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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

刘伯承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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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间,一次中共中央负责人指定刘伯承陪李德到会昌视察,刘伯承以脑贫血为由请假,荐作战局长张云逸陪李德走了一趟。通过第四次反“围剿”的实践,刘伯承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认识到毛泽东对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是正确的。对于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等的堡垒主义和阵地战、先发制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等战略战术,他心存疑虑,未敢苟同。
  从1933年10月到次年10月开始长征,终第五次反“围剿”之局,刘伯承对李德的一套,不参不谋,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忐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
  1934年5月10日,他发表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提出:“敌人碉堡构成的封锁线,可以相当限制我们大兵团进行机动。然而,我们游击队确实可以自由出其封锁线碉堡(特别在广东,敌军没有连续的碉堡)的间隙,而进入其后方交通路上,实行穿袭。有些边区游击队就应该留在封锁线外,向敌人远后方,特别向其策源地展开游击战争,以耗散其兵力,破坏其粮弹的运输,乃至造成地方暴动,就更有战略上的意义。”这种用深入敌人后方的办法来打破敌人“围剿”的杰出主张,可以说是他在抗日战争中提出的“敌进我进”思想的最初萌芽。9月10日,他又发表了《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一文,强调:“游击队在芽过敌人封锁线后的活动,如遭受敌人强烈压迫时,只有勇敢地再延伸,向敌人深远的后方挺进活动,这是容易达到吸引敌人后退的目的,不应企图缩回苏区,折转到封锁线上碉堡地带,恰人敌人陷阱,回旋无地,遭受严重的打击。”进一步发挥了他的上述主张。
  他一再提出的到敌人深远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威胁敌人根本重地,迫敌回援,以打破敌人“围剿”的战略思想,无疑是十分可贵和正确的。这与后来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的主张,可谓互为补充,异曲同工。这也说明刘伯承的思想已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和指导方针,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跟毛泽东一样,刘伯承的这些意见并未得到中共中央决策者的重视和采纳,相反,刘伯承因此而招致了李德的嫉恨。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谈事情,因话不投机,李德当面训斥他说:“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伍修权怕双方闹僵,只简单地翻译说:“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刘伯承哈哈一笑,说:“你是个好人啊!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又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去,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火做饭,挡了他的路,李德的无名火发泄,一脚把饭锅给踢翻了。刘泊承是个民族自尊心非常强的人,李德训斥自己,他看作是工作上的争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理应忍让,他也能够忍让。这次发生的事件,在刘伯承心目中是洋人欺负中国人,联想到在苏联学习时受到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对待,他终于怒不可遏,当场跟李德吵起来。他用俄语说:“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李德悻悻然而去,到中央局书记博古那里告了一状,说刘伯承不尊重他。这样的总参谋长妨碍他的工作。博古找刘伯承谈话,把刘伯承降到第五军团当参谋长。这是他第一次被撤掉总参谋长的职务。证明这时的刘伯承,已经同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划清了界限,站到正确路线上来了。 
  
第六章长征 
   
  第一节智取遵义城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刘伯承由瑞金红军总部赴第五军团上任。第五军团军团部设在兴国城外五里亭一座山上的庙宇里。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等热烈欢迎刘伯承的到来。虽然中革军委通知明确说刘伯承是来当军团参谋长的,但董振堂、李卓然仍把他当作总参谋长看待。第二天下午,在庙宇的大殿里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由刘伯承作部队转移的动员报告。本来应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刘伯承新任军团参谋长的身份,可主持会议的董振堂却说:“现在请刘总参谋长讲话。”刘伯承听董振堂这样介绍,略一迟疑,本想把自己被贬职的经过跟大家说清楚,转念一想,这里面涉及到和顾问的争论及中共中央上层的一些事情,不便于讲,于是改了话题:“同志们,我们这次反‘围剿’,不叫打仗,叫‘挡仗’,敌人呢,也不叫打仗,叫‘滚仗’。敌人凭着他优势的兵力、现代化的装备,象个大石滚子滚过来,我们还硬用人去挡,当然要吃亏啰。”这一生动的比喻,形象而深刻地概括了第五次反“围剿”战略战术上的失策。大家频频点头,会场顿时活跃起来。他继续说:“任何军事家都懂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们和蒋介石打仗,是弱军对强军的作战。蒋介石几乎控制了全国地盘,有几亿人口、几百万军队;而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只有300万人口、十几万红军。可是有的人就是不承认这个现实情况,不顾条件地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和人家打正规化的阵地战,这样,实际上把主动权送给敌人,使自己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一年来的战争事实证明,我们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战术有问题,需要改变。现在,我们要到外线去作战。部队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本来应该好好休整,但没有时间了,同志们回去要抓紧动员一下,准备很快出发。”这就是刘伯承就任第五军团参谋长的第一席讲话。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从中央苏区出动,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一连几天,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共约8。6万余人,陆续从福建西部的长廷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零都出发,向贡水与信丰河(桃江)之间突围集结地区开进。中央苏区等根据地留下项英、陈毅等,率1。6万余武装坚持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突围方向是西进湘西。横亘在面前的第一道障碍,是国民党军陈济棠部沿桃江东岸修筑的碉堡封锁线。21日,红军开始冲击这道封锁线。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分左、右两翼展开,红九军团、红八军团分别随后掩护跟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及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陈济棠原是由广东地方军阀归顺蒋介石的,他一直提防着蒋介石削弱和吞并他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开始以前,中央红军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这种矛盾,曾与他进行过秘密谈判,缓和了双方的关系。因此,红军在务一道封锁线没有遇到大的抵抗,25日,全部顺利渡过桃江。但已暴露出行动迟缓和指挥混乱的严重弱点。本来8万之众的长距离转移,又要对付国民党军沿途的围追堵截,理应作必要的准备和精简,然而红军仓卒上路,又缺乏周密的行动计划,还携带了大量笨重物资器材,占用许多人力,影响道路通畅和行军速度。一道布防并不严密的桃江封锁线,竞化费了整整4天时间。这正孕育了前进道路上的危机。
  刘伯承积极履行起第五军团参谋长的职责,经征得董振堂的同意,为第五军团制定了严密的行军、作战方案,并切实组织实施。他采取互相掩护、轮番转移的办法,让军团所辖第十三师与第三十四师两个师稳妥地交替前进。又抽出主力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担任后卫,以备情况紧急时坚决挡住敌人,使军团能迅速及时部署阻击,确保整个红军的安全。还派遣军团侦察部队前出与敌人保持接触,迷惑敌人,隐蔽主力行动企图。这些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第五军团从兴国城外直到桃江,不仅很好地完成了全军的掩护任务,而且本身没有受到损失,也很少有人掉队。25日,第五军团最后过桃江,人马正沿着浮桥有秩序地行进,忽然远后方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据侦察报告,是敌军追上来了。刘伯承当机立断,命令供给、运输等有马匹的单位下水徒涉,浮桥让战斗部队和机关使用。当人马过完,又命令拆除浮桥。
  敌人追到江边,无桥可过,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红军大队人马透迤西去。蒋介石又令陈济棠、何键在湘粤边境的汝城、仁化和乐昌、宜章、彬县之间设置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由于蒋介石还不了解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只是采取一般性的防堵措施,敌军各部一时也没能及时到位,尤其是陈济棠唯恐红军进入广东,只派少量部队在汝城、仁化一线虚张声势,主力却撤向新田、安远、大庾、南雄等地布防,所以红军通过这两道封锁线也未遇到多大的麻烦。
