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传-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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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阶段，他的结论是，坚持执行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着重发展地方部队与人民武装的正确武装政策和对敌斗争策略；逐次执行了十大政策，尤其是土地政策，发动了基本群众；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了人民负担。在对敌斗争上，以武工队深入敌占区，保护群众利益，推行革命的两面派政策，合法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发动政治攻势，瓦解和争取日伪势力，繁殖了敌占区内的游击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通过这些，“将根据地退缩局面转为开展局面，而在敌占区、游击区的工作也开展起来”。
报告既肯定了成绩，也毫不隐讳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在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此外，本着从严要求自己的原则，对减租减息、敌占区工作等方面也作了检讨。他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深为与会的部属和其他方面人员所称道，也促进了整风中那种实事求是、严于律己作风的发扬光大。
1944年5月21日至次年4月20日，分8次召开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要讨论和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讨论关于召开“七大”的准备工作等问题。刘伯承以晋冀鲁豫根据地负责人的身份列席了会议。
在讨论和通过上述“决议”的过程中，刘伯承联系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验，回顾了党内历次右的和“左”的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巨大危害；畅谈了毛泽东从井冈山斗争开始，特别是长征中的遵义会议以后，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对于“决议”肯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和路线，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鼓舞。他深信，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不但抗日战争将很快取得胜利，而且人民革命事业也将出现光辉灿烂的美好前景。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刘伯承出席了大会，任晋冀鲁豫区代表团团长。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分别作了政治、军事、统战和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共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各解放区的领导人进行大会发言。5月10日，刘伯承作大会发言。他主要讲述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发展，其中着量讲的是军事斗争。在斗争阶段划分上，他仍然一分为三，但与4月30日的报告略有不同，把第二、三阶段的分界时间定在1942年5月。
他提出，第一阶段是开辟发展时期，第二阶段是巩固、退缩时期，第三阶段是重新发展时期。在第一阶段，打法上是配合友军作战，打击敌人的侧背，并且就势转到敌后去，繁殖游击战争。在第二阶段，反“扫荡”是以部分兵力坚持内线，主力转到外线，打击敌人的侧翼并切断补给线；反蚕食是正面坚持，敌后尾击与繁殖游击。在第三阶段，“进入敌后之敌后”，“以武工队的组织形式到敌占区去活动”，把军事斗争和群众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改变了以往正面大打、硬打的局面，真正实现了在敌后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预想结果。
关于军事工作中的教训。除继续检讨了过分编并地方武装的错误外，他主要讲了百团大战中的问题。他认为作战中轻视了日军的技术一铁路技术和技术装备：“我们把正太路摧毁了以后，以为敌人3个月不能修复，可是它20天就通车了”；“其次就是轻视了它的装甲火车，轻视了它的新式武器”。
因此，表现在战术指导上，较多地采用阵地战甚至是阵地防御战的形式，脱离了八路军当时的条件，招致了不必要的损失。他认为这一个教训是应该记取的。
他还以整风精神严格地解剖了自己在军事工作和军事思想上的偏差。一个是关于“运动游击战”问题。他说：“在我自己认识说来，我是不了解毛主席讲的，基本上应以游击战为主，而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
我的错误就在于不了解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后来军分会那个小册子①，又把运动战放在前头，游击战放在后头，叫作‘运动游击战’。所以说对于毛主席的思想的了解是不清楚的，说把运动战放在前头就放在前头。？？可以说没有从战略眼光来分析问题，而是单纯的从战术上来看事”。尽管他在①指193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发出的《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
这个问题上没有造成什么过失，正如他自己一再总结的，抗战以来一贯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以游击战为主导地位的战略方针，即使是抗战初期处在敌、友、己3方混杂的复杂情况下，他恰当地运用运动战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并及时分遣部队，深入敌后繁殖游击战争，又正确地利用统战成果合法地发展抗日力量，迅速创建了晋冀豫根据地。而且在他一系列的战术报告和军事沦文中，已经充分论述过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以及游击战与运动战的辩证关系。尽管如此，他并不放过那怕只是认识上的一时偏差，主动暴露出来进行自我批评，这充分说明他对党的忠诚和磊落的人品。
再一个是关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错误的表态。他说：“从我本身上来说，我自己反省我的历史，我自入党那天起，就叫我‘听招呼’。因为我是从旧军队里出来的，我自己晓得，我不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的这样一种人。？？我在党内将近20年了，犯了一次严重的错误，就是宁都会议（四次‘围剿’前中央召集的）。由于我政治上落后，单纯军事观点，从战术上看问题，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起了支援作用？？这个错误促使我自己反剩”反省的结果，他很快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转而不满和反对李德等的错误指挥，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了深入敌人后方打破“围剿”的方针，站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思想的一边。可他并没有因为后来的彻底转变而原谅自己所犯过的错误，这次在庄严的党代表大会上自我揭短，再次作深刻的检讨，真可谓达到了“责己也重以周”的崇高境界。
