学员来信，要求军事学院将攻防战斗概则，各兵种战斗概则，江河战斗、遭遇战斗、山地战斗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教材讲义发给他们一套，便于他们继续学习和指导部队训练。
刘伯承读着这封封来信，心中感到莫大的安慰。军事学院五年来的训练工作究竟如何，事实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回答。五年来用心血与汗水浇灌的“树木”，已经结出了累累的“硕果”。为国防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共同愿望，已经把他和成百上千个毕业学员的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如今，这位严谨、勤勉、谦和的“园侗，已经“桃李满天下”了。
五年来，刘伯承为了办好军事学院，为了训练好全军中、高级干部，起早睡晚、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工作比战争年代还要繁重、更为辛苦。过度的勋劳，使得他多病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了。他的夫人汪荣华说：“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数十年中，我看到他这一时期的学习和工作是最辛苦的，身体也是最不好的。”
第二十三章一九五八年的风波
第一节风波的缘起
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径情直遂的。
正当刘伯承领导军事学院不断前进的时候，1958年开展的所谓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使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也使军事学院乃至全军的军事训练遭到严重的挫折。
这场斗争从军事学院开始，进而波及军队各个院校，并蔓延到各部队和机关，使全军的军事训练走了一段大的弯路，从而大大延缓了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议期间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也认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中共中央坚持全面评价斯大林的正确立场，同时又以斯大林的错误为鉴戒，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而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同时，也提出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并明确地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部还有教条主义”。
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5篇文章，“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也发出了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的补充通知。
军事学院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就是在上述国际、国内背景下开始的。
早在这一年的5月，刘伯承在中共军事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全面总结学院工作的同时，就提出了防止与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
8月，刘伯承赴京出席党的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从北京三次写信给院党委，明确地表示：“我们学了5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苏联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中，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
9月4日，刘伯承又一次写信给院党委，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他说：“在检讨时必须发扬民主，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肯定那些是对的，就继续发扬；否定那些有错误和缺点的，就改正。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作过火的斗争？？如说有错误，那是院长、政委主要领导青的责任。”
由此可以看出，刘伯承对于反对实际工作的教条主义倾向，态度是明朗、诚恳的，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勇于承担责任的。
从9月10日开始，军事学院党委学习五个文件，进行思想整顿。10月上旬，刘伯承在出席中共”八大”会议之后，回到南京，主持召开了院党委扩大会，总结检查全院工作。并召开战役系学员座谈会，听取对学院工作的意见。
当时，学员反映比较强烈、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吃不消；一个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制度，感到太紧张，太严格。当初，刘伯承坚持制定这两项制度，出发点是对学员严格要求。让学员学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他考虑，学员都比较年轻，大部分在30岁左右，应该让他们多学点东西，这于国防事业，于他们个人成才都有好处。后来，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学员们一再提出意见，刘伯承曾多次派人到地方高等院校调查，不断加以改进。例如，在上午4小时课后加一餐点心，解决“吃不消”的问题。这次，根据学员们的意见，对这两项制度又做了更大的改动，把“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改为8小时学习制，在考试方法上，进一步增加了考查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内容。还对教材内容、讲授方法也进行了改革，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
类似这些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在所难免的，一经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