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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蒋介石成败录-第22部分

小说: 蒋介石成败录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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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必须通过侍卫进行安排,如果不给这些人好处,他就会用各种借口挡驾,使你吃闭门羹。另外,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汇报多如牛毛,好的汇报当然希望蒋委员长尽快面阅,但如果分管各地的文书的人,坚决不给你呈送,你也无法。如果得罪了这帮人,他们专门找你的一些不利的事情向委员长汇报,长此下去,自然就会在蒋介石心中留下恶劣印象,这势必影响自己的前程。    
    正是因为侍卫位低而权重的特点,在过去王朝,很多官僚都要想方设法地巴结侍卫、太监,给他们送钱送物,那当然还有送美女的。为的是想了解皇帝的活动,以便从中找到一些信息,心中有数,超前准备,以防不测。这样,在侍卫、内臣的岗位上奉职,贪污受贿的机会就比较多。    
    在蒋记王朝,虽然名曰民国,实行独裁统治,其实际情况与封建朝廷差不了多少。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后,对自己的生活小节要求比较严格,已经同过去生活上的劣迹告别,平时的生活也比较简朴,至少给人以这种印象。对于官员的贪污,若知道了处罚还是很厉害的,但对于身边谋事之人的贪污受贿行为,则往往是责骂而已,不给真的惩罚。    
    王世和担任蒋介石的侍卫队长多年,官虽然老是提不上去,但钱却是捞得不少。1928年,蒋介石下野,到日本考察。他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他再也上不了台,就打着总司令侍卫长的名义滥借钞票,买房纳妾,大办酒席,搞得当地人怨声载道。后来蒋介石从日本回来,家乡人群起告状,蒋介石十分气愤,把王世和叫来,拳打脚踢,狠狠地教训了王世和一顿。但打归打,还是没有把他赶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侍卫长蒋孝先被打死,还是让王世和担任侍卫长。


术篇第55节 “内臣”还是用自家人为好(2)

    蒋介石还有一个侍卫名叫蒋富寿,是蒋氏大家族的人,为蒋介石工作多年,聚敛了不少钱财。在家乡建了一幢豪华的楼房,蒋介石回溪口发现后,问蒋富寿,“这是谁家的房子”,蒋富寿不敢隐瞒,回答说:“是我的”。蒋介石知道凭借他的薪水是盖不起这样的房子的,便问:“你造楼房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蒋富寿一听慌了手脚,急忙看着在场的宋美龄,宋为他圆场说:“是向我借的”。但宋美龄并不知道房子的造价,蒋介石问借多少钱,宋回答的500元,而这房子至少要5万大洋。蒋介石一看谎言被揭穿,火冒三丈,但又不便当着宋美龄的面发火,只好在事后自我嘲笑说:“看来自家人难用啊!”    
    这是说的几个对蒋介石忠心,但自己又不太争气,利用职务之便聚敛财富的内臣。这对于蒋介石来说,误不了大事。在保证安全、严守机密方面是靠得住的。但也有靠不住的。蒋介石的原配妻子毛氏本家的毛邦初,办事能干,对他器重,任用其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负责组建国民党空军,所有航空器材大都经过他的手,但正是这个亲戚的不轨行为,使得蒋非常难堪。1949年,蒋介石在大陆失败已成定局,害怕美国会冻结其在美国的财产,就让他到美国以私人名义将2000万美元存起来,这样美国在冻结国民党政府的财产时,就能够掩人耳目。毛接受任务后,将2000万美元巨款以他自己的名义存起来,等要钱的时候,毛起了私心,不认这一笔账。蒋介石非常恼火,在派遣特使讨要这笔巨款未果的情况下,在美国起诉毛邦初,毛邦初后来逃到墨西哥,2000万元被他卷走。由此说来,自家人未必都可靠。    
    评析:    
    蒋介石的“‘内臣’还是用自家人为好”的用人准则,是腐朽、没落的用人之道,与他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络有直接联系。另外他这样做,也有特定的政治环境影响。既有保持良好形象的考虑,更从自身安全着想。在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敌我无常,许多显赫一时的人物,在战场上能打败对手,却被对手所雇佣的杀手杀害。当时的军阀头目,都有自己的卫队,这些卫队的组成大都是由自己最亲信的人。例如冯玉祥有枪旅,刘湘有高级卫队,刘湘的卫队全部是由刘姓组成。只有自己所信得过的人,才有可能在长官危急关头,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自己的主人。蒋介石当政,成了众矢之的,何况他自己也搞过暗杀他人的勾当,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更深了。因此,其卫队大部分都是自己家乡人,其领队又都是自己的亲戚。蒋介石对卫队士兵的挑选,往往是亲自过问。由自己点名,加以询问,询问的内容很详细。    
    重用自家人,把选人用人局限在狭小范围,有种种弊端。蒋介石自家人可信、可用的用人准则并不成功。究其原因,在用人上以是否有血缘、亲情的关系论亲疏,搞圈中之圈,其实质是结党营私;而在对待犯错误甚至犯法的人的问题上,对于充任“内臣”的亲戚网开一面,搞双重标准,危害极大。一方面,因处罚的不公会影响法律规制的权威性,也会影响他蒋某的权威;另一方面对亲戚、内臣的问题姑息放纵,不仅不利于其改正,而且还会使其胆子越试越大,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术篇第56节 举贤圈外人,圈内平衡难

