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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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说，既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特殊困难，为什么不先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呢？这个问题，是值得回答的。中国从封建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如果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将只会继续沉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中，或者变成这一个或那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附属国。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国际条件）使中国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必须首先指出这一点：即使经过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是一条“近路”
，中国也没有条件走这条路。
何况这决不是一条近路！
经过资本主义，对于广大劳动人民说来，是经过一条漫长而痛苦的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既然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能够经过新民主主义而直接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怎么会由于害怕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而选择那条漫长而痛苦的路呢？
中国没有能从封建社会转成资本主义社会，近代的中国不但在世界上成为落后的国家，而且遭到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蹂躏，这是历史的不幸。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中国人民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又是历史的幸运，尽管这条道路上有许多注定要遇到的特殊困难。
我们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固然形成一些特有的困难，但同时也带来另外一些特点。经过长期的民族苦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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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斗争，锻炼出了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的团结和艰苦奋斗的传统，这是很突出的；我国工人阶级从来很少受社会改良主义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贵族”阶层在我国是没有的；我国的农民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土地改革运动和合作化运动，同工人阶级结成亲密联盟，对共产党的领导有高度的信任；我国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虽然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但是一般的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他们根据旧社会和新社会的实际生活经验，承认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国家富强；我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在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是通过赎买方式和平地进行的）
后，绝大多数人都能自觉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自愿把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奉献于社会主义祖国，旧社会的其他社会上层分子也是类似的情况，等等。这些特点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又是有利的条件。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当然有助于我们克服那些弱点，但是我们如果不注意克服那些弱点，也不可能充分利用这些优点。
一般说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艰难的事业。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时不能不面临的有些问题，又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转入社会主义社会时所不会遇到的问题（在那些国家里也会有一些我们所没有的问题）。
我们所遇到的特殊问题是些什么呢？
举例来说，就是在全社会，特别在广大农村，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很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文盲大量存在，国民教育很不普及，社会教育设施很少；科学技术落后，知识分子数量少，有较高水平的知识分子更少；非常缺乏大生产和大商业的经验，因而经营管理方法很落后，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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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治上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我国从来没有过。
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法制是以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为基础，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是一种欺骗。但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在揭露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实质时，同时又指出，它取代了封建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固然社会主义不能像从资本主义社会接受社会化的大生产和各种文化教育设施等“遗产”
（这些“遗产”几乎一转手就可为社会主义所用）那样地接受政治制度方面的“遗产”
，但是一个民族有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法制的经验，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是很有关系的。
在我们这里，是没有这种经验的。
我们只有通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在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民主传统，这种传统无疑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就全社会来说，我们必须从清除封建制度的上层建筑废墟开始，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
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１９５６年８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今后全国人民的最主要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个方针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而社会生产力仍处于落后状况的实际出发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除非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在转入社会主义社会时，也可能比别的某些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但是说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落后并不只是和外国相比而言。为了巩固和发展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既有的社会生产力是远远不够的。这是我国的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的状况。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制度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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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立时，不可能已经是健全和完善的。在社会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当然更加不可能。因此，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还继续要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按照我国的国情完善起来。八大虽然没有全面地说明一切问题，但是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当作中心任务是正确的。
社会主义制度确实使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发展。
党中央１９８１年６月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建国３２年我们取得的成就，指出，“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这样，我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建国初年，和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时相比，显然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所走过的道路虽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左”倾错误经历了曲折，遭受过挫折，但是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否认的。
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过程中之所以犯了“左”倾错误，以致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错误，当然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这些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论证。从这种“左”
倾错误中应该得到的重要教训之一是，不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而只凭一些“公式”
（这种“公式”往往是片面地解释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
，如同不能正确地指导革命一样，也决不能正确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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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所要解决的问题，所要学习的东西，所要做的工作，不免特别地繁多、复杂，需要用很长的时期。看不到这一点，以为很快地就能完成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而过渡到共产主义，甚至以为只要靠一两次群众运动就能解决问题，那当然会犯大错误。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当然是对的。指出这一点，对于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毕竟只是最一般的规律。如果不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那就不可能准确地看出究竟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上有哪些东西需要改革。从“越大越公越好”之类的抽象观念出发去进行“改革”
，反而滋长吃“大锅饭”那样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现象。
“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
，是人类有史以来以阶级剥削为基础的社会中的规律，把这个公式用到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起破坏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作用。
“社会主义一定要和资产阶级斗”
，这个公式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灵魂。在这个公式下，既不区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时期，也不对于似乎可以加上资产阶级帽子的种种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甚至乱戴这个帽子，其恶果是我们已经看到的了。在社会主义时期，对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破坏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势力，当然必须打击。但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学会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其中有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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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如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有些东西（如大生产的经营管理方法）虽然有阶级的烙印，但也必须仔细地鉴别、分析、吸取和改造。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商品生产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到最高度（比起以往的社会来）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过在未来的社会中将消除商品生产。
但是中国的实际并不是商品生产已经很发达，而是还很不发达。脱离这种实际 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当成可以任意套用的公式，只能起妨碍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作用。
“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口号。其错误固然是在于事实上所打倒的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权威，正如同在“走资派”的帽子下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一样。但还可以设想，如果真是有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学术权威，那么无产阶级应该对他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防止他的世界观发生影响，用适当的方法帮助他改造，而同时认真地向他学习，把他的学术学过来，或者批判地吸收下来。既然他是权威，为什么不应该向他学习呢？可以用革命的群众运动来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政权，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可以也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打倒“学术权威”。
考虑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学术权威不是很多，而是太少，这样的口号就更显得荒谬了。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些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规律。只靠这种一般规律，人们所能知道的至多也只是如同前引恩格斯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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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３３
的前进的出发点和进一步发展的总方向。不把一般规律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是办不了事的。如果根据一般规律而设想出“纯洁”的、“完美”的社会主义，从“纯洁”
“完美”的抽象概念出发，就只能得出脱离实际的指导方针，就只能把本来可以做好的事做坏。
“文化大革命”
既对现状作了错误的估计（似乎到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
，又似乎以为，只要靠群众斗争的一次两次冲锋就能全部改变现状，创造出最“纯洁”
、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当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
马克思在１８７７年的一封信中，提到当时德国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
为此，马克思慨叹地说：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４卷，２８１页）
我们这里说的“左”倾错误也供奉了一些“女神”。它所供奉的虽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女神，而是“最革命”的、“最纯洁”的、“公平”的社会主义的女神，但这二者同样使社会主义丧失了它必须具有的唯物主义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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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毛泽东同志为使中国革命的理论建筑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曾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总结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独创性的经验，由此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虽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产物，但毛泽东同志所起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长期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他的晚年，由于过多地信赖以往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具体经验，较少去认真地研究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而逐渐背离他历来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由于背离这个原则，当他自以为是开辟一条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时候，实质上却是被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和公式中。从这里，后人可以得到极其深刻的教训。
要纠正这些“左”倾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上正确的道路，很明显的，就是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传统，也就是要恢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传统。要坚决地捍卫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同时又要敢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这样做的。从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步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党和国家在各方面工作中所实行的方针、政策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我国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好形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经坚定不移地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这不是简�
