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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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军的覆辙，让中共领导人成为“石达开第二”，可是，这一梦想又破灭了。　　　　
　　　　１９３５年６月，蒋介石对回顾追击红军进行了反思，他在日记中写道：红军“未得全歼，恐遗后患。是乃智虑学识不精之过”。蒋介石这个人是不轻易言错的，看样子他真的感到自己的指挥不及对手。毛泽东等人率领中央红军穿过草地，与在川陕交界处的红三军团会合。蒋介石得知这一情报后，心情忧郁，他感到“追剿”红军已经失败，于是感叹地说：“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此时，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制造各种事端，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蒋介石从其利益集团的前途着想，开始作对日战争的战略准备。他想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同时也想借用共产党的力量。于是在继续对红军进行“围剿”的同时，蒋介石想开辟与共产党谈判的路径。于是，他多管齐下，在国内外寻找中国共产党人，以便建立政治上的联系。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蒋介石为了密谋“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发展”，特密派国民党中央常委陈立夫（化名李融清）带领张冲（化名江帆南），假借欧洲德国、法国、瑞士、捷克、意大利等国访问之名，打算秘密前往苏联。尽管这次行踪非常诡秘，却没有躲过日本特务的视线，日本媒体对陈立夫准备访苏予以报道。蒋介石怕得罪了美国、日本，指使陈立夫放弃访问计划。　　　　
　　　　在陈立夫去欧洲之前，蒋介石为了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打通与共产党接触的渠道，于１９３５年４月，派曾担任过自己侍卫长的黄埔系学生邓文仪出任驻苏使馆武官。赋予邓的任务是了解苏联的态度，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建立联系。这一年的秋天，邓文仪弄到一份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这个发言就是他代替中共中央起草的《八一宣言》的内容。中心思想是阐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邓文仪如获至宝，立即寄给蒋介石。蒋介石从捕捉新的信息中，感到有可能政治解决中共问题。　　　　
　　　　于是电令已经到新疆打算回南京述职的邓文仪，返回莫斯科，通过各种关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进行秘密接触，商谈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可能性。　　　　
　　　　邓文仪回到莫斯科后，与王明联系上了。王明了解到邓的身份及其意图后，派潘汉年出面与邓商谈。潘在询问中得知邓是代表蒋介石与中共接触的情况后，两人开始就有关问题进行商谈。当潘问邓“国共合作抗日，是否是国民党既定的政策”时，邓向潘谈了蒋介石的战略新的动向，说蒋介石想抗日，苦于兵力与不足。“目前国内有实力的只有国共两党，假如能联合起来，像１９２５年的合作，一定有办法。”他还讲了蒋介石开出的具体条件。在潘汉年弄清邓的意图后，王明会见了邓文仪，就国共合作的问题作了进一步交谈。王明认为，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都在国内，两党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邓文仪希望王明回国一趟，亲自与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王明就此事向共产国际报告后，共产国际有关人士表示，南京政府须先交１００万元押金方可让王明成行。因此，王明回国未果。　　　　
　　　　蒋介石急于与中共接触，指示陈果夫、陈立夫和宋子文分别在国内寻找与中共接触的管道。　　　　
　　　　陈立夫接受任务后，找来亲信曾养甫具体承办。曾养甫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铁道部次长。他把这件事交给曾与周恩来同是“觉悟社”成员的谌小岺。谌小岺通过在北平任中国大学教授的吕振羽与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头。中共北平市委通过中共北方局请示中共中央后，派周小舟前往南京直接与国民党当局接触。


治篇第127节　“剿”抚兼施（2）

　　　　１９３６年３月，周小舟作为中共代表，携带着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以毛泽东等人的名义写给曾养甫和谌小岺的信，与曾养甫接上了关系，然后，与谌小岺谈判，由于双方的意见相差甚远，没有什么结果，但周小舟此行，使共产党与国民党直接发生了联系。　　　　
　　　　宋子文通过宋庆龄找到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董带着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签署的“财政部调查员”的委任状，以南京官员的身份去陕西。到达延安（时称肤施）后，在张学良将军的安排下，秘密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在那里同博古见面，向他传递了国民党当局要求同中共中央谈判的信息。　　　　
　　　　正在山西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得知此消息后，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向南京当局提出了五项要求。董健吾将密件默记在心，带回南京，向国民党当局传递，国共两党高层之间中断八年多的联系接通了。　　　　