    对于想成大事,或成就大事已踞高位者的权谋家来说,在权术运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两难选择,而举贤用能,与力量平衡两者之间的矛盾,属于这类的选择。成就事业,应唯贤是举,不论亲疏,不计恩怨;然而,权谋家想成就大事业,想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还必须有山头,结圈子,结党以营私,这就必然在情感上内外有异,用人上内外有别,圈子具有天然的排他性,而且圈又具有无限可分性,圈内有圈,争斗也是死去活来,在圈内与借用的圈外势力之间,在圈内这个圈子与那个圈子之间的矛盾需要平衡;举贤用能与维系平衡是一种两难选择。    
    事例:    
    蒋介石在权力角逐场,可以说玩平衡术还是有一套的,但在他所用的人中,要想做到熊掌与鱼而兼得之,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重用杨永泰所引起的风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杨永泰,1885年,出生于广东高州府茂名县,幼年父母双亡,由伯父收养。12岁对县应考,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科学制度废除,新式学校兴起后,嗣母把他送到广州求学。在广州不仅受到西方新学的熏陶,而且还受到革命新风的洗礼。在他所求学的学校被解散后,他北上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是当时该系“四杰”之一。    
    1912年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政坛党派林立,这为杨永泰提供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机会,他投身于党派竞选政治的漩涡中,成为活跃的分子之一,先后当选为广东省议会议员、国会议员。    
    袁世凯攫取革命果实,复辟称帝时,他投身于反袁护国的斗争行列。1917年北洋军阀头目冯国璋代总统,非法解散国会后,他又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护法失败后,他革命情绪低落,但参政热情不減,在广东担任省财政厅长、广东省长等职,并参与组织政学会,这个小派别后来发展为政学系。后来东渡日本,在那里接受新的知识、国外的经验,探讨中国建设和改良问题,草拟了不少计划、方案,还撰写了《中国民主政治》一书。    
    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后,杨永泰不甘寂寞,希望能够在蒋介石领导的政治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华,但由于他在所谓议会政治活动期间,长期在北洋政治圈子内活动,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可以挂上钩的人事关系。无巧不成书,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在挖空心思地收罗种类人才。政治利益就这样把两个南辕北辙的人物联系起来。    
    一段时间,虽然杨永泰淡出政坛,由于他是位有相当知名度的政治性人物,尽管杨与蒋介石并不相识,但他的名声蒋介石耳有所闻。    
    政治联姻,如同儿女间婚姻一样,需要媒人牵线。这个牵线人就是黄郛。黄郛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外交总长,深受蒋介石的信任,但此时他与冯玉祥不合,想找人替代。当他向蒋介石提出此意向时,蒋问他有何人可任此要职。黄对蒋说:“海内有奇才杨畅卿先生,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凡吾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吾还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听黄郛所言,蒋介石对杨的兴趣很浓,立即约见。杨永泰与蒋介石见面后,胸有成竹,谈起天下大势,条理清楚,视野开阔,很多见解颇合蒋介石的胃口,蒋真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立即邀请杨担任重要官职。熟悉权术之道的杨永泰已揣摩到蒋介石的用人心态,以退为进,表示不愿为官,声称中国问题太过于复杂,国民党内派系复杂,只愿意以在野之身,为蒋介石尽力。杨的如此回答,使蒋介石更是坚定了请杨出山的决心。蒋介石自喻为刘备,将杨比成诸葛亮。做出当年刘备三请诸葛亮出山辅政的姿态,苦苦相劝。    
    杨永泰看到演戏成功,见好即收,虽然顾及黄郛的利益谢绝出任外长,但应允蒋介石的邀请,担任起幕僚长之职。蒋介石起初对杨以宾师之礼相待,事无巨细,必与之商量而后行之。蒋介石得了杨永泰这个“奇才”,有了一个得力助手;杨皈依蒋介石,也有所获,从此杨开始进入政治生涯权倾一时的巅峰期。作为蒋介石的重要阁僚,是智囊团的首席智囊。杨永泰给蒋出了很多重要的主意,所献之策对蒋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    
