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活着就老了-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孪⒀托坌模岩桓龀て暮盟夭呐筛鲋衅采崃宋舶汀
我想到的补救办法是,全篇引入成年后回望少年时代的视角:书中的少年人偷窥当时周围的世界,写书的中年男子二十几年后偷窥书中的少年。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结尾用了一点点这样的处理:加长卡迪拉克转上建国门立交桥,长大了的混混们喝着人头马XO,看见儿时的傻子骑着棍子走过,傻子对他们的评价依旧:傻逼。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初稿完成,我换了工作,换了城市。原来在北京的房子大,四壁都是书架。香港的房子比我原来的厕所大点有限,睡了人就不能再放书。我把所有的书装了四十四个大纸箱,四吨多,堆到大哥家某间十几平米的空房。
“地板禁得住嘛?”我问。
“没问题。蹋了也砸死楼下的。”我哥说。
我大哥赋闲在家,我说,别无聊,你每年打开一个书箱,全部读了。四十四箱书读完,你就成为了一个幸福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快要告别人世的人。
在书籍装箱的过程中,我找到自己一堆手稿,搞不清楚是过去的情书还是无病呻吟的文字,反正都没兴趣,飞快收拾起来,免得老婆看见生事儿。有过教训:我一个学计算机的朋友,被老婆发现他大学时代写给其他姑娘的情诗,勒令三天之内写出十首新情诗献给老婆,要比舒婷写得好,诗里还不能有“0”或“1”。
修改《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时候,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谈论这个主题,忽然想起那些手稿,想找出来看看有哪些素材可以废物利用。于是,二零零四年三月,在我满三十三周岁之前,我发现了一部我十七岁时候写的长篇小说:蓝黑钢笔水写满的三百二十七页浅绿色稿纸,封存在一个巨大的牛皮纸袋子里,竟然是个结构和故事极其完整的长篇小说,不可割断,不可截取,《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几乎一点也用不上。
奇怪的是,十六年之后,我对这本长篇小说的记忆几乎丧失,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写?当时的情景如何?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全部忘记了?我无法回答,甚至那些蓝黑钢笔水的字迹和我现在的字体都有了本质的差别,要不是小说结尾清晰写着八九年九月,要不是手稿沉甸甸攥在我手里,我不敢相信这个东西是我的。我心虚地举目四望,周围鬼影憧憧,我看见我的真魂从我的脚趾慢慢飘散,离开我的身体,门外一声猫叫。
我托人将手稿带给出版家熊灿,他说找人录入。他是个有明显窥阴癖倾向的人,在录入之前就偷偷看了手稿。打来电话:“你丫小的时候,写的小说很有意思。有种怪怪的味道,说不出来。”
“我打算友情出让给我的小外甥王雨农,让他用这本书和他七岁的傲人年纪,灭了韩寒和郭敬明,灭了王蒙的《青春万岁》。”
“不好。浪费了。要你自己用。简直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阴柔纯情版哦。”
“你觉得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还好?”
“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真实哦,简直就是活化石,恐龙蛋,有标本价值。你现在和王朔当年一样,记忆都有了变形。嘿,总之,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强。”
“你是说我这之后的十六年白活了,功夫白练了。日你全家。”
“你的孤本在我手上哦,语言要检点哦。毁了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再写出来哦。”
“北京是个有所有可能的地方,我的手稿少了一页,就找人剁掉你一个指头,少了十页,就剁掉十个指头,少了十一页,就剁掉你的小鸡鸡。”
择了个吉日,我重新校对了一遍。我不相信熊灿的判断,我自己的判断是,优点和不足同样明显。小说语言清新,技巧圆熟,人物和故事完整,比我现在的东西更象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对少年的描写,细腻嚣张,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现在肯定写不出。但是,思想和情感时常幼稚可笑,如果拿出来,必然被满街的男女流氓所伤害。
我有过多次冲动,想动手修改这篇少年时的作品,按照现在的理解,掩饰不足,彰显优点。但是每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稍稍动手就觉得不对劲儿。思量再三,决定放弃修改,仿佛拿到一块商周古玉,再伤再残,也绝不动碾玉砣子,防止不伦不类。等到我奠定了在街面上的混混地位或是四十多岁心脏病发作辞世,再拿出来,一定强过王小波的《绿毛水怪》和《黑铁时代》。随手给这个长篇起了个名字,叫做《欢喜》。也只有那个年代和年纪,有真正的欢喜。
最后,打电话给大哥,开箱翻书的时候一定留神,要是再发现整本的手稿一定要告诉我。没准在那四十四个大箱子里,还隐藏着我少年时代写成的另外三、四个长篇小说。幸亏这些小说当时没有在街面上流行,否则作者现在就是另外一个忧伤的仲永。
2004/5/1
换个裤头换个城市
冯唐
我原来以为,换个工作,换个城市,就象换个裤头那样简单。
当时一个人从北京去美国,四六不懂,也就是简单托运两个巨大的箱子,随身书包里几十张盗版光盘,贴肉钱包里几张薄薄的百元绿色美钞,我首都机场里抱了一下面目如春花身体如高粱饴的女友,向老妈老爸挥了一下手,在飞机上曲折婉约地睡了一觉儿,就到美帝国主义的地方了:多数人讲英文,花草整齐,地上没痰和烟头,咖啡和可乐都散发着资本主义的味道。
所以想象从中国的北京转到中国的香港,我想应该象换个裤头那么简单:旧的蜕下来,扔进洗衣机,新的从衣柜里拿出来,踹两下腿套上身体。
但是,离开北京就是第一桶麻烦。
虽然人实际上受雇于外企,但是名义和手续上我的单位是外企服务公司。外企辞职,签署各种保密协议和非竞争协议,交还机要文件、钥匙、秘书、门卡、公司信用卡、手机、电脑之后,还要去外企服务公司。在外企服务公司,我要结算我的各种福利保险,住房基金,具体金额的算法比对冲基金的高级操作还复杂,基本上它给我一个卡,给我多少我就拿多少,密码还不告诉你,还发给我一个存折,和这个卡不是一个银行的,这个卡和这个存折什么关系,一层楼的人也没能跟我说明白。还有,我的档案要存在北京市人才(公司?不知道),交几百块,别问为什么。我也可以存别处,但是别处没有在外企公司现场办公,至于别处是哪些去处,在什么地方,什么价钱,北京市人才派出的现场办公人员不知道。还有,我的户口要自己存街道,我的医疗卡和缴费纪录我要自己留着。
然后是处理身外之物。先是房子,房子先要租出去,靠着我的极简主义的装修风格,我租给了一个英国大使馆做文化艺术项目的半大老头。项目做四年,房子就租四年。那个装修是京城室内设计大师孔大的作品,孔大的特点是才气大,手巧,有急智,热爱妇女,人住澡堂,手机不在服务区。本来房子是北欧风格的,有个真正的壁炉,大理石的,什么“蓝钻”和“黑金沙”,壁炉前懒睡一条狗。后来孔大说,时间不够了,“改现代日式吧。日本其实最好地继承了汉唐风骨,而且日本人咸湿。”后来孔大说,时间不够了,“改极简主义吧,最省钱的就是最好的,少就是多,少就是好。”就象相声里说的,画个扇面,美女换成张飞,张飞变成大树,最后只能扇面涂黑写两个金字完事儿。后来,房子租给英国人之后,孔大说,“欧洲人,艺术眼光最好。”我要搬出去,光书就装了四十四箱。不可能搬到香港,香港一个岛的书都没这么多,这些书进了我香港的房子,我只有踮着脚尖坐在厕所里睡觉了。实在没人可欺负了,还有父母。书堆进老妈原来的卧室,箱子摞了三层。老妈在美国叫嚷,楼板要塌的。我说,我问过孔大,民用楼板设计强度是一平方米一百五十公斤,实际负载量可达三百公斤,我的书平均下来,也就是一平方米一百三十多公斤。老妈继续在美国叫嚷,楼板要塌的,楼下住着的老蔡是个好人。我说,您放心吧,我堆上书之后,还在楼板上跳了好些下,没塌,还到蔡伯伯家去了一次,相应天花板上也没看到裂缝。再从美国打电话来,是姐姐,说老妈做梦把书箱子从一个屋子挪一些到其他屋子,累惨了,心脏病犯了。除了房子,还有宽带网,我跟英国大使馆的半大老头说,还是留着吧,北京也没有《阁楼》卖,你老婆也不在,他说,是啊是啊。还有手机,申请了一个语音信箱,中英文各录一遍,大意说,我到南方去了,有话就撂下。反复听了好几遍录音,才勉强接受,电话里那个公鸭嗓的男声是我自己的。
然后是处理身外之羁绊。颐和园的西堤和故宫后屁股上的筒子河,我带不走,但是要使尽全身力气,恶狠狠地看一眼,闻一鼻子,能摸的地方慢慢摸两把:一棵是桑树,另一棵也是桑树。古玩城带不走,但是坏蛋仗义行侠的玉商小崔劝慰我,香港有个荷里活道,道上也有坏蛋玉商,如果我眼力比他们毒辣,这些坏蛋玉商偶尔也被迫仗义行侠,“还有,还有,记住,别买传世的,一定只要大开门的生坑货。”小崔说。酒肉朋友带不走,我在一周的时间里,每天赶三个局,基本都见过了,至少能抵三四个月,不去念想。康宁按摩院的独眼龙老白带不走,我连着做了三个钟,肉体开始恢复弹性变得如同高粱饴,“别急,我决定下月开始到旁边的朝阳中学学习游泳,听说从珠江口游水过香港并不遥远,听说香港最便宜的按摩一个钟也要一百三十八元港币。”独眼龙老白说。三联书店带不走,又买了十几本,行李装不下,继续堆到摞了三层的书箱上,反正楼板下的老蔡总是有危险,反正老妈认定楼板要塌,定了机票,调整书箱,救老蔡。
然后还有到香港的第二桶麻烦:旅行手续,工作手续,房子,手机号码及通知所有同志,银行户头,宽带登记,书店,技术好的盲人按摩院,各种银行卡飞行里程卡的联系办法更新。
工作需要,间或要去蛇口,然后便有到第三桶麻烦:旅行手续,工作手续,房子,手机号码及通知所有同志,银行户头,宽带登记,书店,技术好的盲人按摩院,各种银行卡飞行里程卡的联系办法更新。不期望蛇口会比香港少多少麻烦。同叫中国移动和建设银行,北京分公司和广东分公司几乎是两个公司。我不抱任何希望。
所以,如果不考虑思念,纠缠,反复,以及双方亲友团,简直比换个老婆还麻烦。其实,我和老婆有各自的身份证,护照,手机,分开的户头和房子,技术好的盲人按摩院可以共用。过来人孔大说,其实,现在实行新的离婚法了,手续可简单了,将来就更方便了:有个机器象是自动取款机,两个人用结婚证一刷,自动离婚机的玻璃罩子就打开了,屏幕上说,你要离婚吗?两个人同时按Y,再分别按个手印确定,自动离婚机里伸出一把剪刀,把结婚证剪了,然后伸出一只小手,一人一个巴掌搧出来,然后就结束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WTO了,奥运会就要来了。日子好,即使不能长生不老,总还是希望能延年益寿。两种办法能够延长生命。第一,活得长些。如果活到一百六十岁,相比常人,你就活了两辈子。第二,多些变化。每天换个裤头,每周换个计算机桌面和MSN显示名称,每月换个网名和电邮地址,每两三年换个城市,相比常人,你多活好几辈子。
我想,尽管麻烦,第二种还是比第一种容易些。
2004/8/25
人活不过手上那块玉
冯唐
对于肉体凡心的俗人,最大最狂妄的理想,是对抗时间,是不朽。
千百年后,肉体腐烂,凡心消亡,而某些俗人的事功文学,仍然在后代俗人的凡心里流转,让这些凡心痛如刀绞,影响他们的肉体,让这些肉体激素澎湃。在这样的理想面前,现世的名利变得虚妄:挣一亿美金?千年后,谁会记得股神巴菲特?干到正部级?现在,有几个人记得御准柳永浅吟低唱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是宋朝哪位皇上?
对抗空间没有那么困难,赶巧了,在白宫里抱住克林顿的腰,在雅典抱住马拉松高手的腰,一夜间能名满天下。对抗时间,实现不朽,不能靠养育后代。生个儿子,仿佛撒一把盐到大海,你知道哪一瓢咸味儿是你的基因?
中国古人总结的对抗时间的路数是:立德立功立言。
其实,立德和立功立言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往严肃了说,立德是后两者的前提,德不立,事功文学都无以立。往实际了说,立德是扯淡,横看成岭侧成峰,什么是德?往开了说,都不容易。立功难啊,天下太平了,象样一点的理工科大学都能捅咕出原子弹,李洪志跑美国去了,如果生在今天,成吉思汗最多替蒙古国从高丽人手上抢得一块射箭金牌和一块摔跤金牌,曾国藩没了拜上帝教闹太平天国,最多做一两届国务委员。立言难啊,几千年文字史,多少人精疯子偏执狂自大狂写了多少文字,要写出新的意思或是新的角度而不是直接或是间接抄袭,基本上是妄想。立德尽管虚,长期坐怀不乱,慎独,四下没人,拉了窗帘也不自摸,基本上是不可能。上中学的时候,看到史书上说,董仲舒牛,安心读书,三年不窥园。心想,这有什么难啊,街上除了北冰洋汽水和双色冰激凌之外,没有其他吸引力了。等到上班挣钱,俗心开窍,如果两个星期没有饭局,心里就会打鼓,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和社会以及人类的亲密联系。
不朽有诱惑,立德立功立言有难度,所以,潜意识驱动人们热爱收藏。
老的东西,流到今天,相对于时间,相对于向不朽的卑微的努力,才是对的东西。
一块商晚期的鸟型珮在我的肉手上,青黄玉,灰白沁,满工双阴线刻殷人祖先神玄鸟,鸟头上站立一小龙,龙爪子抓住鸟头,鸟和龙都是象征太阳的“臣”字眼。我想,当时的人,怎么想到,这个神玄鸟要这样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