　　　　１９３６年９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从苏联回国的潘汉年为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他由陕北来到上海，携带了毛泽东致国民党一些中枢领导人、周恩来致陈立夫兄弟的信函以及中共中央拟定《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等文件。陈立夫要谌小岺函告周恩来，说明“现办好太原行营护照六张，通过安全当可不成问题。谈话地点以在广州为最合适，因曾、陈二兄均在此，蒋先生在日内亦南来也。时间以１０月底较妥。”　　　　
　　　　１１月潘汉年在上海向陈立夫递交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两人开始谈判。陈立夫则置中共中央的《协定》草案不顾，提出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另一套方案，要求对立的政权取消，中共军队最多编３０００人到５０００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果军队能如此解决，中共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陈立夫所提出的条件，意在中共解除武装，交出政权，从而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　　　　
　　　　对于如此无理的要求，潘汉年当场予以拒绝，严正地指出：“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还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还说，蒋先生有此想法，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了。　　　　
　　　　陈立夫听了潘汉年的强硬的表态后，态度有所缓和，说刚才所谈条件是蒋先生的意思，希望周恩来能亲自出面谈判，此事或许还有转机。潘汉年回绝说：“在你们这种苛刻条件下，周恩来是不会出来和你们谈的。陈说，请潘先生暂不把我说的条件报告给他，我想周恩来应该会来的。潘汉年说，如不把贵党条件报告，“暂时停战的条件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这样，潘陈谈判便在僵局中宣告结束。　　　　
　　　　评析：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蒋介石用文武两手，“剿”抚兼施，企图彻底解决共产党和红军力量。调动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武装的大部分兵力，前堵后追，甚至扬言要中央红军长征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历史悲剧，尽管他的军事部署很严密，但未能达到目的。　　　　
　　　　在日本加紧对华北的侵略，民族危机加重的形势下，蒋介石多管齐下，派出多路人马，国外、国内结合，以联合抗日的名义，主动与中共联系，这是有识之举。　　　　
　　　　经过国共双方共同努力，使国共两党中断了１０年之久的关系再次联系上了。两党开始了接触与非正式的谈判。然而，国共两党的代表未能达成合作的协议。其责任在蒋介石。　　　　
　　　　第一，指导思想的错误。他的指导思想不是从民族和国家大局出发，而是以与中共接触为手段，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寻求苏联对国民党统治的支持；从其统治集团的私利出发，想两手并用，武力不成，以安抚诱骗中共接受“收编”。　　　　
　　　　第二，缺乏平等的态度。谈判是一个协商，求得共识的过程，需要平等相待，可是蒋介石国民党当局以势压人，以中央政府自居，居高临下，名义上的合作，实则是搞“招安”、收编。　　　　
　　　　第三，缺乏灵活的策略，要中共领导的红军缩编到几千人，要求朱毛离开红军出国。这样的条件在中共代表拒绝时，没有做出任何退让，使谈判进入死胡同。　　　　
　　　　第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已开始成熟，对蒋介石的保持高度的警惕，其“招安”收编的把戏，是骗不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他们理所当然地回绝，即使今天的后人也会认同。　　　　
　　　　不过联合抗日这已是大趋势，蒋某人的能耐再大，也不可抗拒。后来张扬发动“西安事变”，终于把蒋介石逼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也把他带入政治生涯的辉煌时期。


治篇第128节　水溶不了“钢”（1）

　　　　“容”字加三点，水溶不了“钢”　　　　
　　　　曹雪芹的《红楼梦》，在描写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时，把林黛玉比做“水”，贾宝玉为了追求纯真的爱情，忘记了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被林黛玉这个“水”溶化了。可这是艺术，现实生活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我们无法考究。而在蒋介石处理国共关系中，却有一段“水”溶不了“钢”的真实的故事。　　　　
　　　　事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的代表经过极其艰难的谈判，于１９３７年９月终于达成协议，正式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如前所述，即使两党合作了，蒋介石也没有放弃限制、削弱、消灭共产党的企图。　　　　