  不过,倒是自己大搬家式的转移和甬道式的行军队形,增加了部队的疲劳和减员,削弱了作战能力,招致了一些损失。
  红军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终于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于是部署何键以及粤、桂、黔境的部队进行“追剿”和堵截,以求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形势变得对红军十分不利。
  在向湘江前进途中,一天傍晚,刘伯承率司令部及部分战斗部队,在湘桂边界的文市附近,被敌军截断了去路。这时一不明敌情,二不明地形,有人建议乘敌人立足未稳打过去。刘伯承没有采纳,一面让部队隐蔽,一面观察敌人的动静。他看到敌人并未发现自己的部队,立即命令部队继续隐蔽诗命。天黑以后,他命令每人左臂扎一条白毛巾,一个接一个鱼贯而进,终于安全脱离了敌人。过后,他对部属说: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部队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不让中央纵队的后尾暴露。
  11月25日,中央红军决定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部队开始行动,先头部队一部奋勇穿过湘江,并控制了一段渡江地域,但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能及时赶到渡口。28日,国民党军赶到湘江两岸前堵后追,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
  红军各部队面对配备有飞机、大炮的优势敌军,浴血奋战,挤死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直属机关于12月1日渡江。但红军各部队伤亡严重,第五军团作为全军后卫,打得尤其艰苦。第三十四师被阻于湘江东岸,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
  在激烈的战斗中,刘伯承始终坚持在第一线指挥。董振堂让他先撤过江去,他说:你们都先走,我断后。直到接到总部撤退的命令,他才骑着一匹老白马跨入湘江,他不断招呼司令部的人员快速前进,对紧跟在身后的一位小战士说:”来,小鬼,拽紧马尾巴,别让江水冲跑了”。上得岸来,他回身看着大片倒下的烈士,四处散落的机器、装备,满江飘流的文件、钞票,不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后来,他在《回顾长征》一文中描述了他和广大指战员当时的心情:“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本来打算率领红军到湘西与先期到达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但国民党军抢先占领了城步、武冈地区,堵住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通路。中央红军遂沿西延山脉进入贵州东部。12月15日。前锋红二师,击溃黔敌1个团,攻占黎平。军委纵队17日入城,在这里休整了3天。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上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到湘西会合第二、六军团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同时,不顾李德的反对,中革军委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23日,博古来到第五军团驻地洪州司,向刘伯承传达了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中革军委的任命。
  黎平会议后,红军准备北渡乌江,西向遵义前进,左、中、右三路直插乌江南岸。中路是由刘伯承统一指挥的中央纵队和红一军团第二师、干部团。
  刘伯承命令第二师第四团在猪场(珠藏)对岸开辟渡口。他亲自带领红一方面军工兵连和干部团工兵连在江边试验架设浮桥。眼前的乌江约有250米宽,水深浪高,对于没有船只和相应器材的红军来说,架桥的任务十分艰巨。
  刘伯承发动大家献计献策,终于想出了利用竹、石搭浮桥的办法,以竹筐装填重石代替铁锚,以多层重叠的竹筏充当桥墩,中间再以竹筏连接起来,上铺木板作桥面。
  猪场是黔军江防司令部所在地,附近派有2个团在乌江北岸扼险固守。
  红四团以强渡结合偷渡的手段,从江界河突到乌江北岸,乘胜攻占猪常工兵部队在刘伯承的指挥下及时架起了一座宽5米的浮桥。1935年1月3日下午,中央纵队和第五军团等顺利通过了浮桥。毛泽东走上了浮桥,不住声地赞叹:“真了不起,我们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起这样的桥。”与此同时,左路纵队第三军团从茶山关强渡,右纵队第一浑团、第九军团从回龙场强渡。
  中央红军胜利地突破了乌江天险。
  一过乌江,刘伯承立即率部奔向团溪,行军途中,他向二帅第六团政治委员王集成交代夺取遵义的任务:从团溪过新尝龙坪场,离遵义城30公里,有个小镇叫深溪水,驻有敌人1个营,这是遵义的外围据点。你们团的任务,是斩断遵义敌人的触角,还不要让他知道,要秘密,要全歼,不许有一个漏网,否则给遵义守敌通了消息,就会增加我们攻城的困难。他强调说:“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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