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传-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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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川人治川”的口号，意在排斥共产党的领导。刘伯承在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等场合，毫不留情地予以批驳。他用四川解放前军阀连年混战，人民饥寒交迫的事实，说明在反动阶级政治之下，无论刘湘、杨森、张群，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可能治理好四川。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四川才能由乱到治，才有了大发展的希望。
起义、投诚部队的中下层人员，由于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蛊惑、欺骗，普遍担心算旧帐。特别是在诉苦运动中，部分军官惶惶不安，害怕过不了关。
刘伯承亲自出面作宣传解释工作。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接收了大量的旧公务人员、起义军人、投诚和俘虏人员。他们是后至者，他们要由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我们要管饭，要改造，要录用，要整编。毛主席说：‘禹王治诸侯，后至者诛。这个政策是错的。’后至者诛，谁还敢回到中国大家庭一起为人民大众作好事呢？今天我们只要于人民事业有利，只要进步，只要愿意改造，为大众服务，就可以一齐来干。”这一席话，安定了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情绪，使改造和整编工作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下去。
减租退押，遇到了西南封建地主阶级的严重抗拒。从原国民党旧军人、工商界人士和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到农村的中小地主，大部反对共产党的这个政策，因为这直接损害到他们的经济利益。而农村工作能否真正开展，广大农民群众能否发动，完全取决于减租退押政策的能否落实。刘伯承始终坚持了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在减租退押问题上跟反对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他一再强调减租退押跟清匪、反霸一样，是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不可缺少的步骤。他鲜明地指出：“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土地甚为集中。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等封建势力，用巧取豪夺的方式集中土地的过程，也就是农民破产失业的过程。农民迫切地要求上地，并从地主恶霸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但是由于西南解放较晚，封建势力特别强大，群众尚未普遍发动与组织起来，实行土地改革的条件尚未成熟。故在今冬明春期间，应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为中心。这个步骤不但可以初步解除农民的痛苦，为恢复与发展工、农、商业创造初步的条件，而且也是为明冬后春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打下坚实的基矗”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有些党外人士对减租退押采取抵制态度。他们有的强调西南地区民穷财竭，地主实际不富，租、押一时难以减退；有的声你会引起诸多纠纷，不要自找麻烦：有的说押金己按年扣祖，不该退还；有的借口土改将行，何必多此一举。更有的甚至重弹地主养活农民的老调。一时间议论纷起，人心不定。这股歪风在党内也产生了影响，个别党员干部表现了动摇，乃至站到地主阶级立场上说话。在西南局的领导下，刘伯承坚决执行共产党的政策，团结认识较好的党外人士，严厉批判了反对减租退押的谬论。他针对封建地主代表人物的错误言论，斩钉截铁地说：“减租减息作为土地改革的准备条件，这是共同纲领明文规定了的，也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了的，西南人民必须为此而努力奋斗。？？减租本身就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如果不打垮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如果不充分发动农民群众，如果不保障农民的佃权，其结果必然是明减暗不减，或先加后减等现象的普遍发生。同时恶霸地主和特务分子必然千方百计地造谣破坏，制造混乱，乃至组织所谓‘游击战争’，以达到破坏减租的目的。”
刘伯承大义凛然的态度，震慑了某些上层人物反对减租退押的嚣张气焰，博得了军政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热烈赞同。
刘伯承又在小组讨论会上和个别交谈中做积极的说服教育工作，规劝持错误观点的人抛开一己的私利，而着眼于国家、民族的兴旺。他亲自说服弟弟刘叔禹带头减租退押。党外人士反映共产党不是盛气凌人，而是以理服人；既坚持了原则，又避免了刺激。熊克武率先表示原来认识有偏差，共产党确实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民主人士胡子昂、旧军人但懋辛关于拥护减租退押的发言，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他就及时予以鼓励，调动了进步人士的积极性。
8月8日，他在上报中共中央的《关于西南局统战经验的报告》中说：“由于地主阶级在军政委员会会议上的攻击，可以看出封建地主虽然遭受了打击，但势力仍然强大。而这次会议有组织地进行反攻，因此使我们坚定了两个坚决：一是坚决退押，二是坚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以孤立地主阶级。因不如此，不能发动农民打垮封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话，表现了他掌握党的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这个经验，特将这个报告批转各大区参考。
团结、教育民主党派，是党的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此，刘伯承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方针。西南区民主党派，在反蒋反美的民主运动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到了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渗透和利用，成都、重庆等地的民主党派变得组织涣散，成份复杂，内部矛盾，意见分歧。
解放后，某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拉队伍、搞武装，擅自接收反动报社和敌特财产，以扩展自己的势力。刘伯承根据中共中央统战工作的方针和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抓了整理、人事和工商方面的工作。整理工作，又区分了四类情况：一是对机构健全、成份大体整齐的党派，帮助他们学习共同纲领等文件，着重于提高思想认识。二是对机构建立虽久，但其中成份较复杂，领导思想不纯的，进行组织整理。在尊重其独立性的基础上，帮助其调整领导班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其自身的团结。三是对刚建立机构的，则进行登记审查，先集中学习，着重共同纲领及民主党派性质任务的教育。四是对尚未健全机构的党派，帮助他们作调查了解，发现和物色领导骨干，逐步建立起较完善的机构。经过这样既具体指导又不包办代替，既坚持团结又不放松必要的斗争的整理工作，西南区各民主党派都得到了健康的发展。
人事工作的重心是配合有关部门安置民主党派人士。除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安排相关人士当委员外，各委、部以及盛区及行署以上单位，也量才录用了一批民主党派负责干部和工作人员。这使民主党派十分满意，对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搞好各级政权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是，在部分人员中出现了两种不良的倾向。一些党员存在着关门主义偏向，错误地认为“烈士血迹未干，他们义骑到我们头上了”。有的甚至居功骄做，不服从党外人士的领导。刘伯承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他教育大家说：”做好民主人士的工作，可以争取一大片人。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应该是统战工作的模范。”