　　　　南京陷落前夕，国民党中央及其国民政府迁往武汉。适应这一变化，中共中央派出由王明、周恩来、博古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抵达“陪都”武汉。他们一到武汉就同蒋介石直接会谈，周恩来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纲领、出版日报、改造军队等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蒋介石当即答复说：“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是见好转，我想的亦不过如此”。此次会谈，达成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协议。蒋介石表示，今后两党关系，由陈立夫等与中共代表团共商一切。　　　　
　　　　此后，两党关系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由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刘健群起草共同纲领。当周恩来在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他起草的共同纲领时，国民党代表却坚持把它移到下次会议再议。共同纲领被无限期地搁置，两党关系委员会也就形同虚设。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是因为蒋介石在与王明等人会谈时，回答周恩来的一席感人之言，并非真话。他内心所盘算的是如何趁再度合作之机，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的力量。他的真实意图是要“化多党为一党”，从组织上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面去，加以溶化，而对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等主要问题无意解决。　　　　
　　　　不久，国民党在武汉通过官方报纸《扫荡报》等掀起了一场“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宣传运动，鼓吹“统一的团结方式，是用以大并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单位，合而为一”，“这个合并，根据１９２４年－１９２７年的教训，在实现以后，即不能在国民党内成立党团，在国民党外保存组织”。１９３８年２月，蒋介石会见周恩来时表示：对各派“唯愿溶成一体（其意可为一党）”他的简短讲话，已把国民党舆论实质点明了，那就是要“溶化”掉共产党。周恩来当即回答说：“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　　　　
　　　　１９３８年３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再次建议两党协商发布一个共同纲领，建立一个各党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联盟。　　　　
　　　　这本来是蒋介石口头答应了的事情，甚至说“我想的亦不过如此”，可是这时他却反而认为这是共产党的阴谋，企图要“大规模渗透本党（国民党）”。蒋介石接连两次发表谈话，表明对党派问题的态度，他说，与其用政治力量抵制其他党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溶化其他党派于一个信仰上一个组织下，共为国家民族之前途而努力。说来说去，还是要从组织上把共产党“溶化”掉。　　　　
　　　　在这里值得说明的是，在酝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曾提出联俄容共的方针，后来，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将孙中山以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重新阐释“三民主义”时阐述的有关思想，概括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容共”变成了“联共”，孙中山实际上是“联共”的意思。“容共”与“溶共”虽然只差“三点”，然而，其内涵却大相径庭。“容共”中的“容”字是“容纳”的意思，国民党组织容纳共产党员，但你要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当孙中山要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李大钊对孙中山说，我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孙中山回答说，那不要紧，你一面做国际党员，一面做国民党党员就是了。而蒋介石的“溶共”却是要共产党放弃“主义”，放弃自己的组织，以大吃小。　　　　
　　　　此时的王明，已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转到抗战时期的右倾，只讲团结，放弃斗争，并一味向蒋介石讨好，在党内外造成不良后果。王明的错误主张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批评，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予以了抵制，并同蒋介石“溶共”主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中周恩来等人的抵制，蒋介石的阴谋未能得逞。蒋介石在同王明打交道中，发现王明没有多大本事，对王的一味讨好，也不太领情，毛泽东后来讲到此事说：王明胭脂口红送过去，蒋介石一个巴掌打回来。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日渐成熟，蒋介石的“溶共”也只是说说而已，共产党并没有照办。周恩来后来在中共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谈到这一历史时说：“他们那时叫‘溶共政策’，好像要拿水把我们化了。国民党是水做的林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