在中共“七大”上，刘伯承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这年7月，发生了一件使刘伯承十分痛心的事，他在延安中央保育院里的二女儿华北被坏人暗害致死。面对劝慰他的部属和保育院的工作人员，他坚定地说，同志们，不要太为我难过了。敌人以为暗杀我刘伯承的女儿，我就会五心不定对他们手软，这是痴心妄想！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它要我们永远不能麻痹，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只要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把他们彻底消灭！他的坚强意志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使在场的人异常感动。
7月上旬，邓小平来到延安。刘伯承跟邓小平一起，研究和部署夺取晋冀鲁豫区抗战的全面胜利，以及开展抗战胜利后新的斗争。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晋冀鲁豫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任副司令员，薄一波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这样，以太行根据地为开端的晋冀鲁豫解放区终于正式形成，地域北起正太路与德石路，南至黄河。西迄同蒲路，东抵津浦路，面积达18万多平方公里，拥有人口2400余万，军队近30万，民兵40余万，成为全国7大抗日根据地之一。依托着这块强大的根据地，刘伯承与邓小平挥师投入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第十一章针锋相对
第一节上党雄风
1945年8月25日，太行山腹地黎城县长宁村外。一架美制运输机带着巨大的轰响降落在这里的临时机场上。从飞机里缓步走出了面带笑容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跟他们同机到达的，有副司令员滕代远、副政治委员薄一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眷，以及他们的部属陈赓、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等，还有准备转道奔赴其他战略区的负责人陈毅、林彪、肖劲光等，总共21人。
刘伯承、邓小平采取不寻常的方式从延安急返太行，为的是组织指挥即将进行的上党战役。
抗日战争的烽火刚刚停熄，国民党、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向人民抢夺胜利果实。他们以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为掩护，从大后方西南、西北调动大军，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陆续开进。对华北，他们指使第一战区胡宗南，第十一战区孙连仲，第十二战区傅作义和第十战区李品仙等部，分别沿同蒲路及正太路、平汉路、平绥路和津浦路4个方向逼进。企图夺取华北各大城市、铁路干线和战略要点，进而占据东北，并以此迫使中共在即将举行的重庆谈判中作出更大让步。与此相策应，第二战区阎锡山部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4个师及一个挺进纵队（相当于师）陆续侵入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腹地长治地区（古称上党郡），占据了长治及其周围的襄垣、屯留、长子、潞城、壶关等6城。企图以此为插入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一个楔子，尔后把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逼到山区予以消灭。
中共中央及时识破了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在准备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提出了坚决反对内战和切实做好相应准备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中共中央军委和晋冀鲁豫军区决定组织上党战役，消灭入侵长治地区的阎锡山部队。战情紧急，一切都在快节奏中进行着。下了飞机，刘伯承、邓小平径直赶回赤岸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驻地。见到阔别两年的村庄、院落和熟悉的人们，刘伯承心里不免涌起一种亲切和喜悦的感觉。可一想到肩负的重任，他不由得加快了步伐，急奔作战室。参谋们围拢过来，向他简要汇报了长治地区的敌我态势。阎部史泽波以军部率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师主力及暂编第三十八师一部守备长治，兵力约万余人；以挺进纵队一部结合部分保安部队守备长子、屯留，兵力分别约为2000余和1000余，襄垣、潞城、壶关则以保安部队守备，兵力都在千人以下。太行、太岳、冀南各军区一面攻击当面之敌，一面集结主力准备参加上党作战。
听完汇报，刘伯承要通了李达参谋长的电话。李达正在武乡段村指挥攻打日伪据点。刘伯承要他继续指挥部队攻下襄垣，在北面打开一个缺口，并就地集结太行军区部队主力，以便会合太岳、冀南军区部队进行上党作战。
第三天，刘伯承、邓小平召开会议，部署上党作战。邓小平说，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们抢走。刘伯承说，国民党军队沿铁路四路开进，四个爪子伸开向我们扑来了。人家的足球向我们华北解放区的大门踢过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东北部队作战略展开。本战略区的主要任务是粉碎国民党军队在平汉、同蒲两个方向上的进攻。但敌人入侵上党，我们如芒在背，背上有一把刀子，背脊就发凉嘛。如不迅速歼灭上党之敌，待国民党军主力南来时，我们将腹背受敌。说着，他手指陈赓、陈锡联、陈再道：你们“三陈”都在这里，这就是本次战役的基本力量。邓小平接着说，你们马上回到部队进行战斗动员。上党战役的决心就此定下。
29日，刘伯承与邓小平、滕代远、张际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上党战役的决心与部署：阎军1。6万人，深入上党，非集结重兵予以消灭不可。
已令太行主力、陈赓部及冀南的8000人共约2。8万人进行上党战役，坚决消灭该敌。
为了保障战役成功和阻扼国民党军沿平汉路、同蒲路北犯，他们同时令冀鲁豫军区主力由陇海路转向平汉路，肃清新乡以北的伪军，控制一段铁路；太岳军区沿同蒲路的部队加紧破路，为太岳军区下一步转用主力于该方向作准备；太行军区一部配合晋察冀军区部队破击正太路，另一部协同大岳军区部队控制道清路，扫清沿线伪军。
上党战役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处于战略转变关头的第一个大战役。由于作战对象和作战任务的变化，刘伯承面对的不再是分散守备和集中“扫荡”的日伪军，而是大规模进犯的蒋介石、阎锡山的军队；也不能再采用分散的游击战的作战形式，而必须转换成集中的运动战的作战形式。这种以作战形式的转变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战略转变，又一次摆在了他的面前。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只有顺利实现这个战略转变，才能有把握地取得上党战役的胜利；反过来说，上党战役的胜利实施，也就是战略转变的顺利完成。因此，他是把上党战役的计划、部署同实现军事战略转变结合起来进行的。
首先是扩充部队，编组野战军。还在延安时，刘伯承就接连电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军区，要求他们迅速扩充兵力，立即加以集中，组建野战兵团。到达赤岸司令部的当天，他又发出指示：“当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快集中分散作战的部队。要看谁集中得快，集中起来了，形成拳头了就是胜利。”根据他的指示，各军区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采取边打、边建、边练的办法，快速编组成太行、太岳、冀南3个野战纵队，保证了上党战役力量上的需要。
部队兵员的扩充，采取了个人直接动员和民兵集体动员等多种方式。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太行区的兵员扩充2。5万，太岳区扩充1万。村、区、县各级武装逐级上升，有的改个番号就成了正规部队。经历了八年抗战的根据地人民是有觉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