也有一些担任政府职务的民主人士，自高自大，脱离群众，官僚作风，轻视共产党的干部。针对这些情况，刘伯承利用会议和个别谈话，进行了适当的批评教育，指出人民政府与旧官僚衙门的根本区别，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教育、启发上述人士注意思想改造和作风转变。他的这些工作，促进了人民政权中党内外人士的民主合作。
解放初期，西南工商界曾一度对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持疑虑、观望态度，有资金不愿大胆投用，反而要求政府救济。更有的向政府要求定货、贷款、收购产品、供给原料，限制工人提出工资要求，并一再声称：“贤明政府，定能办到”，言外之意如办不到，便不是贤明政府。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参加工商界人士座谈会，诚恳说明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利用、改造的方针，说明了工商界只有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服务，才有出路。刘伯承说：“公私兼顾，并不是偏顾，尤不可顾私不顾公。劳资两利并不是单利，而是劳资两面都利。城乡互助，而不是矛动员令，还对进军西藏的伟大政治意义、亲密团结康藏人民、必须树立长期战斗的思想等问题，进行了明确而详尽的说明。这个动员令，给了进军西藏的全体指战员以巨大的鼓舞。
随后，刘伯承协同邓小平、贺龙等加紧部署了进藏的各项准备工作。组织部队对西藏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整理现有资料，派出先遣支队分赴甘孜、巴塘等地调查了解，为进军西藏开辟道路。为了保障进藏部队的后勤需要，还调集了一批工兵和步兵部队，抢修雅安到甘孜段公路，为进军西藏准备了交通条件。
5月14日，刘伯承专电西藏班禅堪布会议，规勉其“当本西藏人民大团结之精神，一致协力，以求达成解放两藏之目的”。
6月，西南军政委员会为了争取西藏上层集团，发布了对藏的四项政策，既严肃阐明了西藏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不容任何人分裂的原则立场，又表示了承认西藏权力结构的现状，以西藏地方政府为谈判对象的灵活态度。对西藏上层统治集团起到了一定的团结争取作用。西康甘孜白利寺活佛格达，当年红军路过甘孜时，曾给予了积极的支援，这次又热情地投入和平解放康藏的活动，主动向刘伯承表示竭诚拥护中央政府和西南军政委员会，被遴选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康定军管会副主任，在康藏上层统治集团中产生了较大影响。西藏地区的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竟下毒千残害了他。
刘伯承坚决支持格达活佛的正义行动，对特务们的无耻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藐视，他亲自为格达活佛写了一副挽联：“具无畏精神，功烈永垂民族史；增几多悲愤，追思应续国殇篇。”表达了他对少数民族上层进步分子的正确评价，推动了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的争取团结工作。
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积极在藏东昌邵地区部署军事行动，妄图阻止解放军进军两截。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于1950年10月间，发动了昌都战役。经过进藏部队神速而勇猛的进攻，藏军6个代本（相当于小团）全部和3个代本大部被歼，1个代本起义。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站到了人民方面来。上述工作和作战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矗
第十九章治军必先治校
第一节“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1950年10月27日，刘伯承乘飞机离开他熟悉的山城重庆，前往北京，去担负筹建陆军大学的新工作。飞机越过大巴山，江汉平原尽收眼底。俯瞰着脚下的锦绣河山，他不由得想到了新中国建设的灿烂前景，想到了军事教育事业即将出现的繁荣春天。这次工作岗位的转换，是时代的需要，是党和人民的召唤，也是自己心甘情愿的要求。随着思绪的滚动，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振奋。
6月间，他得知中央军委开会决定，在战争年代创办的各类学校的基础上，改建适应现代战争条件的正规学校。各军兵种要新建自己的各级专业技术学校，全军首先创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他心中立即萌动起投身院校教育的念头。他清楚地知道，全国解放之后，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由主要领导革命战争转向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革命战争年代，军队主要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战斗；而今后，将主要是担负保卫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责。这就给军队提出了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课题。过去由于客观环境、条件的限制，使军队建设一直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即兵种单一，装备落后，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这些在过去处于敌强己弱、长期忙于应付战争的情况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政权，掌握了城市工业和全国资源，有了强大而可靠的经济基矗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军队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即建设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和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阶段。这是人民解放军面临的又一次伟大转变。
为了适应这个转变，创办、扩建以陆军大学为首的一批军事院校，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刘伯承正是有见于此而主动请求来办军校的。
就个人而言，刘伯承一贯主张“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从沪顺起义举办军事政治学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主持红军学校，以及领导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再到担任抗日牟政大学副校长，直至兼任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和政委，不但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骨干力量，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管理经验，也逐步激发了对军事教育事业的热爱。
刘伯承想去办学校，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当时，有人向他透露，中共中央准备调他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
他听了之后，幽默而风趣地说：“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还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去当啰。
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
这一件事，中共中央曾经非正式地征求过他的意见。他明白，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他的关怀，他们总想有要为他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但实事求是地考虑，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总参谋长这个第一线上的重要职务，最好让年富力强的人去担任。自己应该另谋所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他认为：潜心钻研学术，办学校培养干部，这对自己来说倒是最合适的。于是，他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大。在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