    首先,为蒋介石“围剿”红军献策。从1931年起,蒋介石先后对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行三次“围剿”,均被毛泽东领导的根据地军民所粉碎。1932年,随蒋到江西行营任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在蒋介石发动新的“围剿”时,向蒋献了很多计策。在政治上,教育国民党军政官员,“剿匪”不能专靠军事,还要进行“政治改革”;在思想上,向蒋介石建议发起“新生活运动”,想通过这些从政治上孤立工农红军。    
    其次,为蒋介石削弱地方军阀势力献策。在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万里长征,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新的建议:借追“剿”红军之机,蒋介石入川,制服四川军阀刘湘。蒋介石采纳了杨的建议。当红军入川,川军告急时,与刘湘协议,组织督军团,使国民党势力开始深入四川,并于1935年在重庆设立行营,杨永泰以秘书长身份坐镇行营,协助刘湘处理地方事务。    
    然而,正是这个被蒋介石重用、权倾朝野的政治人物,很快就从自己的政治巅峰跌了下来。常言道“人怕出名,猪怕胖”。这个理适用于官场。在南昌行营期间,杨永泰负责处理蒋的事务,不分巨细,所有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须经他先行过目;军政要人来南昌见蒋,也须杨批准。他红得有些发紫,遭到一些要员的妒忌,尤其是遭到以蒋家王朝“家里人”自居的CC派的妒忌。他们在蒋介石面前挑唆蒋介石与杨永泰的关系,而杨永泰是一个老道的政客,越是有人挑拨蒋与杨的关系,他越是借用一切场合和机会表达对蒋的忠心。比如说,蒋介石对在“围剿”红军中打了败仗的将领常欲处之以极刑,下了“手令”,杨私自将“手令”扣下。但受处罚者并不领情,以为自己遭祸是杨向蒋进言所致。杨永泰的秘书为替杨辩白,出示了蒋的“手令”,杨严厉训斥秘书,说,“蒋是委员长,威望不可损伤,我作为幕僚长,应代之受过”。    
    杨的忠心,蒋是心领神会;对于这样的“奇才”爱不释手。可是圈内圈外要平衡啦!如果为了一个政客,而招致众多亲信的不满,有些不合算。为了缓和矛盾,1934年把杨调离幕僚府,派往湖北任省主席。两年以后,杨永泰在汉口被刺客枪杀。    
    杨永泰被刺案发生,引起强烈的政治地震。蒋介石也责令抓捕、查办凶手。然而,这案子只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尽管蒋介石知道到底是哪派势力所为,但找了一个替死鬼,草草收场作罢。蒋实际上默认了CC派排挤异己的行为。    
    评析:    
    举贤圈外人,圈内难平衡的根子在“圈”。自己拉帮结派,立嫡系,搞亲疏,这就人为地设置了用人禁区。因为,派系的圈具有排他性,重用圈外有本事的人,即使对本集团有利,也会遭到圈内人的反对。    
    尽管蒋介石启用杨永泰,受益匪浅,但是在涉及到圈内圈外的利害关系时,权衡利弊,平衡关系,最终还是以疏远杨永泰为结局,而杨离开蒋介石不久,就遭人暗杀,即使蒋介石知道是谁杀害了他,也予以默认。蒋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复杂,正史野史有诸多版本,说法各异,对此事是大相径庭。其实,说来也简单,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杨永泰自不量力,在蒋记王朝内想自立门户,他与熊式辉等人交往过密,被人称为“新政学系”,这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尽管蒋介石竭力维系圈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平衡,这种权术的动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当一种平衡的举动带来新的不平衡,而这种新的不平衡有可能动摇他的统治地位的基础时,那他就会舍末护本,因此,在CC系与杨永泰的角逐中,他的政治天平肯定要向CC系倾斜,“打虎还需亲兄弟”,何况政治上的角逐。因此,“杨案”与其说是杨永泰的政治悲剧,倒不如说是蒋介石用人之术所造成的悲剧。


术篇第57节 嫡系也要严加提防(1)

    性多疑,即使嫡系也要严加提防    
    常言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然而,蒋介石的用人、驭臣术却不然,他用人必疑,疑人可用,用人必防,即使是自己的亲信,圈内的势力,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对他们的提防在某种程度上胜过于对自己政敌的提防。    
    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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